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

“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鞑靼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子，不追求什么，也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做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马留给谁，把马驹留给谁，把无领粗呢上衣留给谁，把靴子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

春节在家的时候，姥爷突然说吃不下饭。

我登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虽然他还是坚持着每年春节炸麻花的习惯，身体也硬朗到可以一气走上几公里，但毕竟已是90岁的高龄，任何一种欲望的消逝都仿佛是生命在一点点被抽离。我带着漫不经心却又明显小心翼翼的语气跟家人提及此事，每个人却又像是拿到了同一个剧本——缄默着用眼神告诉我他们听到了我的话，但却又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春节那几天正是疫情最肆虐的时候。我经历了2010年读研以来在家呆过最长的一个假期。心里虽然不断的暗示要在逆境中看到光，珍惜与家人来之不易的朝夕相伴，然而每天增长的感染人数，公司讨债一样催促上班的通知，以及与胖丘从未做好准备的分别，让每一天都泛着像从食道涌进口腔里一样的苦涩。

于是虽然每天都站在窗前看着太阳左边升起右边落下，但迫于防疫的监管政策，根本无法到姥爷家去探望。甚至直到最后逃难一样的离开家，也都匆忙到没有机会与他道别。

直到今年5月，疫情已经有所缓解，貌似一切都在恢复正常的时候，我妈的一条微信让我从昏昏沉沉的工作中坐直了腰板。

“姥爷不太好了。”

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他坐在家里窗户边，咂摸着嘴说“最近不爱吃饭”的场景。眼睛突然酸的睁不开。好在到了下班的时间，我赶紧给我妈拨过去电话过问情况。

然而事实就像已经看过结局再去论证过程一样，仿佛我早已知道剧情却又不甘心的求证。医院说，90岁的人，已经没有意义去讨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治疗也只是人为的延长痛苦。

我看过太多朋友圈的悼念。有时甚至感到有些麻木。人们往往会说，90岁啦，白喜事，不容易。抑或只是发一根蜡烛，和一双合十的手，配上一句“走好”。可如今想到这一切形容词都是在形容我熟悉、热爱、亲近的那个可爱的老人时，却又怎么都放不下，心里揪着，直到泪流满面。

我对衰老和死亡的抗拒开始的很早。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对死亡有一种看不透却偏要看透的执念。毕业后读到《西藏生死书》，甚至为了能够早早开始习惯面对死亡，去试着打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越是恐惧的东西，却越是显得如影随形。尤其每次和直人聊到“养儿防老”的话题时，就总是搬出一大堆看似反驳别人，实则安慰自己的理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坦然面对可能一生无后的结局。

除了在医学院读书的几年，最近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奶奶去世。我哭的很伤心，虽然她在世的时候我似乎并没有与她多亲近。可她走了以后，我却隔一断时间就会梦到她。她在梦里很少讲话，更是从来没有笑过。这让我总是怀疑她在那个世界过的并不开心。

知道姥爷的情况后，我就更加想弥补曾经面对亲人离世时的遗憾。除了电话里时不时的问一下姥爷的情况，还会要家人在微信群里发一些他的视频。他们从来没有把姥爷病态的样子发到群里过。视频里他要么在吃饭，要么在门外坐着和人聊天。我无法想象90岁老人面对死亡的心态，新闻里的古稀老人似乎都很乐观，有的还有些迫不及待。于是我想，姥爷会不会也是这样？

然而我妈告诉我，姥爷的情况每况愈下，虽然家人都瞒着他，但他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哭了几场，说自己年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我听罢即震惊又悲怆，原来没有人会因为知道最终的结局就能泰然自若的面对。人是地球上唯一知道自己最终宿命是死亡的物种，然而这一点点的小聪明并无法让人类逃脱与世间万物一样的命运。

胖丘从来不喜欢看太过伦理的东西。曾经甚至在看《辛德勒的名单》时睡着。然而我俩有天翻出《奇遇人生》里阿雅和周迅在日本那一集，他竟然看到屏幕上滚起结尾的字幕。当那个得了阿尔默兹海默症的老男人认不出自己结发妻子的时候，周迅和阿雅泪流满面，我俩没有说话，只有男人满头白发的妻子面带微笑，一言不发。《演员》里的导师评价演员演技的时候说，反复经历过同一种痛苦的人，是哭不出来的，他/她感受到更多的，是麻木。

最近东北的疫情终于缓解，我妈立即马不停蹄的把我的形婚典礼排上了日程。原本想把日子订在国庆，然而因为担心姥爷坚持不到那时，只得提前。晚上我和她在视频里聊婚礼的细节，碰巧姥爷要起来方便。我妈把镜头对着他，问他认不认得我是谁。仅仅过去几个月，他却仿佛历经千帆，衰老到让我无法相信这是春节时还在给全家炸麻花的姥爷。他听不清我说的话，也看不清视频里我的脸，含糊不清的摆摆手说“明天再说吧”，随后就又躺下了。我妈笑着跟我说，等她有那么一天的时候，就给她吃好多好多睡觉药，省得折腾人。那一瞬间，我又想到《奇遇人生》里老男人的妻子。那笑容，比眼泪更让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