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一所大房子

外公的童年住宅，位于圣路易斯中央西区 Pershing 大道

2.

外公罗伯特·梅里韦瑟·埃文斯出生于1934年，正值美国大萧条期间，童年时代在圣路易斯中央西区 Pershing 大道的一栋房子里度过。“垮掉的一代” 作家威廉·柏洛茲（生于1914年）儿时的住宅也在这条街上。1997年2月，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进行横穿美国的公路旅行时，曾经路过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城，拜访老友柏洛茲。八十三岁高龄的柏洛茲每天喝酒嗑药，满嘴胡言，吓得哈维没有给他看爱因斯坦的大脑，担心脑瓶子被他摔碎。柏洛茲半年后在劳伦斯因心脏病去世。

他们虽然在同一条街长大，但我敢打赌外公根本不知道柏洛茲是谁，即使知道了也会假装不知道：“一个酗酒嗑药、吊儿郎当的嬉皮士，伤风败俗！” 或许柏洛茲所代表的反主流文化正是外公后来搬到郊区的原因呢。

中央西区是我最喜欢的社区之一，那里的石砖房结实、古典、庄重，树干粗大、枝叶繁茂，秋高气爽的时候追着焦黄松脆的落叶狂踩一通是我很喜欢的消遣。这个社区产生的名人除了小说家威廉·柏洛茲，还有诗人T·S·艾略特（“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和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小区旁边就是著名的森林公园，面积几乎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2016年6月11日，我和亨利就是在森林公园的“珠宝盒”里举办婚礼晚宴的。“珠宝盒”是一座透明的 Art Deco 温室建筑，里面常年养着绿植鲜花，为我们省下不少婚礼的花卉开销呢。夜幕降临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从外面透进来的深蓝天光，那是我在自己的婚礼之夜偷看来的最美的景色。虽然从照片上看我和亨利的婚礼完美无瑕，人人笑容绽放，但我们至今谈到婚礼还会吵架。

中央西区呈现了我童年梦想中最美好的生活图景。小时候听孙燕姿的歌，现在还能哼：“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好像以前用功读书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终极梦想：拥有一栋属于我的大房子，把每一个房间都塞满我的东西和想法，当然还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当初来美国读研就是为了把这个梦做完，没想到天还没亮我就惊醒了。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向往大花园房子了。

在纽约学习生活的四年里，我慢慢发现自己的童年梦很有可能是改革开放时期批发制造出来的，显得稚拙并且缺乏创意。我的非中国朋友们就都没有做这个蠢梦——他们似乎都忙着为无私的人类事业而奋斗，比如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权夺利，幸运的话不仅能帮人帮己，还能名利双收。至于我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梦，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公之于众，它就含羞胎死腹中了。为了显示我的精神生活并不贫困，我开始关心环保和人权，尽量过低碳、简单的生活，最近还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提议激动不已。蓦然回首，我已经变成了小学教科书中常提到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的想法在多年的移民生活中不断受到冲击，可见我是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然而，童年的梦想还是有它温暖持久的吸引力。我至今喜欢在绿油油的社区里走走停停，看看漂亮房子、摸摸花草嫩叶、偷窥窗子里的人家。我结婚前一天的早晨就是和两个闺蜜在中央西区闲逛度过的。

我的闺蜜专程从中国飞来当我的伴娘。我拉着她们在暑气升起前的晨光中一边散步一边用普通话和家乡话叙旧，感觉轻松无比。在异乡生活多年，我虽然一直感觉很孤单，但没有笨到用困扰自己的问题来连累正在倒时差的闺蜜，那显然超出了我们友情应该承受的范围。我试着从她们的目光里打量我现在的生活，明明就是化茧成蝶的成功典范，我甚至感到一阵幸福感漾过全身。

我和亨利曾经四处寻找外公的童年住宅，找到的时候又惊又喜。我常听外公谈起大萧条期间家境困难，没想到他老家这么气派（题图），在我看来简直是历史豪宅。那是一栋大约建于20世纪早期的三层红砖房，二楼正面有一个白格子凸窗。我幻想在窗前摆放一架斯坦威三角钢琴或者一张《百年孤独》里常写到的吊床——亨利哪怕把所有琴键都敲烂也不会收到素未谋面的邻居从门缝下塞进来的威胁信，像他在布鲁克林的小单间里曾经历过的那样；而我则会在许多懒洋洋的午后躺在吊床上看书、听音乐、和爱人亲吻，直到阳光把我的眼睑揉得发痒，睡意袭来、书本掉在地上的时候我也无需担心被班主任点名扣分。我平时就是喜欢这样胡思乱想。

我和亨利忍不住查了一下房产网站 Zillow，发现外公的老家前些年以七十多万美金售出——这个价格在我的老家（浙江中部四线城市）能买一套中高端社区的二手公寓，和我爸妈前几年卖掉的墙皮脱落的三室一厅的套房价格差不多。当小时候的梦想变得比小时候住的房子还要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变了。

让我困惑的是，外公的老家比他的新家要豪华，而我婆婆家比外公家还要简陋。三代人，一代比一代远离市区（在他们脑海里或许是远离 “黑人和罪犯”），房子愈发失去历史厚度和建筑美感，人的穿着也从礼帽手套变成沃尔玛T恤和宽松短裤。而这一切变化似乎并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我早就开始怀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那一套了，什么“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对这个美国天主教家庭根本不适用。

外公的原生家庭勉强能够维持温饱，拍起全家福来却有贵族风范。外公做了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律师，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条件，而七名子女长大后都成为了医生、律师、博士、高管，或者嫁给了医生和教授。我婆婆选择了离圣路易斯40分钟车程的圣查尔斯小镇上的一个皮肤科医生为自己建立广阔的家庭版图——她早就计划好要生一堆小孩了。

照理说三代以后的生活图景应该是 Pershing 大道的21世纪升级版，但现实在我看来恰好相反。亨利的童年仿佛是在中世纪的牢笼里度过的。家里虽然抬头低头都是人，但是亨利找不到人说话，只好对着一只老乌龟自言自语，或者关在地下室做木工。多年以后，他在那间木工室里亲手制作了一副国际象棋盘送给我当新年礼物，深色用的是胡桃木，浅色是白杨木，风格是包豪斯。我还因此为他写了一首诗。

我和亨利六年前在纽约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的：“我爸妈有九个孩子，七个亲生，两个领养，我是长子。对，我爸妈是极其保守的天主教徒，每天去教堂。我爸是皮肤科医生，有自己的诊所，他的病人都是被太阳晒伤的郊区白人老妇女。”

我后来意识到我童年的花园房子梦或许是被亨利一人碾碎的。他反感郊区有意无意的种族隔离、千篇一律的住宅、百无聊赖的生活和虚情假意的客套话，喜欢大城市里歪歪斜斜的老街区和操各种口音的异族邻居——他选择和一个外国人结婚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走在各大城市的街区时，他总能说出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并幻想有一天能在布鲁克林某个地铁口附近买一套/栋破房子，自己来翻修个底朝天，并要把小孩放在国际化环境中进行放养，这一点我们一致同意。

亨利曾经梦想当一名建筑师，甚至为此读了一年建筑学院。但是大一圣诞节回家时，亨利听某个叔叔好心劝他，大意是：“同性恋才去搞建筑，真男人要去搞工程才能赚钱养家。”亨利竟然迫于压力放弃了建筑学院，转去工程学院。虽然如今他有自己喜欢的机器人事业，但是想起陈年往事还是懊恼不已。为了弥补艺术方面的缺失，他在今年暑假参与了纽约大学开设的远程 ITP Camp，和各界创意人士交流过后，精神大振。

我和亨利在恋爱一年后订婚，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家人。我们订婚的消息把亨利全家人都惊呆了。首先，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亨利也不太在家人面前提到我。其次，亨利当时才24岁，在这个年龄定下终身大事连亨利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有改邪归正遵守天主教早婚早育信条之嫌。再次，我们坦白交代订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我的签证问题——这个问题太摧残人性，须另写文章一吐为快。

此外，我是个不信教的中国女子，那年感恩节还主动邀请亨利去波多黎各的加勒比海边和热带雨林里度过了一段热恋时光，没想却让亨利他妈以泪洗面四个月，差点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教旨判定婚前性行为是罪孽，避孕、堕胎也是罪孽，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无一例外。特朗普利用最后这一点，轻松赢取了亨利全家人的选票。

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亨利至少没有带一个男孩子回家。我终于体会到了作为女人的性别优势。

我就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在2015年圣诞节第一次去见未来公婆的。好在我的公公是个老好人，亲自来接机，点头哈腰的把未来儿媳妇讨好了个够，好像是为了提前补偿我见到婆婆后将遭遇的冷眼。公公后来还为我开了治疗青春痘的方子，轻松消除了我多年长痘的困扰。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冒痘的很大原因是婆婆，但公公没有问，我也就没有说。对我而言，所有健康问题都是心理问题，但美国医生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所有心理问题都是健康问题，都能通过医学来解决。

我第一次见到婆婆时，她正在车库里忙碌，看到我略有闪躲之意，我迎上去轻快地和她拥抱了一下，她的身子很僵硬。我一进门，闻到的是小妹妹养的小鸡小鸭小仓鼠的气味，看到的是类似野营基地一样的开放客厅，琳琅满目的塑料玩具堆在棕色地毯上，黄白相间的灯泡胡乱照着角落桌子上摆放的耶稣雕塑、各种圣像、五颜六色的蜡烛和宗教书籍——婆婆坚持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到高中。亨利的弟妹们你追我赶，公公慌忙解释：“我家其实就是一个儿童乐园。” 婆婆忙着张罗一切，没有一刻停歇，不难看出这个家是围绕她的意志运转的。

婆婆穿着简朴、身材瘦高、五官端正、手指关节突出、动作迅速。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每天的日程似乎早几个月甚至早几年就排满了，因而无暇顾及长子的婚事，然而她还是不计前嫌地接纳了我这个天外来客。

我的行李箱里装着我在杭州买的高档真丝刺绣披肩，是我专门为婆婆挑的见面礼。虽然她接过以后表面欢喜，我知道她在我走后是一定不会拿出来戴的。闲适和爱美对她而言等同于懒惰和肤浅、甚至是罪过；全心全意、毕恭毕敬地侍奉上帝和家庭是她的天职。我发现自己的穿着过于浮华、口红也显得刺眼，她一定在心里又给我扣了好几分。

我正感觉自己无处安身时，发现外公坐在餐桌一角，看起来对我充满了兴趣。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见到我还是振奋起来——不知道他上一次见到一个中国人是何年何月。外公对家人好话不多，喜欢呆在自家地下室看历史频道节目，几个星期不见光，外婆一日三顿把食物端下去再拿上来。但是一有外人来访，外公就来了劲，拄着拐杖从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甚至还不忘梳两下稀疏的白发。那天，他就是特意到我婆婆家来看未来外孙媳妇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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