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广东方所
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 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 讲到第二本书，我写到在2009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 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 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 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 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 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个宅子，是我们家族有将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局地。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妈，在“”当中辍学，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能够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识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掉自己，曾经头也不回地摆脱掉任何集体，试图建树自己，就像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当中剥落。但是已届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归属感。人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归属，那么归属从哪里来?不再是过去的宗族、血亲、单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真正的归属，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当我们志趣相投、目光相汇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