几个关于《地下室手记》的例子

前些天，我一个大学同学发说说，说自己和一些朋友去网吧包夜五连坐通宵了。我一个只去过一次网吧的人自然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法。我以此事例分析一下理性对自由的自以为是的侵犯:

众所周知，熬夜尤其是通宵对于健康是高度有害的，而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是追求健康的，如果对此用理性加以分析并以【定律】的形式表达出来，大概就是:健康对人类是有益的，所以人应该尽量追求健康。而健康是不是最终的目标呢？显然不是，“快乐”才是，但是快乐是以健康为基础而且按照这种理性的计算显然是活得越长快乐总量越大，而且不健康会带来痛苦减损快乐。至于那种“偶尔熬夜对健康损害不大完全可以事后弥补”的论调，很明显是没有搞清楚理性“必然性与确定性”的特点，如果理性认同了偶尔的放纵，那么它就认同了之后各种可能的放纵，要么它就必须在定律里加上别的明确的限制词，否则都有损于它【墙】的特性。

但是显然，在理性的判断下，我举的这个例子显然是没有资格构成例外的，因为理性会说:“他们完全可以第二天下午在网吧五连坐同样的时间，嗦同样的粉，泡同样的面，而今晚却睡了个好觉，但快乐的总量却是一样的。”，自然，表面上看计算的结果确实无甚差别，但我的同学在说说里还说“生活嘛，有时就得找点乐子，领略不一样的生活”，显然，他指的应该是偶尔熬夜的刺激感。理性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刺激或干脆加以贬低，说这是低级的趣味，即使不如此，它为了维护自身【墙】的完整也必然判断说为这种刺激是不值得牺牲健康的。但我就想问凭什么?你凭什么就这么自以为是地确信这种刺激一定比那一点健康价值低下?在价值多元的现代，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不是必然确定的。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事实上我这位同学也是这么认为的）健康此时可以屈服，那么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也会有别的刺激战胜健康，这堵墙也就逐渐土崩瓦解了。甚至于最后，有没有人甘愿为了别的什么东西放弃健康甚至生命呢？回到现实，我的结论不过如下:【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不应该打着“为谁谁好”的名义侵犯个人自由，因为理性根本就不能判断什么东西对每个人是最好的或者每个人都需要什么】。这种理性的自负可以上溯到启蒙运动，自以为理性万能，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理性，理性可以创造完美的社会。直到后来的极权主义，一个企图统一宇宙的意识形态，最根本的逻辑都不过是自以为自己认识到的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人在真理面前不得不下跪。但是，人终究不是一个一按就发出固定频率的音的钢琴键。

现在让我们给那条定律加上一个明确的限制词:造成实质损害的。偶尔熬夜一次可能还没有什么长期伤害，多泡点枸杞睡几觉就缓过来了。但是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一对男女陷入爱河，他们工作都很忙，但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于是他们连续半个多月每天都用手机聊到晚上十二点多才睡觉。很可能这已经造成了具有症状的对健康的损害（比如黑眼圈、激素水平的改变等），但应不应该【强制改变】他们?不应该，只应该等他们中某一方认识到这样做对健康的伤害后自行改变做法。而这半个多月的熬夜聊天所带来的东西是否就真的比不上健康?（他们工作很忙所以如果晚上不聊聊天内容必然会缩减）我看未必。

以上主要针对的是对极权主义的未来的反驳（类似《美丽新世界》这种理性设计完美社会的设想）。但是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总是和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红色高棉时期拆散了家庭，因为波尔布特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表现，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我们必须【强制】人们脱离家庭生活。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极左的做法显然是忽略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的。但即使我们假设gczy真的能实现，而某一天人类真的踩在了通往gczy大门的门槛上，这时可不可以用【强制甚至暴力】帮助人们一步迈过去这道门槛?我的答案依然是不可以，应该让这一切自然发生。

归根结底，我的价值观中最根本的一条不过是:【我们应该保护个人自由免于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强制，哪怕这种强制是出于“好意”。同时，这种自由应该包含做那些在一般意见或多数人看来不那么明智的事情的自由】，而原因就是【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认识人类的全部或规划出完美的生活】。举例说明就是我一直反对印度、新加坡等国的自杀未遂罪，自杀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人与大多数文化中都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常见的说法无非是“活下去、挺过去总会变好的”或者“自杀的人都有心理疾病”诸如此类，从而让“正常”永远站在自己这边。但是否自杀就一定是一时冲动或者人永远都应该向往活着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深思熟虑了好几年仍然认为活着没什么意思而检查也没有抑郁症之类的疾病呢？但我们这里不考虑这个人有小孩要抚养的义务，我们假设他没有小孩，那么就不应该设立这个罪，我很庆幸中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