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钥 书摘
P1 城市与地区发展的经济环境
C2 人、岗位和地点
本章重点讨论一个经典问题，即Richard Muth明确提出的“人口迁移是地区发展的‘鸡’还是‘蛋’——引起城市和地区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否定New Neoclassical Urban Economics (Glaeser – Roback – Graves传统)，后者提出“空间一般均衡（general spatial equilibrium (GSE)）”之框架。
GSE下，企业选址决策、工人的个体迁移决策、开发商建筑房屋的决策之间存在连带关系。简言之，GSE假设：1. 同类工人的效用（工资+舒适性）会在各城市地区趋于均衡；2. 工资和舒适性（amenities）的此消彼长，can’t have both；3. 先人口移居，后工作跟随。
作者则指出，1. 实际上，即使算上住房成本，大城市的实际工资也更高，工资和舒适性之trade-off的假设不成立；2. 城市间的收入分布亦没有均等化的趋势，收入差距反而拉大；3. 人口增长率没有因地区间收入和舒适性的差异而有显著不同。
GSE的错误在于将三个市场（建筑商、企业和家庭）的互动构建成同步和无方向/无起点的模型，就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城市和地区发展是时间序列和因果层次的结果。
作者回顾了美国城市发展的时间序列：程序化降低了劳动力技能水平，北方企业的生命周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让它们更乐意迁往南方，因后者有如下优势：1940s，南方城市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技能水平不高；Taft-Hartley Amendments使南方成为推崇“工作权利”的州，劳资关系独特，受到工会的“洗礼”和“约束”较少；州际公路建设降低了运输成本；联邦政府为某些南方大都市区提供了资金支持。
总而言之，本章指出，人是随着岗位而迁移的，而非相反；GSE并不存在，但多重均衡是存在的。
C3 专业化、企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NEG）：产业为什么集中？
1. 比较优势相似的国家，如果其行业或企业具备规模经济，他们之间就可以进行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此时如果集中化所节约的成本高于将集中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市场的成本。那么集中化和专业化将催生贸易。
2. 规模经济可能存在于企业内部，也有可能在企业外部，即相互关联的企业或行业形成的全部产业链。企业为降低企业间贸易之成本，将形成集聚。
3. 产品的多样化或差异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实现将种类繁多的商品在某些大企业或集群中集中生产，从而保证收益——要求贸易成本必须足够低。此时交通和电信革命发挥极大作用。
NEG之特点：自然因素不再是城市区位选择或城市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原因；只要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大量的地方基础设施，即可形成“城市化经济体”。
根据NEG描述，城市从鸡-蛋的自然循环中顺势崛起。但对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因果循环，NEG表示不可知，但它明确了城市即在这个过程中形成（A sequence of self-reinforcing concentration – urbanization）
早期发展经济学：正因经济发展是循环和累积的，因此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它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和开放经济之关系，因而缺乏微观基础。在此意义上，NEG对其做了补充，是一个“根本性的飞跃”。
NEG之矛盾：
A. 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大的国内市场会让多种类的产品聚集（母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B. 因贸易成本在发达国家足够低，不同种类的商品可以通过运输到达市场，因此无需聚集。母市场效应的现实表现不在tradabl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ers，而在end of the pipe retailing, especially personal and consumer services.
在集群内：sharing, matching, learning
共享：对nontradable goods之interdependency使得人的面对面接触不可或缺。高贸易成本（基础设施不完善，生产合约的不确定性，经济系统的多样性和非正式性）使供应商集中。
匹配：the matching without hoarding problem需要用大量的雇工和工人储备来解决。拥有某种技能的人群聚在某地，经过城市的发现和“启用”，从而发展成产业，其后进入自我强化的循环。以好莱坞和纽约金融服务业为例。
学习：集群是技术学习和本地化知识溢出的场所。
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共享匹配和学习之本地化的需求，尤其在经济的创新及前沿领域。但NEG仍没有对集群的形成顺序、启动集群的初始事件，以及对集群的精准位置进行建模或预测。
Jobs spread out之两种形式
A．制造业的全球化。因工作流程的常规化，低贸易成本以及提高规模经济三者结合。一言以蔽之：解聚。
B．concentration via de-concentration：在欠发达地区的少数城市中心再聚合；并以出口为导向。
C4 破坏式创新——破坏即发展
经济和地理上的破坏是发展的永恒标准和必要条件。
在第一阶段创新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和组织（企业）中，只要存在模仿障碍……垄断租金就会持续存在。技术即使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也存在实际上的排他性。
在第二阶段，知识使用愈加广泛，更规范化，易于复制和模仿，价格降低到平均成本。基于创新的熊彼特式竞争，将被标准效率竞争取代。
自我破坏和回归均值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造就了任何时候都喧闹不已的现实城市和地区。
“趋同”：大多数关于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收入研究都把探寻长期的区域间的收入趋同作为一种理论信念。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觉：地区间虽有beta趋同（因后发优势导致的两个地区间差距缩小的趋势），但没有sigma趋同（人均收入离差的整体减少）。后发优势是边际递减的，而经济往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C5 城市与个人
由于供给无弹性和固有的外部性这两个不寻常的特点，社会和私人成本与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带来的收益之间总是存在差异。此外，非故意结果以及个人偏好也与集体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将这种差异简单归因为为人们的无知，则隐含了基本价值观与欲望的强烈冲突。
那些以偏好解释城市复兴的理论家（Florida，Glaeser）似乎颠倒了因果关系。社会特征和舒适性特征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基础带来的技术工人的集中为城市的舒适性创造了市场。
包容性，即不同群体接受多样性的程度，取决于每个群体对多样性的收益和成本的管理能力。对富人来说，多样性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很高；对多数裔中不富裕的人来说，情况恰好相反：他们较少能享受到多样性带来的商品和服务，且多样性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较高，所以他们选择郊区隔离自己。
人口密度与审美——“偏好”——也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城市供给侧的变化使得中心城市更具吸引力：制造业清空、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主导、较低的犯罪率，以及消费机会和交通方式的“郊区化”。
为什么我们对城市的选择不会显示我们的偏好？其一，舒适性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这其中就会包含不利因素。二如果某些外部冲击改变了可获得的替代组合，那么这些显示性（revealed）偏好就会改变，尽管其隐藏（latent）的偏好不会改变。其二，偏好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者认为，人们的内心偏好可能发生冲突、偏好不能真正排序。正是因为偏好的不稳定性，人们无法总是得偿所愿，甚至对城市问题表现出沮丧。
本章提及蒂伯特（Tiebout）竞争：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创造一个公共品市场，这反过来会让人们搬到那些能给他们提供自己喜欢的公共品组合的社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偏好就会显示出来。作者对此大体同意，并最后提出，“我们应该告诉公众什么是可能的，我们更应该清楚地告诉公众他们目前得到的组合是什么性质的。这将使我们的社会更有能力为城市做出明智的社会选择。”
P2 城市与地区的制度环境
C6~C8
C6：提出非正式制度和偶然性。由于资本通常比劳动力更容易流动，人力资本便成了决定专业化的要素。从长期看，一个地方成功的赢取、创造或再造专业化，需要行动者网络（network of actors），因为他们是都市政府和都市治理的正式制度运行的基础，而他们自身却是非正式制度。
C7：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就是各种社群，他们既可能有效的促使行动者执行经济发展的任务，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
C8粗放的行动：社会、社群与发展
术语对照
礼俗社会（社群）——机械团结——黏结
Gemeinschaft(community)——solidarité mécanique——bonding
法理社会（社会）——有机团结——连结
Geselleschaft(society)——solidarité organique——bridging
(Community: A wide variety of network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whom we share some part of our identity, expectations and interests.)
从马克思·韦伯开始，社区日益被视为阻碍了受规则约束且透明的距离型正式社会联系（市场和国家）的扩张，这种社会联系是构建成功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前提条件。
自涂尔干以后，也有人担心社会太大，而社群太小可能对个体甚至社会本身的发展构成问题。
Putnam：对黏结和连结做了区分和论述，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其对黏结观点太严苛。认为它只有在长期的共同历史、人际信任、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下才能实现，而专业社团这种与“那些基于信任和传统的社群毫不相干”的黏结是一反例。
“最好把社会与社群的关系看做黏结和连结之间不确定的动态紧张关系。”因此有下表：
本章，作者意在说明，在解释集聚时，既需要对一次性事件也要对结构性因素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将旋律资本和制度清楚的定义为结构，但专业化可能既受到结构驱动，也受到事件驱动。事件也包括关键代理人非有意为之的粗放行动（robust action），他们的行动是在网络黏结和连结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及该地区的社会和社群的相互作用之中。”
新经济地理学纳入了“历史偶然说”，认为独特事件极大的影响了城市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带有运气的成分。但作者也强调，哪怕只是为了使恰当的突破有可能发生，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这样才能锁定该行业的地理区域。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可能有统计上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可能更多的是与制度环境有关。
P3 社会互动与城市经济
C9 技术、全球化与地方互动
地方互动的持久性不足为奇：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运输革命都会提高城市化和城市密度。造成这种看似悖论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的运输成本可能导致贸易成本上升（运输成本降低，带来本地化和远程活动更多的互动，使产品更多样，更复杂，产生较高的贸易成本）。
创新的地理模式（pattern）受许多力量的影响，作者提到七个c：
Codes and Communication：新的技术通常不能通过投资使其包含的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其中含有默会知识（tacit dimension）。在一个企业中通过隐性知识关联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相比于大部分使用规范化知识实现企业内部互动的那些部分，协同定位（colocation）程度往往更高。集聚，而非economy as a whole，会使更多的活动依赖于默会知识。
Channels（知识传播的渠道）：“城市是渠道（Jacobs）”“市场是渠道”“有组织网络是主要渠道”。人的远距离迁移、地方流动、创业都是渠道。尽管有全球渠道，它们仍是带有选择偏差的累积循环的匹配过程，而这继续在不同区域内的创新产业之间造成分化。
Clustering：创新是专业化与城市化的结合。创新与集群很可能互为因果，相互加强，可累积和增加。
Communities：流动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来自更本地化的节点和网络。这些连结型代理人可能散居各地。或者参与复杂的循环式迁移和回流式迁移。这会有效地将创新中的远距离优势和本地化优势相结合，从而提高本地化的收益。
Context（or local genius）：许多决策和行动都受到情境限制。要了解创新嵌入情境的程度以及情境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地方可复制的程度。
Coordination：较低的贸易成本（其本质上是一种协调成本）和创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即使对距离的协调能力不断增长，他们也会对本地化产生递归（recursive自我强化）影响。
Competition：值得关注：竞争究竟是带来更快、更多或更好的（动态的）创新；还是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出现趋同式创新的过度竞争（浪费资源）
小结：“扁平世界”、距离“消亡说”与客观情况相去甚远。全球化与本地互动相互关联。高互动带来高创新。
C10 地方环境（local context）
本章主旨：local context，亦即地方的互动结构是解释城市间差异的、在制度和factor endowment之外的“暗物质”。
行动主体的情境（Situation）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所知所选。那么即使知识足够规范化并能远距离传播，当它“达到不同的地方时，利用知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会导致“创新的方式不同”。因此，同为发达经济体，其生产的同类产品也有不同的特质。
每个核心区域都有一种环境，其各个维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模仿，但复制整个环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集体行动问题，因为the incentives for actors to frame and emulate are interdependent, and hence these aspects of their behavior are strongly interactive and cumulative. This is the local multiplier effect.
分布式环境（Distributed context）可能是又一个“大转型”。
C11 面对面接触
四个特性
沟通技术：信息传播的效率。“面对面互动使两个人可以同时发送和传递信息……中断、反馈和修复的循环是如此之快，几乎是瞬时的。”戈夫曼等社会学家表明，来自共同在场的互动，就好比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其中的视觉和身体线索对于了解“说的”内容以及话语本身至少同等重要。
关系中的信任与激励：信息的真伪。共同在场降低经济关系风险的情况下，最容易观察和解读合作伙伴的行为。使我们能够解析他们向我们表达的内容的实际含义（Husserl），尤其是通过非语言信息。面对面接触有助于培养信任。这信任源于为建立关系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努力。对于和环境相关的复杂信息来说，媒介就是信息。而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是验证他人意图最强有力的媒介。
筛选与社会化：我们需要筛选出我们想与之互动的人。在面对面接触中，非正式网络群体的成员不断的对彼此进行判断，并相互分享判断结果——圈子的形成。在经济过程中，面对面接触在两个时间尺度上起到了筛选作用：从长期看，通过人的社会化；就短期而言，通过允许潜在的合作者在专业团体和网络中评估其他人的表现。内部群体也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匹配质量、强化个人的成功激励、增加团体成员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p. 227 CN）。
冲动与动力：面对面沟通是一种表演。表演可以计激发模仿和竞争，进而提高人们的努力程度。“员工出现在工作场所本身就是一种动力”
作者随后用两个面对面接触的模型说明，面对面接触提高了生产率：其一，作为一种预先沟通形式为达到某个可能的均衡进行协调；其二，提高了搭便车的成本。
作者认为，远程呈现（telepresence）的未来是一个双向过程的结果，会在经济上产生一些复杂的新功能，而这反过来又会在经济领域内增强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而能够在其他领域替代远程呈现。“远程呈现不会消除大量面对面互动的必要性。但是，与之前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创新一样，它会改变远近互动的边界”。换句话说，远、近距离的接触的方式、内容会有改变，但面对面不会完全消失。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似乎也有最本地化的影响力”
P4 城市的政治环境与区域发展
C12政治、社会与城市系统
“有很多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力量影响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企业和个人的选择、过滤、归类。我把这些力量命名为空间习惯（spatial habits）”本章从两方面研究空间习惯：首先说明空间习惯对美国和欧洲的创新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其次解释退出（exit）在美国发挥的作用。
欧美比较分析得出几点两地科学产出与创新差异的原因：1. 投入创新活动的资源总量差异非常显著；并且美国的这部分公共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私人企业的研发，其数字是欧盟的两倍。2. 致力于研发的人力资源差距十分显著，欧盟与美国和日本的这一差距主要源于企业部门的研究人员不足。3. 这两个大陆在管理发、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制度与政策方面也有显著差异；欧盟缺乏像美国那样可以补充和整合各国既有分权化的制度；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极为看重基础创新。4. 美国的商业环境（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的监管体系）使得在全国市场上涌现了研发密集型中小企业。相比而言，欧盟的企业的创业文化历来都很弱，获得风险投资的障碍也高于美国企业。
密度并没有充分反映匹配和学习在地理分布上的潜在复杂性。达到这样的密度和邻近程度的动态过程，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如何做出调整，与密度本身同样重要。结合，才能提高创新水平。
“……美国许多社群建设活动平均的监管水平要么低于其他富裕经济体，要么更为分权，因此各地区的差异更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与更加固定的经济体相比，更大的空间流动使新的行为人团体更容易加入行动。土地开发及其相关活动已延伸至社会底层。地理流动为非精英群体的经济独立提供了源泉。”
“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减少的城市地区，通过外部再分配实现振兴。在美国，这样的城市地区，主要靠自己负责应对其衰落情况……从某些地方退出，事实上可能是美国经济活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但他对人员和各个地方有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学的特定分配效应。”
C13 公正、效率与城市
“对个体有利的可能总体上不利于其所在地地方或地区；总体上对个体有利的可能无法惠及所有地区，甚至可能加剧地方间的不平等。我们要考虑的结果必须包括有意的和无意的两种。”
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的见解可以用来思考效率和公正问题”，但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包括：相关地域的人们在福利方面的偏好，包括其功利主义程度和对不平等的偏好；在多大程度上流动性是一个选项和/或偏好。
作者分析指出，公共选择、自由主义的公正观并不能让我们明确定义经济、社会或地域公正。但Sen提出的社会选择理论可能是出路所在：“社会选择是一个过程……选择更好的做法可以是多元的和局部的，需要复杂的权衡，但最好还是努力争取这种结果，而不是陷入寻求最优或完美结果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
结语
强调城市的经济属性（就业），反对舒适性理论（“它们往往垄断政治注意力，挤出人们对有关城市地区最基本挑战的讨论，即如何产生收入”）。
“新的活动有某种偶然性”，但可以通过人群和企业的聚集来为新活动的迸发提高可能性。
高成本地区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劳动力，通过工资溢出效应，从高工资和高技能核心地区的成功发展中获得极大收益——don't bother在高成本地区创造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工作。（地摊？）
关键行为人之间的物理互动和人际网络，以及管理他们的规则和规范，即城市地区关键的非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城市互动的效率。
“关于城市体系和一般城市的全国性对话原则上是有可能的……应该为公众组织这样的社会选择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