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注册

八十年代，这些小镇消失之前……

译林出版社 2020-06-24 11:45:28

坐落于上海边上的小镇，布局像一头猛犸象的化石。以老街为脊椎，两侧的肋骨是深深浅浅的巷子，四肢是四家大工厂：国二厂、造船厂、纺织厂、粮机厂。

小镇俯瞰，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小镇的夏驾河流经龙王庙，汇入吴淞江；吴淞江蜿蜒东去，流入上海后，换了个响亮的名字——苏州河。

夏驾河，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里，来了一群被时代裹挟的上海人，以及随父母迁徙的知青子女、厂矿子弟。六七十年代因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工程而离开家园的上海人，拐了个大弯，兜兜转转落户于上海隔邻的菉溪镇。安定以后，他们又谋划着更进一步的迁徙。

他们烧上海菜，讲上海话，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寄希望于子女，有一天替他们回到上海。又以“投靠在沪子女”的名义，完成最后的归乡。

小镇中学，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国二厂，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出小镇记》就是这样一本以带有小说质感的散文笔调，讲述一个孩子眼中关于成长与变迁的故事的书。书中描画了三代人的群像：

曾经，在上海的屋子里，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待儿女的归来，儿女年少离家，出走半世，归来的是一个新的少年；出走的儿女，或是作为知识青年，或是作为三线工人，奔赴遥远的他乡，想归家而不得，辗转落户于家边小镇；而儿女的儿女获得一个新的身份，知青子女或者三线子弟，从一出生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人形指南针，永远指向那座城市，去完成最后的迁徙。

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以淡墨疏笔画出个体的人生轨迹。

出小镇记

8.2

路明 / 2020 / 译林出版社

《出小镇记》，路明

外婆

知青父母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笑着说，那是后期上色的。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讲，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小馄饨做的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外婆说的那么诚恳，配合着喝蛋皮汤的声效，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小镇合唱团，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的有模有样，比我妈地道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扯些有的没的，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心疼大白兔，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我妈平时买菜都讲上海话的。外婆就说我妈笨，死心眼，不懂人情世故——到人家的地方，客气一点总没错的，你说阿是？

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整个小镇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

那时我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我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接线阿姨问，寻啥人。我说，35号孙阿姨，谢谢侬。阿姨说，等歇。

小镇卫生院，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二天，外婆来了。

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外婆引起的。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

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两人通信，我妈说怀远的白乳泉在茶经里排名第七，我爸就说他老家无锡的惠山泉是天下第二泉；我妈说自己差点能推荐上复旦，我爸就说要不是看错一道题，他眼下应该在清华。我妈对我爸这种抬杠行为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

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的苦。我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半晌，她转过头对我说，你讲讲看，你妈这叫什么话。

夏驾桥火车站，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听我妈说过，她跟外婆其实不太亲。我妈跟我两个舅舅是太阿婆一手带大的。在我妈的大多数童年里，我的外公外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革命。外公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外婆是厂里的劳动模范，两人经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第二天清早，姐弟三个醒来时，大床空荡荡，他俩已经去上班了。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车上人很多，车门关了两次才合上。我站在路边哭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像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

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发抖，不说一个字。

……喂，静芝啊，阿是静芝……

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

节选自《上海来的外婆》

我妈

知识青年

一九八一年的秋天，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大卡车披红挂彩，从上海市中心出发，过武宁路桥，沿着曹安路向西驶去。

车上装的是我妈的嫁妆：樟木箱、梳妆台、大衣橱、骆驼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囍”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风光光。

卡车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省界，停在一条小河边。我爸引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彼时，那个叫菉溪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我爸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大声指挥接亲队把箱子搬到船上。婚礼在小镇引发了小小的轰动——老街长大的孩子，娶回了上海新娘。镇上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赶来瞧热闹，磨尖了眼，看看上海新娘子都有些啥嫁妆。

说是上海新娘，其实是安徽新娘，当时我妈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还在皖北某县人民医院，婚礼一周前才返回上海。

上海八十年代公车票，图片来源于网络

婚礼前，我爸我妈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我爸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我妈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我爸的主要原因。我妈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公社，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我妈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我妈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

送亲的队伍中，唯一见过我爸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我爸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我爸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镇北的夏驾桥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席。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婚后，我妈顺利地调动了工作，在小镇的卫生院当了一名医生。在我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我妈提前好几天就高兴，我爸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北安线”，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火柴盒房子，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仿佛之前的道路都不算。这才是上海。

……

八十年代的上海，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妈退休那年，把她的户口迁回了上海。说来可笑，以“投靠在沪子女”的名义。（我妈说，投靠伊？帮帮忙好吧）当年她拼了命把我送回去，像抛出一只锚，如今得靠这只锚把自己拉上来。为此，她来回跑了大半年，两地的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户籍办、档案馆……像一只恭顺的皮球，从一个窗口被踢向另一个窗口——领号，排队，谦卑地笑，同志你好……不是缺这个材料，就是那个格式不达标。她终于发了怒，拍着桌子，泪水滚滚而出。不办了。不回上海还不行。户籍办的小姑娘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三十九年前，她捏着从学校领来的上山下乡通知书，跑到派出所迁户口，一个章戳下去，一秒钟不到。回到家，太外婆问，户口迁出去啦？我妈说，嗯。太外婆问，什么时候走？我妈说，下个月。太外婆的眼泪掉下来。我妈慌了，外婆你别哭，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没见过这位太外婆，我只在我妈的讲述中一遍遍想象她的模样。在我出生前一年，太外婆就去世了。

菉溪大桥，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小镇的一千多“上海人”，一大半回到上海。他们办齐各种手续，又倾毕生积蓄，甚至背一屁股债，买一间郊区的小房子。千辛万苦，像洄游的鱼。小镇人笑他们想不穿，何必呢，一把年纪，被当作外地人。上海有啥好？从前的南京路、淮海路，是有别处见不着的好东西。现在都网购了，一键下单，哪都一样。为啥还要回去？

他们在十六七岁的年龄离开家，家变成一块琥珀，被层层时间包裹。像刻舟求剑的旅人，他们一辈子记着那时的上海。别人觉得，这帮人心心念念的，是回大城市，在他们心底，更深的念头，是找回那段丢失的岁月，和岁月里的人。上海驶远了。故人已逝，年华将老，注定徒劳。

节选自《车匪路霸》《种子的归来》

我

知青子女

不是所有上海知青的子女都叫知青子女。那些父母顺利回城、出生在上海的孩子，早已跟那片土地撇清了关系。只有那些回不去的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才叫知青子女。

父母一心盼望我们“回去”，最好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只有知青子女会学油画，学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启蒙老师通常是父母或邻居；只有知青子女会提前学英语，听新概念或许国璋；只有知青子女会因为成绩不好“吃生活”，所谓的成绩不好，大概就是跌出全班前三名。我很羡慕那些叫“生根”（长大后改叫“绅庚”）、“召弟”（长大后改叫“昭娣”）、“金花”、“乡妹”的本地同学，他们看起来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学，考试不及格也无所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生根”们，他们说，我们才羡慕呢，我们回家要生煤炉、烧夜饭的，要割草喂猪的，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的。还有，你们能经常去上海，我们可想去了，爹妈说，没钱去个屁咧。

国二厂码头，摄于八十年代

对知青子女来说，曹安路是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们都坐北安线，都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公交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车匪的爷爷家在浦东。每次他从菉溪镇出发，到陆家宅换车，再穿过浦西前往陆家嘴，单程六个小时。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

初二时，车匪转学了，他的大伯伯帮他联系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一个月后，班上每个同学都收到了车匪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新学校怎么厉害，怎么受欢迎，并督促大家回信，说不许忘了他。

只有我知道，车匪的信是写给黄潇潇一个人的。车匪不敢单独给黄潇潇写信。于是他写了五十四封。

我常常会想起车匪，不知他在上海过得好不好。这个温柔腼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告别，然后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那该是多寂寞。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不过是“你好吗”，“不要忘了我”。

……

藏书票页，《出小镇记》

前些年，小镇建了一个物流中心。各地发往上海的货物，被卸下卡车，检验，打包，再装车。人也是这样。有人顺利通关，有人被卡在这小镇上，一等就是几十年。我考了上海的高中，又读了上海的大学，我的身份证打头是310。对一个知青子女来说，基本算完成任务。我妈满意地说，一桩心事放下了。

我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生活，渐渐地，对这座城市生出亲近和依赖。我不是生来就是上海人，也谈不上有多期望。说到底，是因为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包容和温暖，让我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那天收快递，瞥见包装盒上“菉溪镇分拣中心”的字样。我笑一笑。有一点亲切，也有些许的感伤，像收到一封来自过去的家书。

节选自《车匪路霸》《种子的归来》

小囡们在小镇度过简单快乐的童年，也经历告别与离散。听着江南童谣长大的阿枣，却没来得及听外婆唱完第四把扇子；从小被认为拥有大好前途的少年王希望，无声无息没落在成长的路途中；失去父亲的小德，“纵火”烧了派出所后，像一滴水消失于大海；初二转学离开小镇去上海的车小匪，为了给暗恋的女孩写信，拉上了全班人当幌子，每次写五十四封信，只为了对一个人说：你好吗？不要忘了我。

就这样，这群少年奔波于小镇与上海之间，像反复的练习。对他们来说，曹安路是共同的记忆，他们徘徊在这条路上，犹豫着该说“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分不清哪里才是自己的故乡。终于有一天，他们离开小镇，奔赴各自的命运。

多年后回望，小镇上的夏驾桥、龙王庙、糕点铺、大澡堂、街机房、国二厂，还有三代人的群像，纷纷以倒带的方式重建，构成对那个时代新的理解：

如果城市是“巢”，小镇是什么呢？

一段历史、几代人生，都在文字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