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不曾随心所欲过——“传统”向“本土”迈进
《执业建筑师的专业素养》课程论文3-仅作记录与日后反思所用
——答胡越老师两问“为什么中国建筑师爱背传统文化的包袱”以及“你怎么看传统文化？为什么？”
当“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包袱的时候，这代表“传统文化”在中国建筑师的建筑创作中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和束缚；但另一个方面，中国建筑师又“乐于”去承受这个负担——这同样也代表，在承受这种负担和束缚的同时，也对建筑创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和好处。我认为这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传统文化变成了包袱？而这个包袱又提供了什么好处和便利？
一、 为什么传统文化变成了包袱？
人饿了要吃食物，这是生理需求。饿的时候吃水果，蔬菜，猪肉，牛肉，羊肉，这取决于地域，生产。但吃饭的时候用筷子，用刀叉，直接用手抓，这种非必需但成为社会人员的共识的行为和想法模式，这是文化。中国文明是传承一体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文化是一体的。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进行过剧烈的改变。再看当下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相似无二的高楼大厦和居住小区的内部，仍是中国人难以消化的传统思想——独属于东方文化的家庭模式，男女关系等等。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由于没有经过系统性的转变和进化，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生活环境中一直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冲突——比如中国人对于私密性和羞耻性的关注与巨大而无遮拦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冲突，独门独户的小区住宅和就是大宅大院的家族观念的冲突等等。
当我们再将视角转向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在其上的尴尬和挣扎就显而易见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西方的建筑观念和体系传入之前从未有过真正的建筑师，其性质更偏向于工匠——之前的建筑，亭台楼阁，宫殿寺庙，遵循着一套体系和制度。而建造和设计的最终权力，一直掌控在统治者或者说政府的手中（相信在市场经济进入中国以前，这种话语权还是掌握在权力的最高层之中）。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第一代建筑师，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归来的留学生，现在的国内的知名建筑高校，一部分背后是美国的影子，一部分背后是欧洲的影子。现在中国城市最大多数的建筑，其基础是西方柯布西耶的那一套。
从更纯粹的角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上的存续——那些最容易被模仿的形式语言和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冲突。在拥有更发达的排水体系的现在，坡屋顶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形式符号？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巷道胡同四合院，能否与当下飞涨的交通容量和人口以及居住质量的需求共存？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瓦顶没来得及演变和进化，难以与现代建筑的体系和社会生活找到很好的融合和共存。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现代建筑师们，接受的是以西方建筑体系为根本的设计方法和认知过程，图底是与西方城市无二的城市图景，但面对的是仍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中国人，行为被现代社会慢慢改造。“传统文化”像一个幽魂，飘荡在所有建筑师的心头，让中国建筑师犹豫，挣扎，彷徨——传统文化何以与中国割裂的建筑传承和发展找到一种合理的对话，何以自然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国建筑和中国社会本身都是断裂和矛盾的，这种矛盾怎么不会显示在中国建筑师身上呢？
二、“传统文化”这个包袱给建筑师带来了什么好处和便利？
当然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说建筑系学生，我们会虔诚地将建筑称之为“生活的容器”，建筑从家具尺度到城市和乡村背景为人类提供生活的场域空间以体验和感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发展到今天，其概念已经远远发散，建筑师所要应付的也不仅仅是使用者这一个群体。依照库哈斯的理论，建筑发展到今天，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城市和国家地政治名片和一种商品。建筑师在设计一个建筑的时候，最先面对的是甲方，而在甲方的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商人”。“商人”这一身份并不是指进行货物买卖的职业，而是讲资产和建筑的关系。政府等公共机构作为甲方，是将建筑“售卖”给人民和城市。一方面，这类建筑要满足公共活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城市的形象。“大裤衩”“鸟巢”“大巨蛋”为何能在北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建筑众多的城市以地标性的建筑形象出现，其原因是，一方面要满足体育、娱乐的民众公共需求，一方面又要体现中国拥抱国际化的决心。而当更普遍的商业公司作为甲方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是回报率，这类甲方对待建筑的态度就更接近于商品，其中尤以地产公司为多。
建筑在建筑师设计过程的方案状态和建成后的体验实体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其中还存在着甲方是否决定接受这个方案并建造的环节。而接受方案的过程多依靠建筑师放的分析、图纸、演示——说的难听点，就是如何为这个建筑讲述一个令甲方心动的故事或者噱头，而在甲方的考量中，这个故事也应当是民众（使用者）能够广泛接受的。那么，还有什么故事和噱头比“根正苗红”“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更好用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地产、会议中心等建筑圈内会有“新中式”这一名词的盛行，其很大原因就是带着传统文化的故事外壳更容易让甲方和民众们接受和喜爱。从这一点上来说，建筑师从“传统文化”中取得了巨大的便利。对坡顶的变形和运用，对园林，中式景观的再构，格栅廊道等典型元素的运用和一套深沉质朴且高级的中系配色，“新中式”的要点无非是这几个。而建筑师省功夫，甲方和人民又喜爱，何乐而不为呢？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相融可能是所有建筑师都想做的一件事。一方面，我们缺乏一套成体系的建构逻辑和形式语言，“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建筑的运用”这一命题是多么的诱人和充满光明。另一方面，被儒家文化，士人情怀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一直以谦卑和人道看待着世界。当面对方盒子的形式和空间创新时，不曾随心所欲的他们最容易触碰的解放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演绎和形式再造。去看看中国建筑学院中各年级的作业，最常见的不是方盒子和各种坡顶和园林的演绎吗？因为学生们最清楚，当他们无法深入到对空间和材质以及细部的真实感知和探讨时，选择“传统文化”的再造是最能够让老师（这就是另一种甲方了）认可和拿到相对更好的分数，而且也是最省力的。
三、 从“传统”挖掘力量——向“本土”迈进
中国的建筑师们，到底是文化的再造和延续者，还是破坏者？我认为，以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对“建筑”进行审视，不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一个个建筑单体，而应该先从整个城市（乡村）开始，然后是街区，是街道公园广场，最后才是建筑。因为当人们从房子中走出来的时候，所直接接触的界面是城市的界面，是多个建筑形成的界面。而这就意味着，建筑师面对的建筑设计必须从城市出发，但城市，由无数的建筑和自然组成。所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新建筑成为城市图底，而这个图底容纳新的建筑。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看作肉体，实体空间的集合——城市（乡村）是肉体之上的服饰。这些服饰中，当然需要有袖扣，戒指，耳环的点缀，但决定这个肉体的气质的，还是面积最大的衣服。对于袖扣、戒指和耳环来说，我们可以去请外国的建筑师，也可以让国内的明星建筑师大展身手；但更重要更基本的衣物，仍然是中国广大建筑师所应当关注的东西。
是众多平凡的，谦逊的，普通的建筑搭建出了中国的城市图底，而新时代的文化力量更应该在这种建筑中呈现。对于传统文化来说，一部分已经与时代脱离，只能够成为见证与历史，承载这个国家的厚重；另一部分在演变和进化，已经不再传统，而成为了“本土”。我在崔恺院士的《本土建筑》中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地域中进化和演变，是与地域环境紧密相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讨论不再只是传统文化，而是本土文化。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个不变的合集，本土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生长的。
对应本土文化的是本土设计。作为一个学生，我之前一直很难欣赏大院出品的建筑，总觉得他们过于普通低调，有时候甚至感觉呆板和平平无奇。但后来我认识到，那些大院建筑师所进行的任务其实不是做出某个炫眼夺目的作品，而是默默用这种低调，质朴的建筑构建新的城市文化背景和形态，这样才得以让那些所谓的“耳环”“袖口”有了得以成立的土壤：让领导满意，让群众乐意，顺自己心意。而不是在建筑圈子内小众的自嗨和讨论。
对于本土设计来说，一方面关注固有的城市形态和环境，另一方面本土设计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而文化和建筑的关系，可以显现，也可以隐藏。用形式去呼应，直接用本土的语言去创作，是显的；而用精神内核和生活习惯去呼应，是隐的。过于显，则太过低调轻浮，无解读和体验的乐趣，纯粹成为视觉消费和政绩的产物；过于隐，让普通人无从接受和探知，成为建筑师在方案汇报和采访中的自娱自乐。将本土文化和建筑做好的结合，可能就是要将显和隐的关系做出好的处理。
当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出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和意蕴，设计的出发点一定会变得顺畅和逻辑，而那个让中国建筑师无法随心所欲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本土中汲取的无限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