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北京，晴天

A

我终于开始写了一个新小说，现在取名叫做《弥留之际》，也许会改一下。

是前天晚上开始写的。昨天写了五千来字，今天到现在又写了五千字。

我就在朋友圈说，我写了五千字……妻子就说：

你为什么总说自己字数呢？你看，别人就只会说你勤奋……

我听了也不高兴。是啊，别人就去说我勤奋了，也懒得细看吗？我只是不想谈内容而已。说字数是简单直接的。这又陷入了柏格森所言的“简单逻辑”背后的人们简陋和懒惰的心吗？是我没有精细的语言去表达这个正在书写的小说吗？

也不是的。

继续写。希望在五月三十一日，我会读到一个自己也满意的新小说——并且，它可能在长度上达到一个我个人的新高。有人说，字数并不难——而对我而言，字数和完成都是写作的重要指标，反倒是质量，它经常是那样地融合到了字数和完成的作品里了。它是好，是坏，是一般，因为已经完成，我也无可奈何。

B

四天前下雨时我从楼下挖来的两株小苗——其中一株人们说是刺槐——现在几乎就要死掉了。

而另外，我看到潮湿的泥土里冒出两个新的小芽儿。它们真是楼下的泥土中带来的。你看：

我们有意做的事情，可以说它失败了；

我无意中达成的事情，是我并没有想到的；

而因为我做了那件事情，不管如何，现在我又有了两棵新的小苗——至少是两棵。

C

前天晚上和汪海老师聊天，后来我就买了十几本书。今天收到了书，拿出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开始读。开篇有感：

巴什拉开篇极具创见，看到了梦与梦想、记忆与回忆在语言和内心质地上的巨大差异。

梦与梦想，记忆与回忆，可以和可能……有时我们看到它们，以为只是一字之差，而意思差不多。其实一字之差，仔细体会，它反映了说话者或书写者的内心质地——梦想放在一句话中是柔软的，正如巴什拉所言，是“阴性的”。阴性的语言多具有一种说话者“为人考虑”的一面。它不只是表意的，还是审美的，是表达内心质地和色彩的。“梦”，仿佛是一个人昂着头说出来的。我们写作者应该会注意到这一点……这是我们使用和有所寄托的语言。

Ｄ

相比培植一株带土的刺槐小苗，有时我们倒不如培育一捧楼下潮湿的泥土。泥土中散落的种子可能生出数棵无名小草，甚至有可能长出全新的刺槐；而带土的刺槐却容易死掉。万物发生有它的随意性，又包含坚强的原则。相比于笼中鸟，我看窗台上不时光顾的小雀和鸽子也很可爱，尽管我们不能随时将它们捉在手上，但拥有和失去也是瞬间的、片段的感觉，笼中鸟也有死掉的时候，何况我们未必能在享受它可亲可爱的一天难，也容忍它们的鸣叫，它们将鸟粪拉在书页间。

E

晚上。

刚刚写了一篇千字文，半个钟头就写完，专门给一位刊物的编辑的。她是见了我傍晚在朋友圈的那一小段话，说如果能写成1200字的小文章，也很好啊……后来我就真写给她了，仅仅花了半个钟头。

因为在傍晚，我也恰好和小番茄出门一趟，陪她和她的小伙伴们出去玩耍。

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位在路边卖盆栽的老太太。因为小番茄喜欢盆栽，我就带她去看看。都是小小的。我们看了一阵，小番茄选了一盆像竹节草一般的，老太太用一个装月饼的手掌大的小塑料盒子培育而成。十块钱。我也想着可以讨价还价，因为另外一盆开花的植物，老太太说二十块，我说有些贵啊，她就说，十八可以吗——我没有还价。想到那么一位老太太，我还价做什么呢？

一路上我们沿着小河边走，旁边也长满了杂草和树。

Ｆ

深夜，我阅读了加缪的布拉格“伤心之旅”，也读了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第十一章。我修改了一篇很短的关于洪尚秀的半虚构的文章。想到曾经李宏伟和我描述过的“永远的加缪”。读加缪二十二岁前写的文章也让我变得脆弱和伤心，其实和读卡夫卡有相近之处。何况加缪也真正去了卡夫卡的城市，即便他当时没有提到卡夫卡——或许他那时根本不知道卡夫卡这位后来被人们认为象征着二十世纪文学高峰的“业余作家”。卡夫卡已经死去了，加缪还很年轻，正在欧洲的大地上旅行。直到他抵达意大利，才感到舒适。他“呼吸着唯一能得到的幸福；关爱友好的良知”；他的永恒的爱意又表现出来了，已经不再感到孤单，重新把握了那美好的品行：节俭和无私，“找到了故园”。

加缪如此感性、纯真，是本雅明不能相及的。他在1933年前后去过的布拉格后来我也去过，那时卡夫卡已经去世数年，布拉格的人们也许并不怀念曾经的那位脆弱的博士；我也曾在伏尔塔瓦河边行走，经过查理大桥；我也上过城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