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身障艺术家：他们从未放弃与世界的沟通

疫情期间演出行业基本停滞，这让本身生活不便利，平时主要依靠现场演出收入的身障艺术家们举步维艰。残疾人艺术团今年亏损预计将达700万元。但艺术是他们与世界的沟通，演出是最重要的载体，他们的需求不能被忽略。

几位视障音乐人、身障艺术家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艺术家纷纷表示，他们由于演出取消，基本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同时还面临着疫情期间更多生活上的不便，但他们正在积极找寻新的转型方式，目前也有民营演出机构在力所能及地对他们进行一些帮助，比如战马时代公司就发起了艺术家数字专辑线上售卖募捐，将1000欧元资助给了曾来中国巡演的葡萄牙盲人音乐家多娜。只是在普通艺术家纷纷转型、跨界或者积极推动线上演出的同时，身障艺术家却尚未获得更多的援助，似乎还没有探索出更多自救的方式。

生活现状：周云蓬学会点外卖，残疾人艺术团靠积蓄运转

视障音乐人周云蓬生活在大理，这段时间一直为自己的新专辑录音。原本每年3月都是开始巡演的日子，乐队巡演加上商业演出，差不多会有五六十场，能把全国走一遍。现在周云蓬只参加了“相信未来”和“长不大的童谣线上音乐会”等几场公益线上演出，原计划年中的盲童夏令营，带着孩子们去触摸沙漠和黄河也被搁置了。他在自己的微博说：“难啊！不过全人类都如此，想一想，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这段时间的出行限制让周云蓬学会了用手机在网上下单买东西叫外卖，依然保持每天五六个小时阅读的习惯和上网了解资讯。他在微博里关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感想。有一条微博说到听朋友说大理的天空特别美，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他自己也很高兴，“替别人高兴，为不属于自己的幸福祝福”。他憧憬着，等疫情结束，能带着导盲犬熊熊去周游世界，有时候发微博，他还会特意更正一个错别字。他开玩笑说，这个世界是跟你有关系的，不上网的话万一哪天可以演出了，可能就只有你还不知道呢。

魏菁阳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聋人舞蹈演员，以往平时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动，多则整个月，少则几天。她记得去年年底的艺术团总结大会上，团领导在部署2020年工作计划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今年的国内外演出任务很多、很重，可是突发的疫情让已定的上半年演出全部取消。

同为残疾人艺术团聋人舞蹈演员的陈静去年全年演出了156场，平均三天演出一场。今年1月的时候演出档期被安排得爆满，演员被分成两拨，分别参加泰国“欢乐春节行”和央视春晚的演出活动。演出结束后大部分演员回老家过寒假，但是刚好遇到了疫情，一些老家在湖北的演员只能继续留在艺术团生活，团员们在艺术团一待就是四个月，从未出过门，日常学习排练生活都在团里。陈静最遗憾的就是作为今年即将毕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她无法去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来不及报到，就跟学校再见了。”

由于线下演出取消，大多数身障艺术家这段时间都没有了收入。问到这个问题，大家往往会自嘲又心酸地一笑。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向记者介绍，目前艺术团有工作人员34人，演员包括学员队97人，今年年初，艺术团就已经确认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日本、丹麦、德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巡演，以及国内“共享芬芳·共铸小康”下基层演出近80场。这些都随着疫情取消。

艺术团80%的人员经费需要依靠商业演出收入解决，疫情造成没有了演出收入，是艺术团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团里目前主要靠以往演出收入积蓄来维持运转，预计今年将亏损700万元左右。而艺术团演员们的收入由固定基本工资和演出补贴构成，演出越多收入越多，艺术团能保障基本工资发放已经非常不容易，演员们目前也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和少量活动的补贴。

周云蓬跟大多数身障艺术家的状态一样——等待演出，节约开销。他甚至担心，可能未来可以演出了，但是演出场地已经受疫情重创，难以维持经营后不存在了。但目前除了收入，生活对于他们更是难题。

疫情中，残疾人艺术团对于团员的出行要求十分严格，大多数团员都几乎足不出户，一日三餐都吃盒饭，每天的排练都戴着口罩。由于听力障碍的人交流是靠手势语、看口型和面部表情来获取信息，口罩把面部大部分都遮挡了，也为她们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带来了很多不便。

艺术团的蒋灿是位盲人声乐、器乐演员，以前的快递、外卖等收货上门服务在疫情期间都改成了只能送到小区门口，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名视障人士的他还要上下楼，取东西比以往要更加困难。原本上下班地铁出行的他在疫情期间为了做到尽量避免人员聚集，不给更多人添麻烦，不得不改为打车上下班，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要用在交通费用上面。

自救互助：募捐众筹、转型线上、做义演

今年5月初，战马时代公司收到了曾合作过的葡萄牙盲人音乐家多娜的求助信息。

2017年多娜曾受战马时代的邀请来中国北京、武汉、包头三个城市巡演，她的葡萄牙传统民谣法朵音乐和视障人士的坚韧生活态度给歌迷和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疫情期间，战马时代从多娜的欧洲经纪公司了解到，多娜不能上街表演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政府的援助，由于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隔离期间朋友也很难出门过去援助她，多娜只能封闭在家里，生活状况非常艰难。

战马时代迅速为多娜发起了线上专辑募捐活动，歌迷可以以20元的价格购买迷你数字专辑，其收入全部转交多娜，让她能够在疫情期间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最终数字专辑卖出去了381张，战马时代自己补贴空缺，凑足了1000欧元给多娜。钱不太多，却是歌迷和朋友们的共同心意。战马时代创始人刘钊表示，消息发布之后反响比预期的要好很多，当天就售出了200多份，有很多行业内的朋友以及没有看过多娜演出的歌迷也都支持了她，甚至有网友一口气买了80份，还特别叮咛工作人员一定要把钱转交给多娜。

然而这些钱只能帮她渡过眼下的困难，维持基本生活，更长远的还要看国际疫情控制和恢复工作的进展。战马时代创始人刘钊特别强调说，多娜比较幸运的是她还有一个专业的经纪公司可以求助，如果是自力更生的身障艺术家，情况会更艰难。

作为一名演员，蒋灿觉得，比生活上面对难题更困难的是没有演出的难受心态。

等待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残疾人艺术团也没有懈怠，积极创编和排练新作品，还为在一线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创作了歌曲《守护生命》，用他们自己的特殊艺术向医护人员致敬。残疾人艺术团的竹笛演奏员谭伟海一直都在抖音进行演奏直播，无臂艺术家黄阳光在快手直播创作书画。

从1月疫情开始，艺术团就积极转变工作方式，一方面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探索互联网云演出的新模式，将节目推广到一些新媒体平台。比如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共享芬芳·共铸小康”演出，还有全国助残日和六一的在线演出，或者在各个特别的日子里照常录制节目并播出，另一方面潜心创作，加快推进艺术创新。目前艺术团已经启动芭蕾舞《我的祖国》、手舞《月光》、特色舞蹈《律动课》等多个节目的创作。音乐方面，抗疫歌曲《守护生命》还获得了“风雨同歌”——中国抗疫主题MV征集典藏活动金奖。

7月1日晚上，残疾人艺术团“党在我心中，共筑中国梦”在线公益义演在中国网播出。艺术团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投入创作，由于原定摄制组的部分人员隔离和丰台疫情较重无法参加节目摄制，最终艺术团从兄弟单位借来设备自己拍摄，非专业出身的宣传部团员们自己提前研究分镜头，一遍遍地拍摄，整个拍摄进行了整整四天，演员们就一遍一遍地表演。

和其他音乐人一样，视障音乐人也选择了在特殊时期，用音乐鼓舞更多的人。5月初，周云蓬参加了“相信未来”在线义演，演唱《瓦尔登湖》。之后周云蓬和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盲人协会、北京市盲人协会一起筹备了一场盲人线上公益音乐会，周云蓬、萧煌奇和20位盲人音乐人一起演出。

随后跟环球唱片签约的台湾盲人歌手萧煌奇在腾讯音乐举办了“萧煌奇的周末晚宴”线上演唱会，一连演唱12首歌。他在自己的微博再次表示：音乐是我跟世界沟通的桥梁。

工作之外的关注

1.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残障人士的生活

2017年葡萄牙盲人音乐家多娜来中国巡演，是战马时代的企划总监Adele第一次跟盲人音乐家合作。领着乐队成员入住酒店的时候是个傍晚，Adele帮忙把多娜推到她的房间，乐队成员将多娜的物品放置在熟悉的位置，牵着她的手带她转了一圈熟悉空间。临走前乐队成员顺手把灯关了，Adele下意识的有点诧异，乐手笑了一下说，反正她也用不到，就不浪费电了。这件事给Adele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每想起来都有点好笑又有点心酸。

由于几场演出都是在剧院，多娜之前没有上过这个体量的演出，看不见这件事情让她演出前会比较没有安全感。通常在第一首歌之后，她会听观众拍手的声量和反响，如果反响小她会有点紧张，反响好的话就渐入佳境。还好观众通常都是越来越热情的，多娜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在签售环节的时候，多娜签名是用盲人的点字机打点在纸上的。

随着接触更多，Adele发现盲人音乐人的生活非常辛苦，甚至有点无法想象自己如果看不见的话是否也能像她一样积极乐观。Adele还记得多娜特别爱吃中国菜，而且要咸香油辣的那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享受其他感官上的刺激，就喜欢吃得更重口一点。多娜喜欢逛公园，在北京期间还去逛了地坛。听不同环境里的声音，听地坛的风声鸟叫，大爷大妈拉琴唱歌，中国人说话聊天的声音，对她来说都很新鲜。

崔文嵚则以周云蓬举例，觉得可能跟一般人的认知不太一样，残障人士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很强，他就很惊讶周云蓬自己还能做饭，操作手机电脑也很熟练。“他的听觉很灵敏，有一次他在酒吧演出，我坐在很远很远的角落里跟朋友小声说话他都能听见，还跟我们打招呼。”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助理团长李文倩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艺术团，和团员们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与这些残障艺术家们接触，她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纯真、专注、感恩、阳光向上，永远对美好生活充满激情和热爱。“每当演出结束我站在舞台的幕侧看到他们站在舞台中央谢幕，接受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观众起立致意，我都非常自豪和骄傲。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不便，但是从未放弃梦想，甚至比我们常人做得更好。”

2.不尊重的现象仍少量存在

尽管身障艺术家们在生活和演出中获得的帮助居多，但仍难免会遇到冒犯和不尊重的现象。周云蓬在自己的微博说道：“跟好友们说一声：见到我的时候，请别说，老周，猜猜我是谁？能听出来吗？这让我心里很别扭。如果你改不了，我再容忍你们18次。但对普通的视障人士，尽量不要这样询问。正确的方式是：先介绍自己是谁，然后开始交谈。”

周云蓬认为，生活环境需要区分为公共空间和私闭空间，在私闭空间可以不那么脆弱敏感，就像生活中要好的朋友也经常跟他开玩笑一样，他并不会介意。但是公共空间必须要很脆弱要有尊严要敏感，如果有人在网上冒犯了这个群体，自己就肯定会发声。“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就像很多人不需要走盲道，但是盲道必须存在一样。尊重是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文倩则表示过去会有言语和行为上的不尊重，但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身障人士不是不行，只是不便，如果给他们提供平台，他们一定能创造价值。“艺术团的演员们正是用他们自己的艺术才能，让全社会更加了解身障人士，尊重身障人士，同时呼吁全社会给予身障人士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同时也告诉所有的身障人士，尊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

3.身障人士艺术的发展需要更多岗位

对于创作歌手周云蓬来说，视障音乐人的创作与普通音乐人的差异并不大，大家都面临着相同的创作困境和优势，但对于其他身障艺术家，未来依然艰难。

李文倩认为，身障艺术家在表演和创作中最大的不同还是克服自身的障碍。如果跟健全人对比，盲人会因为视觉受限，在舞台上缺少艺术表现力，缺少与观众的互动。聋人听不见音乐节奏，只能靠熟记动作和节奏加上手语老师的指挥完成演出。聋人用肢体语言表达情感、音乐和节奏，盲人用声音音乐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聋哑人舞蹈家的邰丽华特别关注到了听力障碍的舞蹈演员们，她认为，身障艺术家很难将艺术作为终身职业，受到生活、身体等条件的限制，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得不告别舞台，寻找新的职业方向。特别是听力障碍的舞蹈演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从小就在艺术团学习舞蹈专业，到了一定年龄，伤病、身体条件都无法继续跳舞，只能退役回到地方工作。由于听力语言障碍，她们很难取得教师资格证，就不能进入特教学校从事舞蹈教学。舞蹈对于她们只是青春职业，对于未来缺乏职业规划和出路。

邰丽华特别呼吁说：“我认为针对进入特殊教育学校从事舞蹈教学的聋人，教育部门应该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她们从小接受舞蹈训练，同时与聋人之间不存在沟通障碍，更有利于教学实施，应该鼓励优秀的退役聋人舞蹈演员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带动各地身障人士艺术的发展。”

记者手记

采访中，周云蓬老师说了一句让我很心酸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演出不是刚需。相比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衣食住行，艺术和演出的需求被排在了最后，业内最乐观的看法是能够在第四季度逐步恢复线下演出。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依靠线下商演、机构帮助组织演出活动维持生活的身障艺术家将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收入锐减甚至完全没有收入。 作为身障艺术家，他们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来适应生活上的不便，也无法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迅速转型投入到线上演出中。他们习惯了处于被动的状态，在全世界各行业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选择了默默承受。可艺术是他们与世界的沟通，演出是最重要的载体，即使不能看到这个世界，或者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的需求不应该被忽略。 就像我们不应该被动等待疫情的结束一样，应该有政府相关机构、民营机构企业、不同演出平台关注到，帮助他们适应与疫情共存的新生活，给予他们更多的展现渠道，找到新的盈利模式。 因为我们也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系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