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不得不赤手空拳地面对和承担一场历史的失败
汪天艾，社科院外文所西班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译著有《奥克诺斯》《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印象与风景》《夜的命名术》《帝国游戏》等。一席第766位讲者。
被分成两半的人生
2020.6.6 北京
大家好，我是汪天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的是20世纪西班牙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工作。
今天站在这里其实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最早跟一席聊今天要做的分享是在去年12月，到了春节前，我们把后面的时间节点全部都确认之后，我就在1月17号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因为我父母在武汉工作，我们本来准备在武汉会合后再回安徽老家过年，后面的事情大家就可以想象了。
武汉从1月23号开始封城，我在武汉待了80多天，4月12号回到北京后，在北京又经历了14+7的21天隔离，所以2020年以来的这五个多月里，我有100天是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物理上是与世隔绝的，外部的信息又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强度让人无法躲避，历史从书本里直直地立起来，就站在每个窗口。
今天站在这里其实一方面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恍惚，甚至还有一种幸存者的羞愧；另一方面，自己的心态以及人生阶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时机来分享我今天要讲给大家听的故事。
如果大家熟悉《哈利波特》里的世界观，就会知道冥想盆，人可以提取出自己记忆中的一段存储在试剂瓶里，等到想要看的时候把它倒到冥想盆里，自己或者其他人就可以身临其境地回到那段记忆当中。
我有时候觉得冥想盆和我的日常工作很有关联，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一直会阅读我的研究和翻译对象的各种文本，尤其是他们的书信和日记，我经常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就获得了一些属于别人以及别的时代的记忆，如果想的话就可以把这些记忆倒到冥想盆里去观看。有的时候，当外部历史被浓缩在一个个体的经历中，其实可能会呈现出更加饱满的浓度。
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我在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和翻译过程中，遇见的两个属于别人的记忆，是两个西班牙人分别经历同一场外部历史断裂之后的人生。
多明戈·马拉贡：用别人的名字活了别人的后半生
今天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多明戈·马拉贡。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马拉贡刚刚满20岁，是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毕业级的学生。
这所学校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艺术院校，有几百年的历史，每一年的美术系都只招20个学生。也就是说，只有最有天赋的年轻学子才有机会在那里求学，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西班牙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萨尔瓦多·达利就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我们的主人公马拉贡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得不能再好了，在他而来，这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从小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贫苦人家，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因为工伤去世，母亲一个人靠着打零工洗衣服把他和姐姐拉扯大。5岁的时候马拉贡就住进了救济院，去念救济院开的学校。在学校的时候，他的绘画天赋被老师发现了，如获至宝的美术教师开始在业余的时间里辅导他，16岁的时候马拉贡考上了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天白天去马德里市中心上课，晚上就回到救济院吃饭睡觉，有时候在画室里画画弄晚了，回到救济院已经深夜，小伙伴给他留的晚餐早已经凉了，但是他也毫不介意，吃得津津有味。因为那几年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第一次有了希望，一个人能够恰好有天赋去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生，是非常难得的幸运，绘画对于马拉贡而言就是如此。
1936年的春天，他已经快毕业了，小有名气，也会接到一些画像的订单，他觉得马上就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养活家人和自己了，而且，也许还有机会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17日，西班牙驻守北非的将领佛朗哥率兵发动政变，想要推翻第二共和国和刚刚赢得选举的左翼执政党。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马拉贡正在给一个眼睛特别漂亮的姑娘画肖像，那将是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里最后的平静时光。
战火很快烧到了马德里，这时候马拉贡坐不住了。学校里的老师都劝他说，你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做一点风险没那么大的贡献，但是马拉贡还是中断了学业，上了前线，去为共和国而战。他参加过马德里大学城的保卫战，也参加了内战时期伤亡最惨重的埃布罗河战役。
到1938年年底的时候，共和国军节节败退，马拉贡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到了西法边境上。1939年2月，法国终于开放了自己的边界，四十万逃难的西班牙人越过边境，被暂时安置在法国南部海滩上用铁丝网围成的难民营里。难民营里就有我们的主人公马拉贡，他到那儿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一个装了点食品的枕头套，几件衣服和一盒画笔。
很快，马德里沦陷的消息传来，共和国输掉了内战，佛朗哥就要建立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独裁政权了。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的海滩上，四十万人在同一天失去了祖国，大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怎么办。
铺天盖地的绝望情绪里，马拉贡重新拿起了画笔，想通过给难民营里的人画肖像来分散注意力。他的才能被同在难民营的一个军官发现了，两个人一商量，决定逃到附近的城市去卖肖像画，攒了一些钱之后又逃到了巴黎。不过这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法国被纳粹占领之后，也没有人再有心思去买什么肖像画了，马拉贡和这个军官就散了伙。
他得想别的方式活下去，而且不仅是活下去，其实从心底里，他还是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斗争，甚至想过偷偷潜回西班牙去参加地下反抗佛朗哥的运动，只是没能成行。
与此同时，西班牙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清洗和迫害，到处都设立了检查证件的关卡，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因为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某种支持共和国一方的行为而被捕入狱，上万人未经审判就遭到处决。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马拉贡开始帮这些在西班牙四处躲避追捕的西班牙人制造假的护照或者通行证，于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熟悉的画布、石膏像、油彩的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那个时候，只要一有人用合法的证件从西班牙来到法国，马拉贡就会想尽各种借口把人家的证件借来观察。他反复地做实验，用废旧轮胎的橡胶切成小块来刻印章，再用剃须刀片打磨；从旧货市场的老书上撕下泛黄的空页，作为真正被时间做旧过的证件纸片。
有一次他在巴黎的一个市场上发现了一种用来罩沙发的透明玻璃罩，质地恰好跟佛朗哥政府用来给身份卡过塑的透明薄膜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开始在巴黎大大小小的跳蚤市场、古董市场地毯式地搜索这种透明材料。可以说，他几乎是把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品的精湛追求全部用在了制作证件上，因为他知道稍有不慎，持有证件的人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马拉贡制作的证件帮助了无数的同胞逃脱了佛朗哥政府的迫害和追捕，可以在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乘坐交通工具，或者在法国合法生活，从来没有被识破过。他制作证件的对象，包括卡里略或者多洛雷斯这样重要的流亡人物，但更多的是因为共同的信仰而有共同遭遇的普通人。
在这期间，佛朗哥的政府重新颁布过好几次新的证件，而且每一次都说这个证件不可复制，但是每一次马拉贡都能成功仿造。甚至有一次在一列开往马德里的火车上，两个警察上来查证件，其中一个警察举起了唯一一张让他们满意的身份卡给其他乘客看，说：“先生们，看好了，这才叫证件。”但这张身份卡就是马拉贡在巴黎的小作坊里做出来的。
因为地下工作的保密性，马拉贡不可以给他在西班牙的亲人写信，所以他的母亲一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知道了儿子的消息。当时是马拉贡的两个出生在法国的儿子第一次回到西班牙，根据父亲的口头描述在马德里的维多利亚女王大道上找到了家里的老房子。敲开门的时候，两个孩子正想开口问门里的老太太是不是马拉贡的母亲，老太太还没等孩子们说完就高兴地大叫起来：“我的儿子还活着。”
只可惜我们的主人公一直到1977年佛朗哥死后两年才终于结束了自己证件伪造者的人生阶段，回到了西班牙定居。那时候他已经61岁了，38年的流亡生涯，他发现自己人生中其他的可能性已经在这38年中消弥了。在留给口述史学家的录音带的最后，马拉贡说了这样一段话：
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空间，时间也打败了我们，我们失去了和自己所剩无几的国家共同演变的可能。当我的使命终于结束，我以为可以求得某种依靠，在61岁的时候终于可以专心画画，我以为我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回到我真正的渴望与热爱当中，却意识到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恐怕是最艰难的事。
终其一生，我们的主人公到底也没能当成画家，他没能够像自己年少的时候想的那样，依靠自己的天赋成为被历史记住的名字。他的名字唯一一次出现在艺术史上，是在1995年出版的这本《西班牙20世纪艺术史》中。这一章是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插画和版画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段话的最最后面：
报刊中的插画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大刊物上的插图都是由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完成的，而有些发行量较小的报刊也与一些不知名的年轻画家合作，比如巴达萨诺、帕利亚和马拉贡……
有时候想想马拉贡的一生，就像他给自己制造的这张虚假的阿根廷护照一样，他像是用别人的名字活了别人的后半辈子。这张证件，除了照片，什么都是假的。马拉贡的后半生，除了名字，除了隐姓埋名，什么都是真的。而“生命钉住我们，正因为它不是我们以为的样子”。
玛丽亚·莫利奈尔：只有词典替她记得世界本该有的样子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同样是一个因为西班牙内战而被分割成上下半场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玛丽亚·莫利奈尔。
作为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我们都用过她编写的一本词典，叫作《西班牙语用法词典》。《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那本词典是他用过的“最实用、最完整也最有趣的西班牙语词典”。但是直到几年前，我在马德里的一个电影节上看到了莫利奈尔的纪录片，才知道因为编写词典而被历史记住被人们记住，并不是莫利奈尔原本对自己人生的规划。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她拥有的是另外的事业和梦想。
一切要从1931年4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说起。当时的西班牙有40%的人口生活在总人数少于5000人的乡村，全国人口中每10个人里就有4个人是文盲，在乡村和偏远地区这个比例甚至高达七成。城乡之间的发展裂缝越来越大，乡村里但凡是有点知识和地位的阶层后代，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向周边城市单向流动，而剩下的人则被现代化遗忘，因为交通不便，因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仿佛穷苦的将永远穷苦，无知的会永远无知。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1931年5月第二共和国成立了“乡村教育使团”，要把文化和教育送到西班牙的角角落落。此后的五年里，一整代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了乡村教育使团当中，他们翻山越岭走过一个一个村庄，去放电影，办画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设乡村图书馆。负责这个项目的正是当时在档案馆工作的年轻教师莫利奈尔。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莫利奈尔和她的同事选择了一百多种图书，用卡车装着运到一个个的村庄。有时候那个村庄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开着开着就要停下来，大家就要到泥地里去，喊着号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推车。
从1931年到1935年，莫利奈尔和她的同事们在西班牙全境新建了五千多家乡村图书馆，有将近27万儿童和20万成年人在这些图书馆里借阅过图书。村子里很多不认识字的人也会借来书，请村子里难得几个认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
而且莫利奈尔还把她的经验写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叫作《小图书馆服务指南》，出版后的第二年就已经被翻译成了法语，后来也成为欧洲很多国家建设公共图书馆的参考。
但是在西班牙，这项她投入过无尽心血和热情的工作，即将被战火彻底打断。
1936年内战爆发之后，莫利奈尔被任命为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负责共和国的图书与国际交流办公室。哪怕是在内战期间，他们还想办法将43万册图书分往了西班牙各地。战火中，莫利奈尔依旧梦想着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和平的西班牙又能够重新享受阅读。但是在她39岁生日的前一天，佛朗哥的军队攻陷了瓦伦西亚城，两天后，共和国输掉了内战。
战争的结束仅仅是战败的开始，第一个故事里也讲到了，紧接着就是大清洗和迫害。莫利奈尔因为负责过第二共和国的乡村图书馆建设而被定罪，罪状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她的职级连降十八级，被发配到马德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里去做唯一的馆员。
那个曾经用自己的智慧为政策献力、亲身亲力要改变乡村知识面貌的女人，如今仅仅是一个内战战败的幸存者，不被允许发出任何公开声音，她的知识和学术成就变得分文不值，她的主张和看法在这个所谓的新的西班牙毫无用武之地。
那个时候莫利奈尔依旧相信只有知识和教育才能拯救西班牙，但是她需要一个新的载体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直到1952年的一个下午，莫利奈尔在家里翻看儿子从法国带回来的《当下英语学习词典》，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她要写一本没有人能用政治考量审查的书，那就是一本词典，一本真正教会人怎么使用西班牙语的词典。
此后的十五年里，她每天早上起来就会先在家里的早餐餐桌上摊开了卡片，开始写词条，早餐时间就收拾起来大家吃饭，吃完饭她去图书馆上班，下班回来了再接着伏案工作。
她每一天在图书馆上班和回来写词典的时间，加起来都要超过15个小时，连全家人一起出去度假的时候都不例外。所以那十五年里，家人看到的永远是这张照片上的样子：莫利奈尔全神贯注地对着她的奥利维蒂22号打字机。
从52岁到67岁，那十五年里莫利奈尔都是快乐的，那是一种把你的生命全部交托给一项事业的秘而不宣的快乐，她终于觉得自己的人生重新属于她了。自从瓦伦西亚沦陷的那天开始，她体内有一部分东西已经死去，她却继续活了下来，从死一般的沉寂中重生，这部词典就是她的新生。
1967年《西班牙语用法词典》出版，上下两卷，3000多页，莫利奈尔把她无从实现的抱负和知识全部都凝聚在了这套书里，而且书刚一出版，她就已经开始积攒新的素材，想要为它做增订。
但是命运却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阻断了这一切。莫利奈尔的记忆很快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医生的诊断是脑动脉硬化，病人在最后会失去记忆，意识混乱。
到了1975年佛朗哥死了，西班牙终于要开始新的阶段的时候，莫利奈尔最后一次在儿子的陪同下去和出版社谈事情，整个会议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后来她的编辑回忆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她已经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
这个曾经可以用最精准的名字为所有的事物命名，可以给每个动作都找到合适的表达的词典学家，慢慢地被遗忘的黑洞所吞噬，直到词语也抛弃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的意识和记忆基本上都陷入了沉默，只剩下她的那本词典还在替她记得每一个事物的名字，以及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五十多年过去了，有很多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都把她的词典放在案头，也有很多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学习西班牙语的外国人还始终在用她的这本词典。这本词典现在已经出到了第四版，而且开发出了可以装在电脑里的光盘。
而对于莫利奈尔，在她写下千万张词条卡片堆满家中每一个柜子的漫长岁月里，后来的这些使用者，他们的面目并不明晰。相比之下，这部词典更是为了写给她自己内心的光，那是公共维度的大溃败里，她唯一能实现的一种人生。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两个故事。其实去年12月我和一席的编辑开始讨论今天要来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想要讲的东西也好、呈现的方式也好，都和最后大家听到的非常地不一样。
我想可能在过去的这五个多月里，我经历过的在武汉的疫情和隔离，以及最近不停地还在出现的各种新闻，让我对自己的思绪和情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整理，也让我进入到了一个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两个故事的心境状态当中。
今年这五个月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可能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觉得我们还置身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正在进行的历史当中，每个人不管是近期的还是长远的计划，好像都悬置在空中。而且你心里隐隐会有一种感觉，可能不管是我们个人将来的命运，还是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都不会再回到疫情到来之前的样子，而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中，至于这个未知是更好还是更糟，大家还不知道。
今天的这两个故事最打动我的点在于，时代和历史确实可能在顷刻之间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改变他的规划，改变他的命运，但是一个个体的风骨和选择，一个个体对自己信仰的坚持，同样也可能成为时代和历史不可或缺的情节。
天赋异禀想当画家的马拉贡，最后一辈子也没能够成为让艺术史记住的名字，但是他在巴黎的那个小作坊里做出来的证件，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他不认识的人的性命。莫利奈尔曾经对于建设乡村图书馆有过那么多的设想，她在人生的后半生里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但是她编写的词典如今成为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一定会备有一套的经典，而且不仅是在西班牙，还在很多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时至今日依旧帮助着所有学习西班牙语的人。
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当他们不得不赤手空拳地面对和承担一场历史的失败，并因此失去人生本来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继续实践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就像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说过的这样：
人并不是依靠残酷的真相和一成不变的规则活着，人活着，依靠的是，寄希望于他们坚信会到来的改变。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力和这样的故事是非常罕见的，是让人觉得生而为人极为值得的时刻。
最后我想用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翻译对象，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一生中写完的最后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讲述。他也是当年乡村教育使团的成员，这张照片就是他当时去乡村里办画展的时候拍的。
这首诗是写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士兵的，但是我觉得它也很好地说出了我从事西班牙文学研究和翻译这十年中遇到的这些记忆带给我的感动，也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想要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你们的理由。
在这首题为《1936年》的诗里，塞尔努达写道：
那时的事业似乎已失败，
这算不得什么；
有太多人，在其中火热一时
实际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更不值一提。
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信念，这就够了。
因此今天你又找回
当初的感受：
那事业高贵并值得为之奋斗。
他的信念，那个信念，依然存留
经过这些岁月，这些失败，
当一切仿佛已背叛。
然而那信念，你告诉自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谢谢，伙伴，谢谢
这榜样。谢谢你告诉我
人是高贵的。
就算高贵的人实在不多：
一个，一个人就足够
无可辩驳地见证
整个人类的高贵。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