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盛世乡愁 ——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争，希腊人奇迹般地战胜波斯。那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为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自信和荣耀，却也是之后希腊世界一系列危机的开端。作为希腊人“团结御侮”的核心力量，雅典在战后强势崛起，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雅典从先前希腊世界的普通城邦迅速成长为东地中海的主导力量。从米泰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再到伯里克利(Pericles)，几代政治家苦心经营，励精图治。如何乘崛起之大势，最终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确立雅典帝国霸权的同时，结束希腊世界长期纷争、分崩离析、人人自危的乱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也是修昔底德著述背后的“潜台词”和现实关切。然而，摆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新一代雅典政治家面前的巨大考验在于：斯巴达正是雅典人最终实现其帝国雄心所必须克服的最大的政治和军事障碍。而在那场与劲敌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生死较量当中，雅典遭遇惨败，这场失败不仅是雅典人的灾难，更是希腊人寻求内部秩序的艰苦尝试所遭遇的一次重挫。战争本身给希腊世界带来空前的苦难，更预示着希腊世界陷入更大规模内讧纷争的开端。 与对外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新政开始，在之后的五十年时间里，民主政治至“伯里克利时代”达到最为激进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采取选举制、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而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力夯实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面对民主政治释放出的汹汹民意，要防止其破坏力，更多地依托于伯里克利的政治奇才。而对雅典传统世家大族来说，他们当然不会作壁上观，认命服输，进而在政治上束手就擒。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暗流涌动，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政治角力蓄势待发。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够通过其清明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巧于弥缝，暂时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作用，而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斗争便正式浮出水面，且迅速升级并趋向白热化，最终走向失控，成为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在帝国事业面临生死考验的当口，雅典民主政坛却陷入了空前紊乱，外患与内忧彼此叠加，致使雅典陷入一系列重大挫折的怪圈，帝国事业最终“胎死腹中”，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与政坛的畸变互为表里，雅典社会民情风俗也发生蜕变朽坏，误入歧途。人心畸变带来政治的扭曲：本来作为动员自由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大会，在实践中却沦为少数政客摇唇鼓舌、混淆视听、争权夺利的场所，人们参加公民大会的首要动机不再如以往那样旨在协议国事并从中习得政治经验，从而接受政治教育，如今他们的主要动机仅仅在于能及时领到参会补贴，后者往往对下层民众更具诱惑力，这就使公民大会难以发挥预期的清晰判断、群策群力的政治效能；本来旨在预防僭政的陶片放逐律，却日趋沦为党派彼此造谣倾轧、政客相互算计、彼此拆台的利器；本来意在培育公民公正感和道德良知的陪审法庭，却日趋堕落为人们逞私欲、闹派性、勾肩搭背、私相授受的舞台，雅典传统贵族的教养、德行、自律以及由之衍生的一整套礼法，在民主的大潮中不断趋于崩解；与强调世袭身份的“旧雅典”不同，“新雅典”人们更加看重的是金钱财富，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最初为社会舆论悄然接受，最终却得到舆论的公然推崇甚至吹捧；以智术师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不断侵蚀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理智主义与宗教信仰、平民主义与贵族德行，日益上升为民主雅典政治社会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这种意识形态往往与更为现实的权力斗争彼此交叠，使得雅典帝国内政、外交格局矛盾交织、错综复杂。贵族派与民主派、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旧雅典与新雅典、传统与现代，在雅典社会，两种力量往往相互撕扯、彼此消解，而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两种价值观念彼此掣肘，“新社会”以欲望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个人至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消解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和道德底线。 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过程中，雅典中途折戟，帝国事业盛极而衰，最终“胎死腹中”。作为读者，应当避免陷入所谓“后见之明”式的简单化处理，切忌将其归咎于某种单一的所谓“根本原因”，将本来丰富且立体的历史面相平面化、肤浅化，那样，我们便难以从前尘往事中获得长进。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导致的现实后果。 雅典：“黄金时代”抑或“镀金时代”? 深入理解古典时代的雅典帝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无疑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希罗多德在雅典极盛期讲述波斯战争传奇，其现实关切深沉且委婉。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的一个偏僻小部落成长为世界帝国，最终却在其远征希腊时意外失手，从此一蹶不振，国势日颓。如果说希罗多德以波斯帝国兴衰为“借镜”，通过外部视角，反观当时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借以探问邦国兴替之机理，思索命运之沉浮，那么，后学柏拉图则通过内部视角，诊断雅典政制及其国家精神的病理，进而寻求可能的解救之道。如果说柏拉图《法律篇》可以被视为希罗多德《历史》的理论总结，那么《理想国》则无疑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从叙事结构和思想主旨来看，它们在时序上彼此呼应，论题上相得益彰：修昔底德将现实版的雅典与斯巴达对观，双方在政制形态、言谈举止、民情风俗等方面形成鲜明反衬，而雅典自身的弊病则在这一对比中昭然若揭；《理想国》将理论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对照，斯巴达无疑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理论原型，从苏格拉底与雅典青年的谈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柏拉图对雅典政治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救世之心。而且，值得玩味的是，《理想国》起笔处似乎就是修昔底德搁笔处，即公元前411年左右，发生在雅典的寡头政变以及继之而起的围绕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合雅典国情的激烈争论，在这一方面，柏拉图似乎意在赓续修昔底德的精神志业，探问雅典国家的解救之道，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修昔底德关注更多的是政治，而柏拉图则更侧重法意。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将斯巴达作为理论原型，借以观察现实雅典政治社会诸多弊病，例如第二卷关于“猪的城邦”与“发高烧的城邦”的讨论。“猪的城邦”本是对话者之一格劳康调侃的说法，它针对的正是苏格拉底创造的能够分工合作、通工易事从而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城邦。在这样的城邦，诸如工匠、农人、牧人、行商、住商、雇佣劳动者，他们相需相得、和睦相处。有关该城邦人们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做了如下描绘： 他们制造面包，酿造酒类，制作衣服和鞋子，建造房屋；在暑天，他们大半是裸身赤足劳动的，到了冬天就身上穿衣服，脚上穿鞋子，足以保温，足以御寒；作为他们籍以营养滋生的食物，他们……厚实地道的用大麦粉揉制出来的面包和用小麦粉焙烤出来的面包他们放置在芦草垫上或是洁净的叶片上，他们斜倚在用葡萄藤和桃金娘枝叶垫起的坐蓐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快乐地用餐，轮番地饮酒，头上戴着花环，唱着颂神的赞歌，他们彼此相得，和合欢畅；他们不超出他们的财力物力的限度生育子女，以求免于贫乏和战争的忧虑。……他们在和平与安宁中健康地生活，无疑，他们是能够历耄耋，尽天年，同时又把这样的生活传给他们的子息。 在这样的城邦，人们生活无虞困乏，适可而止，生活在于必需，而不为种种额外的奢靡、炫目的浮华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求所左右。人们朴素节制，无须相互炫耀攀比，彼此嫉妒艳羡，既没有因饮食过度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不会因为漫无节制的物欲导致的对外侵伐，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一个健康的城邦。 与上述城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奢靡的城邦、“一个发高烧的城邦”、“一个发炎的城邦”、“肿胀的城邦”。在这样的城邦，人们不再满足于先前的生活方式，于是各种物事不断充斥其中，许多先前被认为毫无必要的欲求，如今成了生活的必需，而且无法餍足，他们 还要再有带靠背的褥垫长椅、餐桌以及其他家具，要有关味的菜肴，要有香水精，要有薰香，要有侍女，要有糕点蜜饯，所有这一切每一样都要百种花式齐备……绘画、刺绣织锦，一一都要兴办，金银、象牙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无不要一一罗致齐全……各式各样的渔猎人；各种模仿者……各式各样的花式制品的工匠们，其中特别是妇女装饰品。并且我们需要的服务种类也增加了。看来，我们不是应该有儿童教师、乳母、保育员、妇女美容师、理发师，又要厨师、管家么?并且我们又多了一个需要，要有很多牧猪人。 人们纵情声色犬马，心灵丧失节制，贪恋种种口体之乐，他们懒散饕餮，致使疾病缠身，于是医生、法官奇货可居，不仅为一般人所需要，连自由人也对他们俯首帖耳。而一旦放纵与疾病在城邦内泛滥横溢，法庭药铺便到处皆是，讼师医生便趾高气扬，致使多数自由人也不得不对他们俯首帖耳。“猪的城邦”与“发高烧的城邦”，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不仅意在使现实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彼此对照，而且旨在使曾经的雅典与当时的雅典互为“借镜”，借以透视“黄金时代”雅典表面繁盛背后所潜藏的深刻危机和内在“病理”。 而在修昔底德文本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理论努力。在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这样说道： 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在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悦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我爱国的东西，正好像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去努力摆脱贫穷。 这既是伯里克利对雅典的直接称颂，也是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委婉警示：国家的富强带来生活的舒适安逸的同时，也会让民众日趋陷入柔弱苟且；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在带来各种享受的同时，也会使民众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漫无节制的物欲经常让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无视公序良俗，藐视祖辈礼法，目无城邦法纪，无视宗教权威；金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俨然如神，人们将其奉为至上权威，诸如公共责任、公序良俗、道德信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日趋暗淡。对此，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做了格外生动的呈现：《云》中的父亲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为了赖掉所欠债务，不惜敦促儿子费狄庇得斯前往“思想所”学习诡辩术，在正理和歪理之间，他们毅然选择了歪理。而在“正理”与“歪理”的那场戏剧式的对驳中，“正理”一上来便自信满满、义正词严： 我要谈谈从前年轻人的教育是什么样的：那时代 我很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知道节制。 首先是学校里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喊尖叫声； 其次甚至大雪天，同区的学生都穿着单衣 队伍整齐地，一同穿过大街前往乐师家里。 他们在那儿张开腿站着，学习唱歌， 不是唱“远扬的战歌”，便是唱“毁灭城堡的可畏的雅典娜”， 大家的声调都很和谐，这和谐原是由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 我曾经用那种 教育教出了马拉松的英雄， 你如今却教年轻人很早就裹上了长袍。 每当他们在雅典娜节里跳舞的时候，他们总是不敬神， 用盾牌来遮着他们的大腿，我看了真气得要死! 无论“正理”多么理直气壮，最终却在这场对驳中败下阵来，而“歪理”之所以能够完胜“正理”，靠的恰恰是迎合而非节制年轻人的情欲本能。“歪理”所代表的“新思想”教育年轻人说：世界上从来无所谓“正义”、天神、羞耻，只有利益和功利，这种“新理论”、“新教育”能够教会年轻人“用一些歪曲的理由，反能够战胜正直的强者，这法术值千万两黄金”，只要学会那套高超的诡辩技巧，即便摊上任何坏事都能化险为夷。而“正理”所宣扬的那套前辈人的美好德行，在上述“新理论”面前，则显得守旧僵化、愚不可及。 在雅典光鲜的外表下，却是古风时代人们刚健虔敬、庄重内敛品格的式微。在雅典有识之士眼里，雅典的所谓“黄金时代”，实际上只不过是“镀金时代”。雅典人转而在对手斯巴达身上，发现了自己久违的德行。站在曾经执希腊世界之牛耳的迈锡尼依稀可见的废墟之上，修昔底德抚今追昔，遥想当年阿伽门农王的威势，他不由叹道： 假如斯巴达将来变为荒废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了的话，随着年深日久，我想后来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但是斯巴达人占有伯罗奔尼撒半岛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并且在半岛以外许多同盟国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城不是有规则地设计的，城内没有壮丽的神庙或纪念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们所料想到的。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样的遭遇的话，人们从会认为这个城市的实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 为了保持本城邦生活方式的纯粹性和城邦法律习俗的稳定性，防止异族风俗的渗入进而腐蚀本民族惯有的习尚，斯巴达人格外谨慎且警惕，不遗余力想方设法予以防范。修昔底德通过追溯国王波桑尼阿斯里通波斯案，对斯巴达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做了更为直观的呈现。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奇迹般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然而波斯人奢靡的生活方式，却成为战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竞相效仿的对象。希腊人在军事上战胜了波斯人，却最终沦为波斯人生活方式的俘虏：普拉提亚战争，希腊联军大获全胜，占领玛尔多纽斯大营，波桑尼阿斯看到波斯统帅极其精美的金银镶饰的床榻、金银餐桌以及那丰盛的波斯大餐，他在纳闷如此富裕的波斯国王为何要不惜代价远征贫穷的希腊的同时，对波斯人的奢华生活也不由心生艳羡甚至激起效法的本能冲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以居鲁士大帝对波斯人的警告作结，据说当初有人力劝居鲁士将波斯人从崎岖的山地迁往更为肥沃的平原，居鲁士警告他们说：“一旦这样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继续做统治者，而要准备成为受别人统治的臣民——宜人的水土养育软弱的人民——但没有哪一块极其丰饶的土地上，同时也会养育出勇武的战士。”波斯人于是改变了初衷，采纳了先贤的建言：“他们宁肯居住在崎岖的山地上担任统治者，也不愿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当别人的奴隶。” 丰裕非但未带来雅典城邦的和谐，却成为内讧党争的温床，政治权利上强调平等与财富占有上的极度分化形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有机合谋，与贫富严重分化对应的是雅典社会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急剧分裂，雅典早已不是柏拉图理想的将许多不同部分聚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单一城邦，而是相互敌对的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贫穷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对帝国来说，其势力如日中天、富庶奢华之日，或许正是其民众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趋颓坏之时。在雅典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当口，希罗多德向雅典人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传奇，这是对正在“发高烧”的雅典城邦的警告?还是对雅典重蹈波斯帝国覆辙这一看似难以幸免的宿命的哀矜?抑或兼而有之? 贵族派与民主派 与斯巴达战争爆发第三年，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身染疫病离世。虽属意外，但从雅典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看，伯氏的去世成为雅典政坛以及帝国事业的转折性事件。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尼西阿斯功勋卓著，其政治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本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政治资本，赓续国祚，励精图治，将雅典帝国事业带上新的高度。然而令人遗憾且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这位“高贵的”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人的帝国事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尼西阿斯的做派带来的后果往往都使雅典的处境急转直下、雪上加霜，有些甚至是他刻意为之。公元前413年，四万雅典远征军最终在西西里全军覆没，尼西阿斯兵败被杀，修昔底德悲叹道：“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毕生致力于美德(arete)实践的。”这与其说是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哀矜式的赞扬，还不如说是有着高度政治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修昔底德对这位雅典同胞发出的一则格外辛辣的讽刺。 公元前425年，雅典围攻派娄斯，战局一度陷入胶着，尼西阿斯在公民大会上一反常态，“爽快地”将指挥权移交给政敌克里昂。然而，对尼西阿斯来说，移交兵权是假，趁机剪除政敌是真，谁料克里昂有如神助，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将120名斯巴达军官解回雅典，这成为雅典扭转战局赢得之后谈判筹码的关键。作为读者，我们不难想见，当尼西阿斯得知派娄斯大捷的消息，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一番五味杂陈!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西西里，尼西阿斯与“政治新星”亚西比德唇枪舌剑，各抒己见，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尼西阿斯极力夸大远征本身所需兵力，本想借以阻止出征，然而，雅典人却将尼西阿斯的这一消极阻挠策略一厢情愿地误会成他力图一举拿下西西里的战略决心，于是大幅增加远征兵力和物资储备，致使雅典几乎倾巢出动，导致后防空虚。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首席将军，初到西西里的尼西阿斯非但不去兑现他出征前向雅典索要兵力时的承诺，积极出战，利用敌人的畏惧心理，速战速决，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转而主张在促成盟国厄基斯泰与栖来那斯达成和解之后，环绕西西里沿海航行一周，炫耀一下雅典的实力后即航行回国，“除非他们可以迅速地、出其不意地援助林地尼或争取其他城市到他们这一边来。他认为他们不应该耗费国家的资源，使国家陷入危险中”。 雅典远征军劳师袭远，志在必得，然而尼西阿斯却消极应对，贻误战机，这使一度准备放弃抵抗的西西里人重拾信心。眼见斯巴达的援军陆续到达、远征军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尼西阿斯亲自修书一封，因为“他担心使者们由于缺乏说话的能力，或者由于记忆力不好，或者由于想说些讨好群众舆论的话，因而不说出真实情况来”。在这封公文中，尼西阿斯要求增派与第一次出征同样规模的兵力，否则要么允许他尽快撤军，要么派新的将军取代他的军职。修昔底德全文照录，而从这封求援信的内容看，尼西阿斯作为职业军人，非但不如实通报军情，反而反其道而行，只报忧，不报喜，重演出征前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故伎，夸大远征军的不利处境，同时极力推卸自己作为将军的责任，俨然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姿态： 我从经验中知道雅典人的性格：你们喜欢人家告诉你们一些悦耳的消息；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你们所预料的话，那么，你们后来就会责难那些告诉你们的人。……以这次远征的原定计划而论，你们不能说你们的士兵或将军有什么错误。但是现在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了；伯罗奔尼撒将增派新的援兵来，这是意料中的事；而你们在这里的军队，连目前的敌人也已经不能应付了。因此，这时候你们要决定，不是召回我们，就是另派一支和第一次远征军一样大的军队来，包括海军和陆军，并携带巨额的金钱来，同时另派一位将军来指挥军队，以免除我的职务，因为我患肾脏病，不宜于军事了，我想我可以请求你们照顾，因为当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历次指挥军队，对于你们曾经有过很多的贡献。 厄庇波利战役失败，德谟斯提尼主张即刻从陆上撤军，保存有生力量，维持海上优势，再另做谋划。但尼西阿斯却拒绝撤军，修昔底德对其心理活动做了如下细致入微的揭示： 他(尼西阿斯)说，如果雅典民众会议没有表决要他们撤退的话，他确信雅典人是不会赞成他们撤退的。他们自己亲眼看见了事实的真相，因此不必依靠别人的敌对批评而作出关于他们的决议来；但是雅典的选民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的影响的。他又说，事实上在西西里的士兵中，现在大多数人正在叫嚣，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是他们一旦回到了雅典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口气，说是将军们受到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在他的一方面，因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被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处死，还不如在此碰碰运气；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他宁愿死在敌人手中。[2](前揭，P598) 就这样，在敌人和同胞之间，尼西阿斯宁肯选择信任敌人。在这位杰出将军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雅典人的疑窦和怨怼，进而转化为他对待雅典帝国事业上的漫不经心，甚至落井下石。尼西阿斯一次次辜负雅典人的信任和重托，波斯战后几代雅典人开创的帝国基业就这样在他的手里葬送净尽，这不能不令人为之哀矜扼腕，唏嘘悲叹。 针对尼西阿斯上述种种做派，若仅仅从他的个人品性上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尼西阿斯上述一系列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某种程度的内在一贯性，对于尼西阿斯心中的无限郁结和怨怼，只有放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张力场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可追溯至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制。梭伦立法的核心目标在于消除长期困扰雅典的内讧式党争，诸如颁布旨在废除债务奴隶制的“解负令”，按照财产多寡将人口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斗级、骑士、双牛级和雇工)，同时按照财产分配相应的公职。新法虽然未在法理上直接取消雅典传统的部落建制，但在事实上削弱了传统世袭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如原来由战神山议事会负责遴选公职人员，如今却由各部落推举候选人，然后再通过抽签产生；新的以财产而非世系为基准的等级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公职授职机制，客观上为社会中、下层通过创富获得晋身提供了机会。 梭伦改革毋宁是雅典由传统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型的开端，这一转型过程中经皮西特拉图家族持续近五十年的僭主统治，至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新政基本完成：集中表现为传统世家大族政治影响力的日渐式微，平民势力在城邦公共事务中的不断崛起，而克里斯提尼通过其一系列新政举措最终将这一转型成果从法理上肯定下来：诸如打散原来的部落建制，代之以完全按照地域划分的“德谟”(deme)体制；同时依照新的行政区划组建“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原先根深蒂固的以世家贵族为基础的“四百人议事会”；推行陶片放逐律，等等。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说，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希罗多德说，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迸发出奇迹般的战斗力。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 至“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年)，民主在雅典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而伯里克利本人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我们管理我们的事务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好处。解决私人纠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和个体价值。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事实却是，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员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夯实国家政治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我们知道，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压舱石”，他们如果能够免于故步自封、骄纵专横，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德行的化身、民众的表率。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否则必然会沦为群众意见的“秀场”、党派倾轧的舞台，最终沦为狂暴的“负能量”。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规范的情况下，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依托于诸如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借以有效地约制和引导民主。民主政治动员起民众的政治狂热激情与政治领袖的冷静理性之间的平衡，成为波斯战后年代国势上升过程中雅典政制有效运转的关键，这种类似“高压锅”式的政治体在侥幸得到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天才的情况下，雅典可以被带向极盛，而一旦缺乏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主政治便难以避免地走向其反面。这恰恰是伯里克利去世后民主政坛陷入空前紊乱、雅典帝国事业急转直下的关键。得失之道、盛衰之理，在雅典帝国事业的艰苦征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呈现出的戏剧性也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尼西阿斯这样的雅典世族，正是在上述政治情境中被推上帝国政坛的风口浪尖。对于克里昂这样的意见领袖，尼西阿斯打心底里不屑，对尼西阿斯来说，在克里昂这样出身下贱、为了获得权势不择手段的政客面前，他既感到恐惧，又本能地鄙视和厌恶。透过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如椽之笔，我们不难对民主政治的畸变感同身受，对尼西阿斯这样的雅典世族的郁闷和怨怼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在《公民大会妇女》中，喜剧家借雅典妇女珀拉克萨戈拉之口发出如下悲叹： 目睹国势日衰，一蹶不振， 我悲凉感慨，五内俱焚。 我看到，一群坏蛋把国家操纵。 别看他偶然一次行为端正， 实际上十有九次是骗子、恶棍， 你们信赖另一个，他却更加龌龊卑鄙。 想说服一帮刚愎自用的男人， 真不容易。 你们对良言劝诫的耿介之士恶语恫吓， 对包藏祸心的宵小之徒大献殷勤。[5](前揭，第174-182行) 对于雅典公民大会，喜剧诗人通过歌队做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遥想当年…… 谁也不会因为参加大会 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口袋。 但大家都踊跃前来普倪克斯， 各自在背囊里带着 面包、葱头和酒罐， 外加一把油橄榄。 而现在虽然每人发了三个欧波尔， 一讨论起国家大事来 就只知道在会上喧嚷叫喊， 像雇佣来的泥瓦杂工一般要工钱。 在公民大会上，面对汹汹民意，尼西阿斯时刻感到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他没有像伯里克利那样，既能够在适当时刻放低身段迁就民意，也能不失时机规训民众，更没有伯里克利的帝国雄心以及兑现这一雄心的权力意志。尼西阿斯厌恶克里昂，厌恶克里昂背后叫嚣起哄人多势众的“无知群众”，他厌恶民主，进而厌恶公民大会做出的几乎所有决定，远征西西里作为经营帝国的战略抉择，即便其本身有着足够的理由，但出自公民大会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尼西阿斯对这一决策产生极度怀疑和反感：出征前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夸大所需兵力这一“阴招”阻挠远征，阻挠不成反使雅典人压上了几乎所有家底；到达西西里非但不兑现出征前公开做出的军事承诺，反而采取极端消极策略，让远征军兀自消耗、坐以待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作为首席将军非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极力推卸责任，同时要求增派相当规模的远征军；在有机会及时撤军时他拒绝撤军，在敌国和自己的同胞之间宁肯信任敌国……可以说，正是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帝国送上了不归路。但我们绝对不能将雅典帝国事业从兴盛向衰败的戏剧化逆转完全归咎于尼西阿斯个人品性。事实却是，在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个体选择与时代境遇往往彼此形塑。毋宁说，广场民众的癫狂与尼西阿斯的怨怼，在帝国事业生死攸关的时刻“合谋”将雅典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雅典怎么啦? 据色诺芬回忆，雅典将军小伯里克利与哲人苏格拉底曾就雅典帝国的急转直下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小伯里克利：苏格拉底，我真奇怪，我们城邦的威力怎么竟这样败落下来? 苏格拉底：我想，正如别的人由于过分超群出众和成绩优异而疏忽大意以致落后一样，雅典人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后，也是由于疏忽大意而变得落后了。 小伯里克利：那么，他们怎样才能恢复他们原有的威望呢? 苏格拉底：我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要他们能够发现他们的祖先是怎样行事为人的，而且自己也努力照样去做，他们的威力就不会比他们祖先的差；或者，如果不这样做，而能仿效那些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人们(斯巴达)，照着他们的方式行事为人，以同样的细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成就就会同样地好，而且，如果他们更加勤奋，他们的成就甚至还会更好。 小伯里克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城邦距离完善的程度还很远吧，究竟什么时候雅典人才能像拉开代莫尼(斯巴达)人那样尊重他们的前辈呢?他们从他们的父辈起就藐视年长的人了。或者，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锻炼身体呢?他们不仅自己不注重健康，而且还嘲笑那些注意健康的人。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服从他们的领袖呢?他们甚至还以轻蔑领袖为夸耀哩!什么时候他们才像拉开代莫尼人那样同心同德呢?他们不仅不能互助合作以谋求互利，还互相伤害，彼此嫉妒，比对世上其余的人更甚。他们无论在私人或公众集会中都比任何人更爱争吵，他们最爱彼此控诉，宁愿互相占便宜而不愿互助互利。他们看待公众事务就好像和自己无干的别人事情一样，然而却彼此争吵着要管理这些事务，甚至还以有力量能够这样争吵为乐。由于这种情况，许多灾祸和罪恶就在城邦里滋长起来了，而大量的仇恨和怨气也在人民中间发生了；因此，我经常怀着恐惧的心情，深怕有忍受不了的灾祸降临城邦。 苏格拉底：哦，伯里克利，决不要以为雅典人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以弱胜强，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薛西斯大军遭遇重挫，波斯帝国也自此一蹶不振。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雅典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耀。而随着战后雅典国势日隆，雅典人对这场战争的选择性记忆更加凸显，在这时雅典人的心目中，战胜波斯，雅典人居功至伟，雅典人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都使他们当之无愧，雅典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称颂的优秀品质。一切品质，只要是雅典的，都是特出的，都是别人应当竞相效仿的典范。不难想见，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对雅典人应然赞颂，却被底下的听众本能地想象成实然描述，如今的雅典人自恋浮躁、目空一切，他们曾遭受强权的欺压，也曾忍辱负重，而当他们自己获得权势的时候，便与当初的权势者行为如出一辙，而且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甚至变本加厉。雅典人的“新帝国国民心态”昭然若揭，他们变得迷恋权势，矜武任力。公元前431年即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爆发前夕，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那位雅典人临时进场所发表的那篇义正辞严的所谓政治“声明”，即可作为上述“新帝国国民心态”再合适不过的注脚： 我们用不着谈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那些事情的证据只是耳闻，而不是目见。但是我们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纵或你们也许因为经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在这次战争所带来的光荣和利益中，你们不要剥夺我们所应有的一份……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这就是那次战役的结果。这证明希腊的命运依靠它的海军。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有三个重要方面的贡献：我们提供了最多的船舰，我们供给了最有才智的将军，我们表现了最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特别是关于我们的帝国。我们不是利用暴力取得这个帝国的，它是在你们不愿意和波斯人作战到底的时候，才归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同盟者都自愿跑到我们一边来，请求我们领导。……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只是一个帝国被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如果你们要发动战争的话，我们会在你们所愿意的全部战场上和你们会战。 就这样，雅典人战争记忆在为崛起中的雅典注入了空前自信的同时，也在雅典人心中种下了骄矜浮夸、颟顸任性的“毒苗”，而随着这株“毒苗”的滋生蔓延，如下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日渐淡出甚至被刻意删除：战胜波斯绝非全然是雅典人的功劳；萨拉米海战本身与雅典民主制度并无直接的干系，而更多的是得益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机智果敢；希腊人并非全然配得上胜利的荣耀，薛西斯在关键时刻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在客观上成就了希腊人的战争传奇。这或许正是希罗多德在雅典帝国树立自信时讲述那场战争的主要命意吧!然而，在那个群情亢奋、鼓噪喧嚣的“镀金时代”，诸如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的声音注定曲高和寡。 公元前416年，雅典围攻弥罗斯，透过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对话，修昔底德将雅典人对权势的迷信做了最为生动的呈现，在这里，雅典人所奉行的强权逻辑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经历丰富的人……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和你们友好，在我们的属民眼光中，认为是我们软弱的象征，而你们的仇恨是我们力量的表现。……世界上没有公平的战争，没有光荣在一方面，羞辱在另一方面的战争。问题就在于怎样保全你们的生命，而不去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 谈判最终破裂，雅典围攻军队将弥罗斯城全体成年男子屠杀，妇女儿童变卖为奴，这个城邦自此被从地图上抹掉。而正是在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倾巢出动，派遣远征军向西西里挺进。在远征前夕的公民大会辩论中，当有人提出远征会导致雅典后防空虚时，亚西比德信心满满，再次援引波斯战争期间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放弃城防、转战海上的前例，最终成功说服雅典人支持远征。就这样，雅典人从波斯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经验以及之后的战争记忆，在支撑雅典人的自我信心的同时，却无形中转化为他们的“精神羁绊”，进而成为他们智性上挥之不去的迷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雅典人来说，过去的成功非但未被转化为他们之后行动的资本，却成为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动力。 帝国的繁荣与雅典人的“乡愁” 民主，给每个拥有才智并努力奋斗者提供了获得成就的机会；自由，让雅典人奋发进取，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和进取心；开放，使雅典能够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新观念和新工艺在雅典汇聚。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俨然是希腊世界的文教中心，被誉为“全希腊人的学校”，雅典还拥有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海军，有着被人竞相效仿的政治制度。有着“三个自信”作为强有力依托的雅典人，志得意满，傲视列国。 然而，正是在帝国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希罗多德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继替，其洞见深邃，笔法委婉，希罗多德开篇即明确自己著述的核心关切在于：探索曾经不可一世的邦国，缘何如今却变得微不足道；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只是蕞尔小邦。吕底亚帝国曾经富庶无比，君王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却最终沦为居鲁士的阶下囚，吕底亚帝国也最终为波斯所灭；薛西斯强大的波斯远征军，最终却在积贫积弱且彼此虎视眈眈的希腊人面前铩羽而归；如今，取代波斯帝国的雅典帝国是否会重蹈薛西斯帝国的覆辙?哲人苏格拉底以雅典的“牛虻”自期，以“言辞的城邦”影射“现实的城邦”，诊断民主雅典的病理，拯救在精神上日趋颓坏的雅典。可怜立法哲人的一世努力，非但未能帮助祖国挽回颓势，其良苦用心换来的是非议和嫉恨，终致杀身之祸，而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也最终以悲剧收场。 公元前422年，喜剧《马蜂》上演，在该剧中，阿里斯托芬透过歌队发出如感叹： 想当年我们勇于歌舞， 勇于战斗， 在这方面我们凶猛无比； 但都成往事，都成往事了， 如今年老体衰，我们的头发已经发白了， 赛过天鹅的羽毛。 尽管只剩余烬， 还须煽起青春之火焰； 我认为这个老头颅， 比许多小伙子的 鬈发、纨裤 和大屁股高贵很多。 想当年我曾使敌人丧胆， 自己毫无畏惧； 我乘三层桨的战船直达彼岸， 征服了敌人。 那时候我们无心发表美妙的演说， 也无心诬告别人， 只想看谁是最好的桨手。 我们占领了许多 波斯城市；所有的贡款 都是我们弄来的， 如今却被 那些小子盗窃了。 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雅典城最后沦陷的前一年，喜剧《蛙》首演，面对雅典民主的积重难返，雅典政坛沦为竖子宵小们一逞私欲的舞台，国家政事废弛，帝国事业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望天兴叹： 我经常有个梦想：我们城邦能乐意 选拔任用她最优秀最高贵的公民， 如同爱用古老的银币和新铸的金币。 是啊，这些纯正的货币，地道的雅典铸型， 被公认为一切货币中之最精美者， 无与伦比的工艺，在我们希腊人中 和遥远的野蛮人中瀑布得到珍爱。 可现在，这些贵金属我们不用，偏要选用 低贱的铜币，用最低劣的金属铸造出来的。 同样，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雅典市民， 他们智慧、勇敢、正直，有道德，有价值， 在体育学校受过训练，能歌善舞， 对这些人我们却藐视他们，侮辱他们。 而那些刚来的铜质外邦人， 卑微的父亲所生的卑微的儿子， 冒牌的公民，城邦以前甚至不屑 用他们代替羊羔作祭神的牺牲， 我们现在却总是选举他们。 愚蠢的人们啊，是你们纠正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 重新起用贤良之材吧!今后你们倘若获胜， 人们将归功于你们的明智；倘若失败，那至少也不会 败得丢脸，因为那是在一棵名贵的树上吊死的。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表面言辞戏谑，内里却无限伤怀，他的每一部剧本，都渗透着对祖国前途深沉的忧虑。在诗人眼里，被雅典人念兹在兹的“民主”，早已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传统”在他们眼中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习俗礼法在根本上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摒弃。透过喜剧诗人，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