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帝国的歌者——约瑟夫·罗特
约瑟夫·罗特与他的哈布斯堡神话
2018年07月21日 新京报 刘炜（复旦大学教授）
约瑟夫·罗特，一个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受过良好的德语教育，还是优等生，平坦前途本应可期，却因1914年的那场著名刺杀事件改变了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巨大，共约六千五百万人参战，罗特便是其中之一。1918年，同盟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一个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就此瓦解，该家族最后一个皇帝卡尔一世无奈流亡，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也就此没落。
旧帝国被多个民族国家取代，传统秩序和价值崩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之事，但对犹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自古以来属于自己的土地，奥匈帝国的消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祖国。弗洛伊德在1918年停战日的日记中说：“我不想生活在任何其他地方……我将继续靠它的躯干活下去，并想象它仍是一个整体。”类似想法日后也成为罗特小说着重要表现的内容。
一战后，政局混乱，各种新思潮涌现，迷茫的人们迫切寻找着新方向，最终的结果却是法西斯的崛起。身居柏林的罗特第一时间选择了离开，开始流亡生涯。在对纳粹的愤恨中，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越发显得宽容可亲，虽然它陈腐僵硬，他也在小说中批判过这一点，但它有统一、稳固的价值体系，人们身居其中，按部就班，不会相互倾轧，更不会出现种族灭绝的疯狂念头。观念演变成小说，罗特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哈布斯堡神话”，核心作品《拉德茨基进行曲》带着缅怀之情展现了帝国衰落的过程，也是他献给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曲挽歌。
的确，罗特在小说中美化了帝国，甚至还曾试图在现实中恢复其统治。这被当时很多人诟病，在今天看来也有些难以理解，但试想一下，一个犹太人，面对着纳粹的虐行，在绝望困境中，有这样的想法又合情合理。他最大的希冀，是寻求一个多民族可以共存、有着明晰善恶标准的生存之地，即便如今，这也是这个世界仍需面对的问题。
在罗特去世后，其作品在德国遭遇了长时间的忽略。作品的再次出版，尤其是中译本的推出，无疑拓宽了我们对德语文学了解的广度，这位可与最优秀德语作家齐肩的人在死后多年丰富了文学以及文学史。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德语犹太作家，出生于奥匈帝国。其较为人所知的小说有《拉德茨基进行曲》《先王冢》《皇帝的胸像》《百日》等，均以精湛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深邃广阔的人文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其代表作《拉德茨基进行曲》收入《理想藏书》，位列德语文学作品前十名。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Roth，1894-1939）全名摩西·约瑟夫·罗特（MosesJosephRoth），出生在今天乌克兰布朗迪（Brody）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里还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即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的一座小城。在罗特笔下，这片广袤辽阔的大地拥有令人向往的美景和自由清新的空气。这种对老帝国边疆区的描述在奥地利文学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称之为特色。另一位著名德语犹太作家德布林（AlfredDöblin）在1924年的《波兰之旅》（ReiseinPolen）中，同样花了大量篇幅描写东加里西亚地区的广袤无垠。一种沾染着伤感的苍莽辽远似乎从一开始就为罗特的写作定下了格调。布朗迪的居民宗教信仰虽各有不同，但大部分是犹太人。罗特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因做砸了一笔买卖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未曾见过生父，从小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1913年，他前往当时奥匈帝国东部城市伦贝格（Lemberg）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语言文学。
苏俄之旅改变世界观
对哈布斯堡王朝没落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参军，在离前线不远的军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创作了第一部短篇《优等生》。前线的经历后来被他不断演绎，成了生活与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桥段。但这些臆想出来的故事却给后世的罗特研究添了不少麻烦。在他笔下，被俘后逃出战俘营及在归乡之路上的种种历险被演绎得栩栩如生，乃至不少朋友信以为真，而日后许多对罗特的回忆文本也将这些故事当做信史去转述。
1918年，也曾号称过“日不落帝国”的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罗特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在这里，他的写作天赋得以发挥，出版了早期几部明显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1924年的《萨沃伊酒店》和《造反》等。这些作品以一战后的小人物为主角，刻画了被时代巨轮碾轧过的芸芸众生。战后归乡者的落魄、无助和绝望跃然纸上，使初入文坛的罗特很快为时人所认可，被看做是一位世界观明显左倾的青年作家。而罗特对此也毫不避讳，在一些报刊文章上甚至以“红色约瑟夫”署名。
时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特已是德语国家的明星记者，就职于《法兰克福报》。1926年，他受报社委托考察历经战乱才复苏不久的苏联。这趟旅行的观感，都作为创作背景出现在了此后出版的一系列以苏俄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1929年的《右与左》等。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写实主义的影子。小说开篇中对读者的声明，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通信、日记、回忆，仿佛都在刻意制造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感，好像一个局外人闲来无事，随意聊起了一段事不关己的往事。这种疏离感并非单以写实为目的，而是更着意于营造罗特最为擅长的伤感气氛。这趟苏俄之旅也成为罗特世界观的拐点。此后，他的写作重心告别了左翼的社会批判，转而反思哈布斯堡王朝没落的缘由及后果，也成就了日后奥地利文学史中的“哈布斯堡神话”。
缅怀奥匈帝国的宽容
落后中有着传统价值的坚韧
一战后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变成了许多个民族国家，而世居在此的犹太人突然成了失去家园的无根浮萍，因为没有哪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愿意留给他们一席容身之地，更不愿视其为自己人。这一剧变让类似罗特这样出生于先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在他心中，老帝国就是故乡和亲情，是个无论世事如何艰辛都会给犹太人留着条活路的地方。他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直到今天，都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作品。正因如此，曾长期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且有文学沙皇之誉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将该小说列为德国人必读的20部小说之一。
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并非世外桃源，而是如同一个面凶心善的老爷子。人们偶尔要躲一躲他手中的鞭子，但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被打乱。小人物们也都练就了种种偷生的本领。如同短篇《草莓》中所描述的场景，人们家里虽然破烂，日子贫寒，但没有那泯灭人性的你死我活。人们总能找到一条出路，不会因绝望而走上绝路。只不过这种起码的要求看似简单，但在上世纪大萧条后的那个混乱年代里要想实现却非易事。不过总的来说，虽环境险恶，人们总还能绝处逢生。老帝国严峻面孔的背后，也有着睁只眼、闭只眼的豁达，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放任和宽容，而不是勉强和苛求。在对往昔的回忆中，流露得更多的是温情。有小过而无大恶，这就是罗特历史观中的评判标准，也是他对过去时代和奥匈帝国总的评价。性情散漫，荒蛮广阔，其实是宽容的写照。争端纷起的现实生活，所缺少的恰恰是彼此宽容的心态。如此说来，罗特对过去那个宽容时代的缅怀，便有了现实意义。
“哈布斯堡神话”在这样的讲述中被具体到老帝国东部领地的一隅，给读者刻画了充满希望和令人绝望的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帝国没落前的世界祥和安宁，此后的世界却充斥着堕落。在罗特笔下，希望与绝望总是相伴而生，强烈的对比引导着读者去思考。有意思的是，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从来都是以荒蛮落后的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为背景，而非选择现代文明的奥地利城市。现代大城市在他的描述中几乎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堕落，1930年出版的《约伯记》和1934年出版的《塔拉巴斯》中的纽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水泥丛林间，人们经历的是冷漠和异化。在老帝国东部边疆区表面的荒蛮落后里，彰显出的是传统价值的坚韧。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1935年出版的《皇帝的半身像》中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所说的对信仰的“真正的虔诚”。这是世代流传下来、以宗教形式得以确立的善恶标准。掌握住这一点，人就可以在“世界历史的变幻无常”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更不至于失去做人的根本——人性。
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神话”，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代表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民族界限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谐和统一是帝国的标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个领地各具特色而又整齐划一；讲着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就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哪怕是最卑微的贩夫走卒，罗特的理想世界都能为之提供生活的种种机遇，作者由此向国人和世人展示着真正的奥地利民族精神，它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次，在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中，人们看不到彼此的倾轧，看不见意识形态、民族、种族因争斗造成的你死我活。统治者的仁爱与宽容造就了理想世界中的祥和。在同时代另一位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中，人们可以读到更为直白的描述：“奥匈帝国，那是个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皇帝统治，由上了年纪的相国们管理着的国家；它没有野心，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能在欧洲大地上，抵御所有激进变革的冲击而完好无损。”再者，哈布斯堡王朝是个亘古不变、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样是在茨威格的笔下，还有类似的描述：“那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几乎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一切看起来都恒久长远，国家本身就是稳固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得到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有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有条有理。”长幼尊卑各守其位，上行下达令行禁止，维持这种秩序的并非严刑峻法，而是人们心中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传统价值。
民族和种族主义盛行
在流亡中营造乌托邦
在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与希望对立的是现实中的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好的家园变为废墟，帝国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对一个犹太作家而言，这种绝望首先归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短篇小说《皇帝的半身像》中莫施丁伯爵与犹太人萨洛蒙的对话中，民族主义者被说得一文不值，甚至不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猴子。而正是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这是一种缺乏理智和人文情怀的意识形态，是欧洲人与人、国与国间隔阂敌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战后在哈布斯堡王朝废墟上形成的许多新民族国家，正如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的“小格子间”，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以革命为口号，到处制造事端，使欧洲充满着血腥暴力和尔虞我诈。从一战后初期的革命，到希特勒夺权当政，直至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生当此时的人绝望痛苦，而犹太人则还要面临更为可怕的种族灭绝。现实社会中虽然不乏各种信仰和思潮，但却是个传统价值缺失和被否定的时代。在人们放弃了建立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传统价值后，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的传播和泛滥才会成为可能。这正是令作者感到绝望，也希望能警示世人的地方。在罗特眼中，时代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进步。他书中现代都市所展现于世人眼前的文明，只能够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而欲壑难填的各种野心造就的是一群对现实不满、渴望出人头地的战后世界的新主人。
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并同他们一起形成了流亡文学中的主要创作群体。在去国流亡的日子里，罗特对逝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向往更是日益强烈。而他对过去时代美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往往为同时代的左翼作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毫无斗志甚至自暴自弃的保守态度。他们认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是两大黑白分明的阵营，非此即彼，绝无中间路线。在当时，凡是不直接批判纳粹德国政府的作品和作家，常被扣上思想守旧的帽子。其实，罗特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自始至终也不曾抱有任何幻想。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都对时局做出了准确的分析，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生灵将受涂炭。他不认为希特勒政权会在短期内倒台，因而需全力投入与纳粹的斗争，不做任何形式的妥协。流亡生活虽然艰辛，但罗特笔耕不辍。一方面，他写出犀利的文章鞭挞纳粹当局，指出什么是恶；另一方面，又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告诉人们什么是善。在后一点上，罗特与左翼作家也有根本的分歧。因为他所塑造的哈布斯堡神话，在左翼人士眼中恰是封建残余势力的堡垒。
在与德国纳粹的斗争中，罗特的思路和做法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只有恢复已经崩溃了的奥匈帝国，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与纳粹抗衡。因为纳粹政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独裁与暴政，而奥匈帝国的传统却恰恰相反，它的基础是多民族共生，具有宽容和包容性，这正好与纳粹德国的理论针锋相对。此论一出，复辟的帽子随之而来，保守落后的标签更是躲不掉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有其合理性。罗特以“秋风宝剑孤臣泪”的决绝与担当，不停歇地在文学创作中营造出了乌托邦式的“哈布斯堡神话”。
重建帝国梦破碎
在失望中酗酒去世
罗特作为没落帝国的歌者给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献上一曲挽歌，这对本身在困苦中挣扎的流亡作家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而罗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还想把神话变成现实，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早在1933年，罗特就在给茨威格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打算，而且还试图通过当时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恢复帝国，但对方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他还曾潜回维也纳，联系同志，希望重建帝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以此来与纳粹抗衡。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灰飞烟灭。甚至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一年后的1939年初，罗特还试图从奥地利流亡者中招募士兵组建军队，通过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托·哈布斯堡也曾在回忆中赞扬罗特为此投入的精力和做出的努力。
然而，神话在现实里终究难寻容身之地，罗特最终还是落得个“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的结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先在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赞成归属德国，旋即德国宣布重新武装，并单方面取消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同时，纳粹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条约。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而且骗取了德国国内大众的好感。今天的读者可以设想，当罗特落笔写下《皇帝的半身像》和《先王冢》时，面对那个吞并了原先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纳粹德国的所谓“文治武功”该是何等绝望。希望与绝望像对孪生兄弟，在罗特作品中交替出现，而现实中的作家也经历着二者的此起彼伏。但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尤其是在失望取代希望时，受伤最深的莫过于诗人自己。就像《先王冢》中的主人公最后所说：“现在，我应该去哪儿，我，一个特罗塔？……”在希望中创作，在失望中酗酒，罗特最终毁了自己的健康，于1939年在流亡地法国首都巴黎去世。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与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出入颇大。前者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恪守史实，于是才会有读者眼前政治清明、人民和睦、疆域广大的理想社会。其实，神话与现实在罗特的生活中从来都纠缠不清。就连自己的身世，罗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讲述。有时他说自己是波兰贵族与犹太人的私生子，有时又称自己一战时曾当过俄国人的俘虏。时至今日，在有关罗特的生平介绍中，依然可以读到类似的“神话”。
同样，罗特的文学世界也被世人按照不同需求和取向进行解读。尤其在流亡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都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以至于1939年罗特死后的葬礼上出现了混乱的一幕。天主教牧师、犹太教经师、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奥托的代表、左翼人士、复辟分子都出现在了他的葬礼上并致词，歌颂他为各自阵营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造化弄人，“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共存现象居然以这种形式在罗特身上得以印证。
当上世纪发生的一切成为历史后，我们重读罗特，则能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造成的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不仅能帮助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罗特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所载有的价值与意义，也能引领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奥地利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唯有人性的善，才能平复混乱
1939年去世以后，作品曾颇受关注的罗特销声匿迹，就好像他和那个混乱时代一道消散了。经过长期的被忽视，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特的作品终于在德国再版，而被译介到别国则等待了更久。其作品中文版的出现，会让我们对德语文学产生新的了解；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包容、共存和人性之善的重要性。
新京报：一战后，罗特有一段令他引以为豪的记者生涯，这一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炜：罗特早期的文学创作显然与同时在《工人报》上发表的新闻稿相契合，二者着意刻画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尤其是战后归乡者在大城市里的挣扎与不幸。而罗特后期作品中对群盲的批判以及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怀念，同样也可以在新闻写作中得到印证。
罗特作为记者在发出新闻稿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1926年的苏联见闻，就出现在此后创作的带有明显新写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中，如《无尽的逃亡》《右与左》《沉默的先知》等。同样，罗特在老帝国东部加利西亚地区的采访和报道，也奠定了他笔下“哈布斯堡神话”中边疆区所具有的标志性描写。那种天高云阔的苍莽辽远不仅出现在名篇如《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同样还见于《草莓》《皇帝的半身像》等短篇。
新京报：均生于十九世纪末，卡夫卡和穆齐尔的写作是现代主义的，而罗特比较传统，纳丁·戈迪默说，“罗特的作品全面描绘的人类悲剧远非现代小说技术所能企及”，罗特的写作特点是怎样的？
刘炜：卡夫卡并没有经历法西斯上台后的独裁统治，也无法真正设想日后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他没有罗特那样悲惨的家庭变故，更没有罗特那样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深沉的眷恋。罗特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后到1925/1926年的苏联之旅为第一个创作时期，此时的罗特世界观明显左倾，底层民众的不幸、挣扎与反抗跃然纸上。1925/1926年的苏联之旅后，罗特的世界观有所转变。作品中新写实主义的痕迹明显，在此时期出版的几部反映现实的小说《无尽的逃亡》《右与左》《沉默的先知》中，罗特对时代的批判从社会批判逐渐转变为对人性恶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群盲现象的批判。同时，在罗特的笔下，没落的哈布斯堡逐渐成为了他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1933年希特勒上台，罗特离开德国流亡国外。直到1939年因病去世，罗特以手中的笔与纳粹德国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流亡法国时，罗特创作了历史小说《百日》。他希望以史为鉴，警告世人独裁与群盲相结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与此同时，罗特继续为“哈布斯堡神话”添砖加瓦，为已经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献上一首首挽歌。
新京报：罗特的写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刘炜：在早期写作方面，罗特受到同为左翼作家的舒尔茨（HugoSchulz）的影响很大。据同为流亡犹太作家的摩根斯坦（Morgenstern）回忆，罗特在舒尔茨面前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后者不但影响了罗特早期世界观的形成，而且教会了罗特饮酒。此外，罗特还曾对摩根斯坦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提及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影响，认为是后者使自己茅塞顿开，知道了如何写作。同时，海因里希·曼也被罗特视为榜样。就此而言，年轻罗特的写作特点更接近19世纪末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926年苏联之旅后，罗特的世界观转变明显。在文学创作上，他的写作也日趋成熟，自成一家。
新京报：库切认为，《先王冢》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有点苍白的续篇”，而纳丁·戈迪默则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聂华：两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评论该书是续貂之作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先王冢》的视角狭小及人物形象苍白上，认为小说主人公弗兰茨·费迪南·特罗塔一直以“自白”的方式喃喃自语，不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般波澜壮阔。库切等人的观点自然基于其阅读偏好或创作倾向。作为一名读者，我赞成戈迪默的评价，她说：“（罗特）的核心作品《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先王冢》实际上是一部，它们各自完美地自成一体，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又超越了各自的美妙。”
出版于1938年的《先王冢》是罗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他的创作技巧更纯熟，思想更精粹，作品虽然从小视角出发，却精妙地呈现出一战前维也纳醉生梦死的颓废之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之民的经济匮乏、精神苦难。我也并不认为小说人物形象平面化，作品对特罗塔的心理描写非常深刻，通过他的内心独白以及人物互动，许多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我认为：《拉德茨基进行曲》与《先王冢》宛如硬币的两个面，彼此成全，一起构成了特罗塔家族的史诗。
新京报：在小说结尾，战争让原有的所有秩序崩塌，主人公问了一句：“现在，我应该去哪儿？”这个发问带有哲学意味，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聂华：阅读《先王冢》，读者会发现文中许多句子都颇具哲学韵味，思想凝练，嘲讽的语言中带着凄美，很好地表现出罗特对故国家园的哀思以及对无常命运的拷问。
我们要注意小说中的暗线，即主人公特罗塔从1913年至1938年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分崩离析，1918年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风雨飘摇，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在维也纳被纳粹德国占领的那个夜晚，孤独的特罗塔离开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不知不觉再次来到埋葬着老皇帝及其他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卡布济教堂，然而教堂地下的皇家陵寝已经关门了，教堂的修道士驱赶他离开，国破家亡，他无处可去，只能如此喃喃自问。老皇帝已死，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荣光荡然无存，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哪儿才是祖国与故乡？这句话既是叙事中的写实，又表达了特罗塔无处安放的精神，同时折射出罗特何以为家的绝望以及恢复奥匈帝国昔日光辉的政治企望。
新京报：在翻译、阅读罗特的过程中，他带给你最重要的感想是什么？
聂华：我在阅读、翻译过程中，深刻感到罗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先王冢》的文学价值也被低估了，作家与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核仍旧值得挖掘。罗特不应该是文学史上仅被一笔带过的人物，他已经被忽视太久。
新京报：《百日》是一部历史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在当时比较时兴，很多作家都写过，当时的历史小说有哪些特点？
吴慎：一战之后，由于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希特勒的掌权，德国国内许多持不同意见的作家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流亡，约瑟夫·罗特也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历史小说成了许多流亡作家偏爱的文学体裁。一方面，知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能快速拉近流亡作者与陌生读者群体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快速打开市场。也正是如此，从柏林逃亡巴黎后，罗特出版了这本描写拿破仑“百日王朝”的历史小说《百日》（虽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流亡作者也希望能通过历史小说完成在故纸堆里反思现代、借古喻今的使命，罗特描绘的虽是法国历史上激情而短暂的“百日王朝”，但事实上也未曾忘怀他一贯擅长的“哈布斯堡神话”。
新京报：罗特处理历史题材时，往往有着美化历史的趋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吴慎：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罗特美化历史是为了实现他的写作意图。在《百日》一书中，罗特正是借由历史小说借古喻今的特性，表达他对于纳粹暴力政权无言的抗争。当我们在阅读《百日》的时候不难发现，罗特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和广大读者心目中对于拿破仑的形象是有较大出入的。事实上，这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写作目的之一。他曾对该书的法语译者布朗什·吉东（BlancheGidon）说：“我想‘改造’拿破仑。我想把他从一个神变回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不幸福的普通人。战败的拿破仑是一具自我贬低同时又在自我升华的灵魂。”在罗特的笔下，拿破仑会懦弱，会哭泣，会伏在母亲的怀中寻求安慰。到了后期，罗特笔下的拿破仑甚至经历了一条从“凶徒”到“圣徒”的心路历程——在圣父面前，他明白了暴力和皇帝终究是短暂的，唯有教会才是永恒的。在书中，滑铁卢战败后的拿破仑说：“那些我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我现在再也不信了：暴力、权力和成功。”这也正是罗特想借拿破仑之口想要表达的：虔诚的信徒由于遵循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因为能将自己的人性本善发扬光大，唯有如此才能平复眼下混乱的时局。具体说来，罗特所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那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他笔下似乎“井然有序且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奥匈帝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