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哭泣（上）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世纪的哭泣》兰迪·希尔茨
打开这篇文章的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是什么时的事儿吗？
我记忆中，第一次听闻“艾滋病”还是小学的禁毒宣传。在那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离我生活太远太远的东西。直到去年某个时候，在酒吧偶然听到隔壁桌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像谈论感冒一样谈论身边朋友得了艾滋病，不禁一怔。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艾滋病”并不是这么没有威慑力的啊，更重要的是，它也不是能够这么靠近尚未出校园的年轻人的。然而当下全然是另一番景象。
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85万，死亡26.2万例，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其中15～24岁新增感染人数占比从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7年的23.58%，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国际对艾滋病10%感染率即是“重灾区”的认定，换句话说，高校已经成了艾滋病重灾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率在短短8年中上升了37倍，这意味着，对比十年前的年轻人来说，“艾滋病”对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只是个概念的认知，而是一个实质的传染病危机。这并不是一件茶余饭后打诨插科一笑了之的事情。
1985年7月29日，北京的卫生部门报告了中国境内首例艾滋病病例，是一个旅美华人。彼时，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尚在探索阶段，所以这在医护人员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过去有很长时间，人们是会谈“艾”色变的，由此产生的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甚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可能不少80后还记得当年濮存昕担任艾滋病宣传大使拍摄的“关爱艾滋病患者”的公益广告，他主演的那部叫做《失乐园》的电视剧，第一次给保守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关于艾滋病的社会讨论。但从那之后，“艾滋病”话题就隐没了，或许是因为它的微妙，它的敏感，它会带来的尴尬和不适。固然，对艾滋病进行妖魔化的宣传是不理智和不恰当的，然而，当下更成问题的，是避而不谈，或只谈它的不可怕。如果如今的年轻人抱着艾滋病不过是另一种慢性病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看待它，其实和当年把它妖魔化一样，都是不健全的观念。正是因为忽视，反而让它离得更近了，不是说它会像新冠病毒这样和人说个话就会被传染的近，而是背后潜藏的生命态度淡漠的观念性的近。而它的对立面，正是我推荐《世纪的哭泣》的原因。
从人文角度来说，《世纪的哭泣》是比讲述埃博拉病毒的《血疫》更惨烈的纪实文学，之所以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是出版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血疫》虽然也揭示了不恰当的人类行为，不过不会让你感受到丑恶，相反，其中更多能被看到的是英勇的医护和科研人员付出努力的感人故事，但《世纪的哭泣》却揭示了一场浩大的天灾人祸。书中记录下当年那个冲到非洲埃博拉一线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如何败在了所谓民主政治和小政府主义的面前，整个过程不无讽刺和悲哀。
通过这本书可以知道，艾滋病并非同性恋引起的，追根溯源，这种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一样都来自于非洲，然而，它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地界，的确是因男同性恋扩散出去的。追逐这条扩散线索，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是一幅男同性恋追寻自由却也曲解它的矛盾画面，以及周围环境一副高喊民主却袖手旁观的冷漠嘴脸。
而所有这一切，还要从197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开始说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