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典型云南物种”奇趣不完全录
我第一次见罗旭，是在2015年12月贵刊的新锐榜颁奖典礼。
现场设在深圳某五星级酒店宴会厅，每位获奖来宾都戴珠宝穿华服、争妍斗艳。唯有一人，在闪耀光滑的镁光灯下看着格外不协调——他头戴破洞草帽、身穿粗麻衣服、脚踩人字拖，身型瘦削，黝黑的皮肤上还有毫不掩饰的皱纹。
他会让你联想到乡野高原独有的阳光与土地气息，但唯独不属于那里。
他就是当年的新锐榜“年度艺术家”——人称“老罗”的罗旭。
罗旭出生在云南红河州的弥勒，那片干燥的红土地上，盛产中国最好的烟草和葡萄，或许，是这个地域因素熏染了他的心性，造就了其旺盛的创作欲。
自学成才、天真幼稚、博学多闻——从未受过系统的艺术院校教育的罗旭自称为“土贼”，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子，而不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当大多数人不惜抛弃过去文明的精华，迫不及待地涌入21世纪时，他却祭出“在高速公路上骑毛驴”的宣言，更显古怪、天真，甚至是过时。
但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土著巢”，就会发现这座没有一根钢筋、一颗钉子，用的只是本地烧制的红砖的古怪建筑，参照了很多精密的当代设计和传统建筑的风格。
当时有一位建筑师告诫这位艺术家，这是不牢靠的。如今，22年过去了，这座建筑仍然屹立着，它是罗旭一个人的寂寞城堡与理想宫殿。而他的大多数朋友、访客或观众也愿意和他一样，变成“疯子”或“天真的人”。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管郁达说，罗旭是无法用现行主流文化体系来定义的人——他是一个造房子的人、一个很会做饭的厨子，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一个无酒不欢的酒徒，同时他热爱美好的事物，喜欢美女和女人的大腿……
罗旭本身也无须被批评家定义、被艺术史罗列、被商业挟裹，他有自己的王国。
这个王国就在云南，也是云南本身。罗旭把自己形容为“云南的物种”，在这个自由王国里，所有的物种都可以乱长，树也好人也好，很多都长得奇形怪状，但大家都已习以为常。
正是因为罗旭对自由的坚持，不论是昆明附近的“土著巢”、弥勒的“红砖城”，还是他正在建水兴建的“蚁工坊”，都是对云南这片红土地的回归。
看看“蚁工坊”的位置——被建水城中心的一条公路和小学学校所围裹的“盆地”，在这片喧嚣、污染以及交通堵塞中，“蚁工坊”从骚动中退了出来，并达到让自然做主的完美状态。
这是一片想象的空间，草木茂盛、动物群行，充斥着激情与性征。在这里，处处都是使罗旭的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
他将自己饲养的动物视为兄弟姐妹，被命名为“罗辉”的其实是一头公毛驴。他和罗辉一起晒太阳、吃饭、发呆、遛圈，比亲兄弟还亲。多年下来，这头17岁的老驴似乎也深受罗旭的怪异影响，专吃竹叶、树根，有时还会跟着喝点儿酒。
近一年里，罗旭每天都在“蚁工坊”的迷宫里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数不清多少遍。然后他就会知道，这儿需要弄个功能性的展厅或手工作坊，那儿可以整个看似无用却是有无数可能性的“稀空间”；又或者，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中间需要设计多少距离、添置多少摆设、种多少棵树，多年后树长成了这个空间又会变成啥样……整个建筑，或者一种未来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被他“走”了出来。
偏隅一方，是他最从容的选择。在“土著巢”或“蚁工坊”的空阔的大窑堡里，罗旭纵情享受着超脱于灵魂之上的美感与快乐，即便是孑然一人的苦行僧似的生活。在鸡狗鱼鸭生生不息之中，在一草一木之间，罗旭觉得自己就是田野边的一株弯腰树。
“森林里的弯腰树与公园里的树是不一样的，弯腰树按照弯腰树的生长环境在长它的枝、结它的果。让我打直了身体充当那棵笔直的树干，我充当不了。”
罗旭说，没有规划的人最适合在云南生活。他自己就是一个典型，虽然一辈子都生活在云南，但他从来不规划自己的未来，每天活着就是把当天打发掉，然后第二天再继续打发。
“我想，我种的树将来长成什么样，我的未来便是什么样的。”哪天，这些物种离开了云南、离开了泥巴，可能就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特别是如果生活在大城市——那些看似更能用金钱和聚光灯来理解、包容奇思异想的地方。
罗旭心里清楚，自己这样的人，可能更容易被教育、被修理——“你这不对”“你这有伤风俗”“你这有破坏性”“你这会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他说，真正的云南物种，是不能接受修剪的。
只能是任之生长，长得成也好，长不成也没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