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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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惟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君，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遂至狂泉酌而饮之。于是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 《宋书·袁粲传》

文秀才、武秀才和一村姑过河，船家要三人说出“尖尖”“圆圆”的顺口溜，说不出的人除付所有人的船钱外，还得帮船家摆渡一天。两个秀才会心一笑，连声说好，村姑着急过河，只好同意。武秀才先说：我箭儿尖尖，弓儿圆圆，一箭中个武状元。文秀才接着说：我笔儿尖尖，墨儿圆圆，一篇文章中个文状元。三个男人齐刷刷看着村姑，村姑微微一笑，脆声说道：我奶嘴尖尖，肚儿圆圆，一胎生三子，文武二状元，老三没出息，只好去划船。——《川北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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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6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饮酒一盏，醉中作诗一章，题为“八十自寿诗”。诗曰：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此二句仿放翁作七十书适诗）剧怜独脚思山父，（日本传说有山父，一目独足，能知人意）幻作青毡羡老狸。（老狸能幻化屋宇容八叠云）对话有时装鬼脸，（近译希腊路喀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詼谐之作，已成二十篇，凡四十余万言）谐谈犹喜撒胡荽。（古时出语不端谨，宋时人称为撒园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去年一月予年八十矣，三月六日独酌径醉辄写。八旬敢云自寿，聊以自嘲。丙巳一九六五年冬至后一日，知堂写此，盖已八十有一矣。两天后 （3月8日），他将这首诗随信件附寄给了龙榆生、俞平伯、柏泉。为了更好地说明诗句来历及寓意，他又特意写了一份更长的说明书。文曰：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魑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又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僵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清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喀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中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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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二十年前，我到过杭州，只住了两天。那是旧历的二月初，在西湖上我看见了嫩柳与菜花，碧浪与翠竹。山上的光景如何？没有看到。三四月的莺花山水如何，也无从晓得。但是，由我看到的那点春光，已经可以断定杭州的春天必定会教人整天生活在诗与图画中的。所以，春天我的家应当是在杭州。 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在那里，我虽然只住过十天，可是它的幽静已拴住了我的心灵。在我所看见过的山水中，只有这里没有使我失望。它并没有什么奇峰或巨瀑，也没有多少古寺与胜迹，可是，它的那一片绿色已足使我感到这是仙人所应住的地方了。到处都是绿，而且都是象嫩柳那么淡，竹叶那么亮，蕉叶那么润，目之所及，那片淡而光润的绿色都在轻轻的颤动，仿佛要流入空中与心中去似的。这个绿色会象音乐似的，涤清了心中的万虑，山中有水，有茶，还有酒。早晚，即使在暑天，也须穿起毛衣。我想，在这里住一夏天，必能写出一部十万到二十万的小说。

假若青城去不成，求其次者才提到青岛。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不过，春夏之交，它有雾，虽然不很热，可是相当的湿闷。再说，一到夏天，游人来的很多，失去了海滨上的清静。美而不静便至少失去一半的美。最使我看不惯的是那些喝醉的外国水兵与差不多是裸体的，而没有曲线美的妓女。秋天，游人都走开，这地方反倒更可爱些。 不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冬天，我还没有打好主意，香港很暖和，适于我这贫血怕冷的人去住，但是“洋味”太重，我不高兴去。广州，我没有到过，无从判断。成都或者相当的合适，虽然并不怎样和暖，可是为了水仙，素心腊梅，各色的茶花，与红梅绿梅，仿佛就受一点寒冷，也颇值得去了。昆明的花也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的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好吧，就暂时这么规定：冬天不住成都便住昆明吧。 在抗战中，我没能发了国难财。我想，抗战结束以后，我必能阔起来，唯一的原因是我是在这里说梦。既然阔起来，我就能在杭州，青城山，北平，成都，都盖起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自己住三间，其余的留给友人们住。房后都有起码是二亩大的一个花园，种满了花草；住客有随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气的赶出去。青岛与昆明也各建小房一所，作为候补住宅。各处的小宅，不管是什么材料盖成的，一律叫作“不会草堂”——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所以永远“不会”。 那时候，飞机一定很方便，我想四季搬家也许不至于受多大苦处的。假若那时候飞机减价，一二百元就能买一架的话，我就自备一架，择黄道吉日慢慢的飞行。 ——老舍《住的梦》

毛尖：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的结尾，失恋的阿远回到故乡，他用经历了伤痛的眼睛看故乡，故乡也用全部的柔情回望他，青山绿水，岁月悠远，阿远可以继续生活，观众可以继续生活，但我们知道，阿远以后还是不会留在家乡，就像“风柜来的人”，“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也像回到故乡的高加林，其实是带着更多的高加林离开了故乡，涌到声名狼藉的城市。而在相对论的意义上，故乡，就是为我们这些高加林准备的，对于我的爸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槐树路的父老乡亲，是无所谓故乡的。所以说，故乡总是和热泪连在一起，如同信天游唱的，“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而故乡的分量，好像也只有通过一代代青春的热血献祭，成为我们最后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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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有一阵子，余华和莫言在北京暂住。史铁生常常摇着轮椅去看他们。到了门口一喊，余华跑出去背他进去。几个人光着膀子，通宵聊文学，累了就铺席一睡。住的附近有一片农田，到了天黑，余华和莫言摸进去偷黄瓜。回来的走道里有水缸，余华将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一洗，给史铁生送去。史铁生咬一口，哎呦，一辈子没吃到这么新鲜的黄瓜。余华得意地说：要知道，这黄瓜从我们摘下来到进你嘴里，还不到10分钟。

80年代，巴金看到《收获》杂志销量百万，他害怕文学承载不起社会责任，担忧地说：这很可怕，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一天，余华走在街上，瞥见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是“作家被打”。一看，发现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余华跑到云南去看洪峰，见面就来了一个拥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余华一问才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洪峰伤心地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那么多东西，试图改变这个国家一些人的想法。但发现很扯，人们几十年前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从那以后，洪峰转行做电商，和当地的农民合作，卖手工品、猪肉、鲜花饼等等。到2016年，他仅手工品的销售额，一年就达6000万。当地的农民也在他的产业链里富裕起来，每年能收入好几十万。他荒诞地说：当了那么多年作家，感觉自己没有用。现在，我终于感觉自己有点用了，至少能让农民手里有俩钱儿。

编辑杨葵找阿城，想出版他的旧作，问有什么要求，指望不指望畅销。阿城叼着烟斗，想了半天，才撂出一句话：把书脊弄笔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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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

《师哲回忆录》：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陈之藩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后来寄支票感谢胡适。胡适回信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蒋介石怫然变色，气得全身发抖。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的，结果成了“聆训”。蒋在当天日记中愤慨记录：“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当年，胡适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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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乡镇卫生所工作的日子里，余华偶然读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深情地形容道：“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1986年春天，余华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卡夫卡小说选》，那是整个书店的最后一本卡夫卡，却被同去的朋友抢先买去。他一路追到朋友家，憋了很久，说：“我有一本《战争与和平》。”终于，他用托尔斯泰把卡夫卡换回了家。读到《乡村医生》时，他恍神愣了半天，然后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随之他写出了一篇残酷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暗自得意：“这篇文章发表后，朱伟（《人民文学》编辑室主任）就会来找我！”朱伟找到他，第一次见面讨论的话题是：古人的想象力与叙述之简洁。

1988年，刚刚翻译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韩少功，决定远赴新成立的海南省。受“新建一个‘精神意义’之岛”的理想感召，他创办了市场化杂志《海南纪实》，首期卖出60万册，开杂志实现经济自立之先。在韩少功的带领下，这个杂志文人小团体很像一个理想主义公社——有公约，遵循民主、按劳分配等原则。可惜一年后，乌托邦散伙。原因是：公约无力阻止团队在创获财富后产生的分歧。

马未都说了件事：2005年，王朔窝在家里写《我的千岁寒》，看见门口一个修自行车的特别讨厌，一看见他就写不出东西来。于是，王朔从家里拿出了3万块钱，给那修车的说：“这3万块你拿走，到别的地方修去。”人走了，王朔后来不放心，还问马：“他不会再回来吧？”马未都说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马未都在节目里说：“我估计他啊，手上就3万块零几百，都给那人了。那时他精神上就有点恍惚了，正常人谁干得出这种事啊？”

正是这块磨砂玻璃，让女孩和世界之间产生了疏离。一个奇妙的瞬间，仿佛隐喻了每一个个体在现代城市里的处境。很多人都想不到，拍摄这张照片的，是个未曾接受专业训练的菲佣。2015年，在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摄影大赛，哈姆丹国际摄影赛上，这个名叫Xyza Cruz Bacani的姑娘用这幅扫街作品，击败了另外60000位摄影师，拿下第一名。评审之一Adamopolulos直言，从无数相片中一眼挑出这张作品，因为相片的情感非常触目：“甚至是女孩手指摆放的角度和方向，都流露着满美感，这需要有相当的天份和经验，才能预知女孩的动作并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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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说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刚回去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你知道在北京，在中国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生活下去。一个人如果认识什么人，那是他的资源，可没有关系的话，就跟那个民工一样。

10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幻听，以为听到狼叫，吓得号啕大哭。当时正在犁地的老农夫马列伊，赶紧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许多年后，老陀回忆道：老农夫马列伊使我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的农民的心灵里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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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又称嗨爷，取自《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拜关二哥，不忘袍泽之义。袍哥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组织信条；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序辈，其中以“仁”字辈为最高。袍哥的组织结以行一为总龙头；行二：圣贤（开山时书写关圣牌，护圣赞圣为其专职），又名春秋，亦名提调；行三：桓侯（开山时斩草，赞剑为其专职），又名当家，有专管钱粮者，亦名钱粮或钱台；行五：承行（训练同班兄弟），执法（惩戒），红旗（交际），黑旗（审查），帮办（助手），中点子（闲缺）；行六：护律（禁条），巡风（巡逻），又名蓝旗；行八：纪纲（管红棍等刑具）；行九：挂牌（提升或处罚）；行十：辕门（报告）；行幺：凤尾（入社会最久者，开山时凤尾带路，凤尾可不必提升，即转为龙头），大老幺（服一切杂务），小老么（外围，尚未正式加入）。入会不分贫贱富贵，遇事皆齐头并进，成员遍布三教九流，为地区的和平自治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刘晓庆的外公就是仁字辈的嗨爷，丰盛古镇的仁寿茶馆就是他的堂口，十全堂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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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厌胜五行：西方庚辛金——大钟寺，东方甲乙木——神木厂，北方壬癸水——昆明湖，南方丙丁火——良乡昊天塔，中央戊己土——景山。

民国北平旧书铺，除售书外，还留有几张八仙桌，预备人去看书。想看什么书，就给送到桌上来。想研究一个东西，记不清应看何书，掌柜会给你开书单。他铺中没有的书，他可以帮你转借。想吸烟，有学徒帮你装烟；想喝茶，有学徒给你倒茶；看书老饿了，可以帮你代买点心；常看书的熟人，他还可以请你。你在家中看书，给你送去，看完不买也没关系。有难觅之书，他还可以代借，代还，看完他便取回，也不要钱。光看不买岂不赔钱吗？掌柜说：书铺的买卖，道路最窄，平常人不但不买，而且不看。所来往的，只有几个文人，文人没钱，也应该帮帮他们的忙。而且常看总有买的时候，倘他介绍一个朋友，做一批大的买卖，也是常有的事。这哪能说白看呢？书铺掌柜不但有道德，且还有学问。关于目录之学，比读书人知道得还多。张之洞说，读书人要常到旧书铺中坐坐，就是这个意思。

醒木有“七木归源”“九木归源”“十三木归源”等不同的说法。王决《曲艺漫谈》十三木： 皇帝、君主用名“龙胆” ；皇后、娘娘用名“凤翥” ；宰相、大夫用名“运筹” ；元帅、将军用名“虎威” ；知县、知府用名“惊堂” ；塾师、教习用名“醒误” ；评书、大鼓书用名“醒目” ；当铺用名“唤出” ；中药铺用名“审慎” ；点心、糕干铺用名“茯苓” ；医家、郎中用名“慎沉” ；戏曲艺人用名“如意” ；客店、栈房用名“镇静”。老艺人汤金澄演出单口相声中所说的“十三木归源”与此略有出入： “这块醒木一共有十三种人用，十三种名称：皇上一块，娘娘一块，文官一块，武将一块，和尚一块，老道一块，中医大夫一块，中药铺一块，当铺一块，钱庄一块，教书先生一块，戏台上一块，说书的一块。……皇上用叫‘龙胆’，娘娘用叫‘凤翥’，文官用叫‘惊堂’，武将用叫‘虎威’，和尚用叫‘禅心’，老道用叫‘镇坛’，中医大夫用叫‘慎沉’，中药铺用叫‘审慎’，当铺用叫‘如意’，钱庄用叫‘唤出’，教书先生用叫‘戒尺’，戏台上用叫‘如意’，说书说相声用叫‘醒目’，并说明尼姑用和尚的‘禅心’，道姑用老道的‘镇坛’，从中找个包袱，八句醒木词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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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谈读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写诗。直到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写下：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

以前有首歌，翻来覆去都是“丁字裤”，后来听到“风可进，雨可进，皇上不可进”，才发觉原来唱的是“钉子户”。说到钉子户，不仅是亚历山大不能挡住狄奥根尼的阳光。18世纪，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里形容财产权对穷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能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

北洋元老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曾说：历代之国宝，无知军人不知保藏，卖于外国，惟利是图，可为浩叹。然又想历来国宝，及历史名迹，中国不加保存，毁于兵祸及水火之灾者，不计其数，反不如售于外国，陈列博物馆，使中国之国宝，藉以保存，而使外国人得知中国文化悠久之为得也。

5/21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儒林外史》

张爱玲：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独眼样的黑洞洞的窗；从屋顶上往下裂开一条大缝，房子像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经看不大见了，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极淡极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是这里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

5/22

伍尔夫评《简爱》：“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了这么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因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积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

5/24

十八岁那年，钟惦棐对阿城说了一句话：咱们是朋友了。得知父亲要被平反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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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星星诗刊》评出全国十大青年诗人，在成都开颁奖会，全国来了几万人。东北来了一个大汉，每天守在北岛的旁边，形影不离。过了两天，北岛实在忍不住了，说：“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呆一会儿？”大汉听到这话，从怀中掏出一把水果刀，对北岛伤心地说：“我崇拜你，你讨厌我。”挥刀刺手掌，鲜血淋漓。这时傅天琳进来了，大汉扬手又刺，走了。颁奖时，人潮汹涌，如痴若狂。北岛、江河曾经亲历文革中群众集会，待会刚刚结束，便从后台溜了。杨炼、顾城留在台上，被诗迷们为的水泄不通。先索签名，随着人越来越多，衣裳裤儿都被人扯得稀巴烂，窒息几死。有人大声喊道：“北岛从后台跑了！”于是人流涌到后台。这时北岛藏在化妆室中，人群汹涌而至，屋里黑戳戳的，见北岛而不能辨，问道：“北岛在哪儿？”北岛用手指着门外，答：“往那边跑了。”众人朝那边追去，乃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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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衣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麽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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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布兰切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看了1965 年他在旧金山的记者招待会录像，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爱他’。演员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爱上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这部电影叙述了一个重复的主题，它不断探讨迪伦有可能成为谁。看到剧本时我想： ‘我摆脱不了诱惑’。”

苏阳曾这样评价窦唯：他从来不东拉西扯乱说，他要想半天，然后叹口气又不说了。他不太容易开放自己，不太容易跟人交流，一方面可能他觉得自己表达不准确，一方面可能觉得说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