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秘辛：江苏人民出版社与译林出版社的隐秘往事（2012—2019）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东厢房”，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公众号哟！这篇文章的作者徐海先生，现任凤凰传媒总编辑，在此之前，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板凳已经准备好了，西瓜已经端上桌了，领导爆料，绝对可以让你在疲劳的周四振奋一番。下面，就请大家尽情吃瓜吧，看看大江苏两个兄弟社之间的小心思。小编很期待：人民社什么时候和译林社组个CP，一起出道呀！

我现在是凤凰传媒总编辑。我们旗下有十余家出版单位。我和他们所有的负责人（对，一个不差）和很多员工都是朋友，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但是，那是因为我现在是凤凰传媒总编辑。在此之前，我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我只爱苏人社，我和每个编辑、发行人员都是朋友。这一点都不假。因为我有该死的做事太细的毛病：我知道每个编辑春夏秋冬每时每刻手头各自在干什么事，知道他们的进展；还有，我几乎和每一个编辑（对，每一个）都共同干成过一本书，跟很多编辑基本共同编辑过两本以上的书，除非他们实在扶不起来。我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让他们策划这种书、策划那种书。他们的修养如此地好，从来没有顶撞过我，但他们手头实在太忙，有时候不能完成，我于是非常失落。好在我脾气不错，我在苏人社七年间，只失控发过一次火。但此时如果我想要做的事没能在苏人社做成，而是在别的社干成了，并且很快，我就会对别的社产生羡慕和嫉妒。对别的社和本社同时产生恨，恨久了变成了仇——而这一切，缘于我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狭隘和自私的爱。

译林出版社是我长期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尽管他们的社长顾爱彬是我尊重的师兄和职业出版家。译林早已不仅仅干世界文学这一件事，他们已经大规模和有成效地干人文和社科出版，这和江苏人民干的事高度雷同。大学者刘东1/3世纪以来干了两件前无古人、后可能无来者的事：一个人（对，光杆司令一个，没有假模假式的编委会）帮江苏人民主编了200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帮译林主编了近150部人文与社会译丛。他去年得了韩国坡州亚洲出版人奖，我的黄粱美梦是他能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估计难。每次刘东到南京来，不是在我这儿吃饭，就是在顾爱彬那儿吃饭。刘东在我们这儿是吃请，偶尔在他南大同学那儿是请吃——他们总以为刘老师的稿费可以不上交。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013年底是我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第二年，经济状况极度堪忧。我爱人知道，我在苏人社最初三年的11月起，每晚都很难入睡，罗衿不耐五更寒，因为那个比天还大的指标实在难以完成，我一想起那指标就会惊醒、浑身冷汗。领导不会考虑你是刚从机关来、有没有摸到出版门边的因素。三年过后，我才大大叹了口气，没有一年为钱愁，脑子里再也没有过指标的概念——脑子里只充满一个个选题。

这个时候传来了艾丽丝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天大好消息。所有人都知道，门罗的版权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于是订单雪片般地飞来。

但是，门罗版中国版权代理机构正式通知我们不得出版！这对当时的我无疑是晴天霹雳！我们的版权还没有到期，还有一个月到期。那时，我们加班加点，将门罗的作品全部编辑完毕，即将发往印厂印刷，并印出了几套试读本。版权代理公司告诉我们，在苏人社版权到期前，门罗作品版权已授予译林出版社。这样，译林出版社即将有版权却没有译本，苏人社有译本却即将没有版权，两个兄弟社面临激烈的竞争却要合作，在集团领导的协调下决定共同出版：译林承担所有前期费用并与苏人共享收益、苏人说服译者转让翻译出版权。那段时间我痛苦不堪，译林社派了五个人到901与我交涉。我咽下了苦水，和顾兄签署了丧权辱社的“百子亭条约”——从那时起，我对译林恨到了极点，同时对苏人也恨到了极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细节不谈，我对出版社同仁讲，门罗的书再赚钱，我也一分不会去要了。从此我开启了对苏人社的全面革命。

胎死腹中的苏人版门罗小说

苏人社是个老社，动作“优雅”缓慢，慢条斯理，哪怕是地震来了她也会比别人慢跑一步。凤凰集团每年举办龙舟赛，几十个单位参加，我每年带苏人社参赛，有一年终于获得倒数第三名而不是倒数第一、第二名，大家欢欣鼓舞，而我们社委会全体高龄成员几乎全部老泪纵横。

左起：王溪、戴亦梁、朱环宇参加凤凰集团龙舟赛

后来，译林和人民为《拉贝日记》的新版也发生过矛盾，都在董事长和佘江涛通知下一一协调，我和爱彬各为其社，双方互不买账。现在想想真后悔，爱彬是德高望重的全国资深出版人，且是我师兄，又住在一栋楼，而且我经常开车带她女儿与我女儿一起到中学上学（我女儿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都是我送的，从自行车到小金鸟到小天使再到汽车，最后用飞机送出国留学，而我从未在早晨看见过老顾送娃）。当时两个人如果气成心脏病，我们俩在小区里一瘸一拐地见面，有什么意义？苏人是个老社，不紧不慢，一桌美食细嚼慢咽；译林是个朝气蓬勃、胃口极大的新社，什么都想啃，冲突难免。

2014年，我和我社的张凉主任和译林的姚燚、赵薇一起参加伦敦书展。我看上了Willy新出版的Why We Build？，因为里面有世界上最新建筑的评价（包括北京的CCTV大裤衩和人民日报的怪造型）。我回来让出版社快买版权，买了两年还没有买到；我到天津我们专门做建筑规划的凤凰空间去谈事，让他们查询，很快就查到，说被人买走了……2016年，戴亦梁主任正在编《社会思潮怎么看》（王燕文部长主编，选题独特，三年来卖得好极了，一印再印），她和我谈到俄国19世纪晚期民粹主义思潮的问题，我让她赶紧去组织一部类似的书稿，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民粹主义正在对冲全球化——全球化明显到了尾声。她也答应了……然而，第二年凤凰集团把她派往美国学习了……

在这种情况下，请您使出吃奶的力气，分析一下，我离开苏人社到股份公司，今年刚刚看到译林社出版的《我们为何建造》和《什么是民粹主义》时的心情，是暴怒，还是高兴？是哭笑不得，还是心静如水？

我现在冷静思考，我对译林从爱到恨，并由此生出来的对人民社的恨，都是缘于我狭隘的心态、容易嫉妒的小人心理（如同嫉妒“佘江涛的江和涛”后迅速开办“东厢房”一样），以及爱彬兄所向披靡、咄咄逼人的作风。我到股份公司后，袁楠和我共事，革命友谊颇深，她后来又去译林做了总编辑；庆文虽然强悍且猛，但因为当年和我都是较弱单位的跋涉者，共同点颇多；老顾本质上和我有共同的阅读趣味，只要是我们租型的政治理论读物，我总是第一时间送他，比如《胡锦涛文选》《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十九大文件辅导读本，他总是喜笑颜开、津津有味地阅读，他也会把我喜欢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样的书第一时间送我，而我则是眉头紧锁地看——我们俩大量地换过书，不该不好；接我当总编辑的建明（板凳还没坐热就到了二线）、保顶二兄都是谦谦君子（建明是南大哲学博士，保顶是史学博士——都是故纸堆里出来的，性格温和，而不像我是法律系出身、且是硕士，权利意识强、好强争胜），人民和译林的争斗基础不复存在。人民这几年也不做文学了（《老杆子》是我冲动时出版的、现在还经常冲动——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一个老杆子），大规模加大了人文社科原创的开发，而译林也在世界范围寻找新题材，显示了全球影响力。梁勇董事长要求的专业化方向的努力成果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