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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司机直播性侵”是假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大惊小怪”？

界面文化 2020-06-15 14:43:27

如果说强奸文化是将强奸行为寻常化、日常化、脱敏化、去罪化的文化氛围，那么在色情娱乐消费中反复兜售强奸元素也是维系和加强强奸文化的方式之一。

撰文 | 陈佳靖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司机直播性侵”视频引发的争议。

将色情影片合法化，就能防止性侵的发生吗？

6月11日，一段疑似“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初始爆料者 @besafe2020june 称，这段视频是TA在一款地下直播秀场App的“深夜滴滴迷奸”直播间录下的，时间是6月10日凌晨。视频中，一名位于河南郑州、自称是滴滴司机的车主用“香水”将车内女乘客“迷晕”后，对其进行性侵，同时不忘与观众互动，索要打赏。@besafe2020june 在原贴中特别指出，“很多人会质疑这是个为了吸引观众而安排好的剧本，但我见证该司机从筹划到实施，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这是个真实的性侵害案件。”值得注意的是，直播中的女性受害者还在乘车途中谈起两年前同样在河南郑州发生的一起滴滴空姐遇害事件，这一点也激起许多网友的恐慌，担心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不少网友对视频中性侵的真实性抱有质疑。首先，视频中的司机虽然自称滴滴司机，但全称车内都没有任何滴滴提示声出现。其次，市面上并不存在能让人在短时间内不省人事的“迷药”。更有很多网友直言“这是摆拍，老剧情了”。他们指出，视频中的情景设置以及将角色职业化的叙事方式正是地下色情直播的惯用套路。而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爆料者所说的直播App名为“星恋直播”，其中大部分主播以女性为主。主播昵称、直播封面图乃至直播内容都充满了色情元素，还包含许多需要付费观看的大尺度内容。

直播软件页面来源：界面新闻

幸运的是，经郑州警方查证，视频中的性侵是假象。两名当事人实为夫妻，二人以营利为目的，借网约车司机迷奸女乘客的噱头公开进行色情表演，吸引他人观看。此外，滴滴出行官微也在核查后声明，两人均非滴滴司机。

尽管案件中没有人遭到性侵，但直播性侵这一行为依然值得警惕。对于直播性侵在国内是否构成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认为，犯罪者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强奸可以视同于“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这是强奸罪中情节较严重的情况。同时，如果在观看直播强奸过程中有人打赏，那么打赏者属于“帮助犯”，因为打赏为犯罪者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者和打赏者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此外，罗翔还指出，如果强奸犯是在强奸之后发视频（即录播），虽然不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但同样构成强奸的犯罪事实，同时还需要承担传播淫秽物品和侮辱罪的法律后果。

在此次“司机直播性侵”事件中，有不少人在得知直播内容可能是当事人“自导自演”后表示，这类包含性暴力情节的色情影片在日本和欧美很常见，如果中国能将其合法化，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恐慌。换句话说，这些人并不认为事件中的性暴力直播本身有什么不妥，唯一的问题只是当事人是否具有犯罪事实。然而，这真的是色情影片与性暴力直播之间的唯一区别吗？

直播打赏页面截图来源：@besafe2020june

性骚扰运动当事人、微博用户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认为，强迫题材的色情影片实际上与引起人们恐慌的性暴力直播有着本质的不同。色情影片往往是多机位拍摄，同时大部分作品都含有马赛克、片头片尾，以及必要的非真实提示，也就是说，它会让观众时刻感受到“这是虚假的、这只是一个色情产品”。相反，性暴力直播的内容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表演出来的，它追求的都是屏幕内的“真实性”和屏幕外的“参与感”，这正是直播模式的刺激所在——一镜到底，围观打赏，目的就是让观众认为“这场性暴力是此刻正在真实发生的”。因此，@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认为，性暴力直播是对强暴本身而不是色情的鼓动，它带来的不是色情的快感，而是犯罪与暴力的快感。

公众号“橙雨伞”也表示，直播的主观视角和实时拍摄的过程是它具有真实感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真假难辨的质感会触发女性观众内心的恐惧。值得讨论的是，在这样一场模仿迷奸案的直播表演里，女性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当事主播来说，女方是用来索要关注和打赏的工具；对于观众来说，女方是被允许在自己的指导下遭受“侵害”，并间接满足自己的施暴欲、实现强奸幻想的对象。因此，文章作者认为，这样的表演哪怕有剧本，也是一场几千人亲身参与的“强暴”。无论如何，女性都不可能在其中受到尊重。

应该指出的是，在心理层面上，渴望观看真实的强奸现场与亲自参与实施强奸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将无限逼近于真实的强奸直播表演合法化不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相反，它可能促使更多潜在的强奸犯将强奸行为合理化并付诸行动，进一步利用直播等技术手段掩盖其犯罪事实。

非法色情生意背后，是针对女性的暴力与控制

实际上，很多看似你情我愿的色情生意背后，都可能存在女性受到威胁或其他形式的暴力。譬如，韩国就曾爆出，有偷拍者在女性上厕所或换衣服时进行偷拍，然后将影像发布在色情网站上。因此，长期以来，首尔几乎所有公共洗手间中的小洞都被纸巾、贴纸、胶带等堵住。国内屡见不鲜的“裸贷”“裸聊”也是典型的例子。

2018年8月，成千上万的韩国女性上街抗议偷拍恶行：“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近年来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更加剧了针对女性的网络性暴力事件。除了前不久耸人听闻的韩国“N号房事件”之外，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性暴力”已经十分普遍。公众号“南都观察家”曾援引2015年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发布的报告指出，十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在生命中遭遇过数字性暴力，而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这一行为最初常被当事人用来进行针对前任的“色情复仇”，但后来，更多的人不再止步于对熟识之人的复仇，而是开始利用私密影像对弱势女性加以恐吓、控制，甚至像“N号房事件”中那样，对受害者进行性虐待和奴役，以获取娱乐或金钱。

受“N号房事件”影响，韩国于4月29日通过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把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同时对持有、购买、储存或收看非法性拍摄者加强处罚。而在上述文章中，作者也梳理了英国、加拿大、美国、以色列、菲律宾、日本等多个国家针对网络性暴力采取的立法措施。其中，以色列国会将“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比喻为“虚拟强奸”，视它为性犯罪的一种类型，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另外，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支持伴侣分手后有权要求对方删除交往时拍下的亲密照片及影片。

但作者强调，刑事制裁和刑法体系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性暴力活动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将女性和女性的性看作是一种需要被管理、被提供给特定对象的“物品”。事实上，犯罪者拍摄的、观众要求的、买来观赏的，不是所谓的“色情影片”或“性服务”，而是他们企图对女性施加的暴力与控制。如作者所言，“这正是所有网络性暴力的共同点，拍摄与散播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性愉悦，而是行为人希望通过揭露隐私和公众的羞辱，来重申自己对受害方的支配位置。”

这一点在此次“司机直播性侵”事件中亦有体现。从被曝光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男子用“香水”迷晕女子后，曾在直播中向观众强调女方已经昏厥，可以任人摆布，并多次鼓励观众提出如何处置对方的需求。而不少观众关注的重点也不是视频中的色情场面，而是好奇“迷奸药水”在哪里能买到、多少钱、效果如何。

直播截图来源：@besafe2020june

直播既然是假，我们为何还要“大惊小怪”？

“司机直播性侵”案件从6月10日被爆出，到6月12日深夜被证实是乌龙，仅仅用了26个小时，这得益于公安机关迅速有力的行动。值得玩味的是，在警方公布“真相”后，绝大部分此前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人立刻表示“放心”了。在他们看来，没有人遭到性侵、犯罪嫌疑人被捕、非法直播平台被追查就意味着一切尘埃落定。更有不少此前质疑直播内容是“自导自演”的人表示“我就知道是假的”，似乎印证了那些将直播内容当真并为此“大惊小怪”的人诚如他们所料，是“看得太少”“没见过世面”。

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或许更应该追问：同样是面对极具真实感的性侵画面，为何人们起先对事件的预判会截然不同？

评论员陈迪在新京报“我们视频”的一档节目中总结了两类观众的特点：相信并传播原贴的是那些对性侵害与威胁心怀恐惧、对网约车安全心存疑虑、对视频中疑似受害人富有共情力与代入感的人，这批人很大比例上是女性用户；而另一边，从一开始就质疑原贴真实性的人群组成则更为复杂，包括懂迷药的、对故事化情节充满戒心的、对一切网络爆料习惯性质疑的人等等，而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那些一眼就能断定原贴中的直播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色情表演的人们，这批人很大比例上是男性。当双方发生争论时，他们会以自己观看色情影片的经验作为证据，让原本相信原贴的人几乎无力正面反驳。

陈迪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使得男女理解世界的经验严重分化——同样的情节，一群人看到的是切肤透骨的恐惧，而对另一群人，却是平日反复赏玩都嫌老套不新鲜的消遣娱乐。如果说强奸文化是将强奸行为寻常化、日常化、脱敏化、去罪化的文化氛围，那么在色情娱乐消费中反复兜售强奸元素也是维系和加强强奸文化的方式之一。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犯罪主播当事人、观看直播并点赞打赏的观众、帮助传播非法色情内容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还是在事件后以自己的“江湖阅历丰富”嘲笑相信原帖的人太傻太天真的看客，都没有脱离强奸文化的语境。

在《韩国“N号房事件”中，26万观看者为何成为“共谋”？》一文中，作者重木曾提到，基于网络的性侵犯之所以难以被曝光，是因为网络这一虚拟媒介可以轻易抹除掉传统社会中的各种阶级、社会地位和其他塑造个体的范畴，使连接起用户的只剩下他们分享的“男性”这一身份，从而使得这一组织变得甚至比“兄弟会”更加“纯洁”。促进男性之间形成连接和维护他们利益的重要工具，便是被贬低的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贬低只能在网络上形成。重木看到，无论在“N号房”中还是在我们的许多日常生活场景，如公司的茶水间、学校教室和聚餐饭桌间，一群男性谈论女性，往往涉及各种有色和下流内容，这成为他们之间熟络、交流甚至是关系更进一步的垫脚石。

这种通过贬低女性不断巩固的男性同盟成为了强奸文化中的主体，他们往往拒绝把女性的话当真，进而让女性陷入沉默，比如用“这没什么大不了”来平息女性面临性侵害所产生的恐惧，或者用言语上的性骚扰向女性暗示“这不是她们懂得的世界”。在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男式说教”（Mansplain）——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尤其如果这件事和性有关，那么常见的回应往往不光是质疑她指控的事实，连她说话的能力以及权利也会被质疑。“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女人说出让人不舒服的有关男性不端行为的话时，她仍然会被说成胡言乱语，阴谋算计，撒谎成性，一个认识不到那不过是风流韵事的怨妇，或者以上全部。”索尔尼特在《爱说教的男人》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