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弗居

功成而弗居

战国时的张良，原是韩国人，祖上为贵族。秦灭韩后，张良一直图谋恢复韩国，于是结交天下豪杰，曾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但没有成功。随后，他逃到下邳，遇到黄石公，得到《太公兵法》，悉心研读，以图复韩大业。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张良也积极响应，率领部下投奔了刘邦。不久，他联合项梁拥立韩国贵族恢复韩国，担任韩司徒。但后来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张良又投到刘邦门下，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

他追随并协助刘邦，一路出谋划策，一直打到咸阳城，斩将夺关，攻下咸阳城。张良经常给刘邦讲兵法。楚汉战争期间，鸿门宴上，张良与项羽、范曾周旋，使刘邦得以脱身，立下汗马功劳。他建议刘邦不要立六国的后代为王，以免留下后患，并建议刘邦重用韩信，封他为齐王，以调动他攻楚的积极性。张良又建议刘邦乘胜追击项羽，迫使项羽在乌江兵败自刎。

然而，当刘邦建立起大汉王朝，当上皇帝后，刘邦论功行赏，赐给他齐地的三万户作为食邑，但张良没接受，只要了一块小小的地盘——留地——即他和刘邦初次见面的地方，以此表达他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按说此时应是张良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了，但他决定急流勇退，归乡隐居。他想自己灭秦复仇的目的已经达到，由平民而位至列侯，也到了人臣之极，该满足了。加之他亲眼目睹了彭越、韩信等功臣的悲惨结局，又联想到范蠡、文种复兴越国后逃生留死的历史教训，深怕自己重蹈覆辙，因此不慕名利，决定回乡，远离官场纷争，修性养心，研习黄老之学。张良的行为，不只是自保，更是一种“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美德。所以他既能自保，也能流芳百世，达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同理，曾国藩是清朝的中兴大臣，但他同时又是一位秉承道统的儒生，深得儒道两家明哲保身和功成身退之智慧。当初，曾国藩一手创建了他的嫡系部队——湘军。

湘军是在清朝的八旗兵力量走向衰弱之际脱颖而出的。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利用汉人和汉军。湘军与清朝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派遣将领士兵出征，战事结束后，交回军权。

湘军则不然，所有将士都由各哨官自行选募而来，哨官则由营官自行选募而来，营官都由曾国藩的亲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任。可见，湘军实际是“兵为将有”，是曾国藩自己的部队。所有上下将士都绝对服从曾国藩一人。试想，这样一支具有浓烈个人和家族特色的军队，不仅清政府难以调遣，而且也不能放心呀！湘军成立后，矛头首先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凭借勇敢作战大败太平天国。

清政府的八旗兵腐败无能，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的湘军。于是在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管辖。可见当时曾国藩的权力之大。这在有清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后来，曾国藩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曾国藩因战功卓著，被封为毅勇侯，可谓功成名就。

但他并不为此得意，也从不表现出来。他深知功高震主、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的道理。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明白，自己虽深得皇上和慈禧太后的信任和重用，但他以及他的军队，对清政府仍是个心头大患。他明白自己汉人的身份，更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所以不敢功居自傲，不敢有得意之色，而是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此时，他想得更多的不是享受功名带来的富贵和名誉，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兔死狗烹的厄运，他想起历史上很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不懂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的例子……

于是他决定急流勇退，功成身退。他还写信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嘱咐他将来一有机会，尽快抽身引退，如此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他上奏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过多，时间过长，随着胜利，军中也积聚了恶习，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湘军裁撤。以此表示自己没有拥军自立和震上之意，没有野心阴谋，无心篡位，而是忠义之臣。然后，在实际行动中，他把军权一步步有序地交给他的学生李鸿章，让他这个高徒接任自己，发挥他在军事、外交上的才华……

当时，清廷也在考虑如何解决湘军的问题，湘军如此强大，曾国藩如此有威信，实在是让人心里难安，正想拔掉这个肉中刺呢，但鉴于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功劳，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为好。曾国藩如此知趣主动，正合清廷之意，于是很痛快地答应裁撤湘军。因为曾国藩正是功高招妒时，很多人想借他的嫡系部队做文章，想置他于死地时，功成身退。这样，既稳定了大清，也保护了他自己。于是清政府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这正是曾国藩想要的，真是两全其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过满必溢，正因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适时地选择功成身退，从而持盈保泰，功名皆无损，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