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信任关系的性侵行为

鲍毓明事件里，我感觉到自己情绪的失控，部分是因为我姐的遭遇，至今让我觉得愧疚。

10年前，我姐去外地打工，小姨帮忙介绍做了餐厅服务员，我姐就住在小姨家，后来听小姨说好好的她一定要搬出去住，觉得我姐不懂事。

寒假在家的时候，跟我姐聊起来，突然她就聊到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因为姨父有次趁小姨不在家，突然从后面抱住她，被她激烈反抗。但我姐谁都没有告诉，只是自己默默搬出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部事实，我也不敢想。

我愣住了，第一次听到发生在身边的这种事情，但我什么都没做。我还是叫他姨父。他是小姨能有现在安稳生活的重要原因，她不能没有他。我甚至没有再告诉家里任何其他人。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罪恶感日益折磨我。我姐和姨父的对比，跟星星和鲍毓明没有本质差异，除了年龄稍长：

我姐，受教育程度低，和家庭关系不紧密，父母没有给予关注，没有亲密的朋友。

而我称为“姨父”的这个人，中年男性，精英长相，家庭背景优良，当地企业高管，对外彬彬有礼。

他对我姐的监护关系，我姐的孤立无援。

我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受害人。她处于婚姻中，但两地分隔感情疏离，也许出轨了，对出生不久留守在家的子女她没有给予负责的照顾。

她告诉我，也许是期望也许我这个似乎更有人情味的家人说不定可以帮助她。10年过去了，我什么都没做，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