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个从开埠走向繁盛的城市
天津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处在海河流域的下游，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根据可靠的历史记载，天津城市兴起于公元12世纪初。当时经济中心南移，而政治中心却是北移。金元以降，北京开始成为首都。而为了维护首都庞大的军事和行政开支，开始疏浚大运河，并改凿永济渠，经南运河、海河进入北运河。由此天津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天津在元代成为直沽，明朝燕王朱棣赐名“天津卫”。此时主要还是作为军事基地进行建设的，并因漕运而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定都北京后，更是成了首都的“门户”。承担着护卫京师、保证京师粮食供应，地位之重要，由此可以一斑。
1674年刊刻的《天津卫志》中，总纂修天津副使薛柱斗如此定位天津:“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皇华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由于是；名虽未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天津河道进士陈弘谋在所撰的《重修天津北门外道路碑记》中又说，天津“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冠盖相望，轮蹄如织，俨然一大都会也”，是海滨重镇。因此，无论是明朝和清朝，天津都被人誉为“地连大连，当南北往来之要冲”的“水路通衢，畿南之大都会”。
天津作为首都的食粮囤积地，转运和集散的能力有所增强。百货云集，带来了商业和中转的繁荣。天津境内还有长芦盐产区，产量仅次于两淮，据全国第二位，这也提高了天津在华北的地位。因此，到清朝中叶，天津已经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业城市，对周围地区辐射能力增强，有仅20万人，成为居于首都之下的北方第二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天津已经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和经济中心城市，并成为华北、西北等省内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
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860年英、法两国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中英《续增条约》第四款：“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岸章程比例，划一无别。”中法《续增条约》第七款也规定：“从两国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无异。”从此，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开埠以后，英、法、美等国首先在天津开设租界，此后其他各国也相继在天津开设了租界，前后多达九国租界，是中国近代开设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是近代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现象，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独有的畸形社会体制。租界作为外人统治下的中国领土，外国人掌握着租界内的行政管理权，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外居民还必须向租界当局缴纳各种捐税，并允许外国军队进驻租界，甚至长期驻兵。因此具有“国中之国”的特征。可以说，它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一种主权侵害，是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前沿阵地。在中国，租界最早出现于上海，建于1843年。
1860年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天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侵略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1849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给香港总督文翰的信中所说，“象中国这样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如能不需作战就对首都作有力的封锁与围困，那好处就非同小可的。而这恰恰又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事情；每当早春时北京倚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粮食，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航队到云河口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二十个沿海或边境上的城市还有有效。”特别是直隶总督衙门的设立和新政的推行，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其日益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中心。近代以来的很多谈判和条约的签订，都是在天津进行的。朝廷重臣李鸿章初期坐镇天津，中央政府的许多衙门，特别是涉及到中外交涉的衙门也都纷纷在天津设立机构，从中外谈判、创办新式海陆军，到购买新式机器设备和武器设备、兴办西式教育等活动，政府官员、幕僚和受政府雇佣的洋员，外国的公使领事等云集天津。如此重要的地理和政治位置，使天津成为列强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