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杂谈

虽然今天其实并没有读什么，但还是突然想随便写两句。

最近读的东西很乱，好多内容夹杂着，最主要读的一本叫作《亚洲的病理》，是一本文集，属于“《读书》精选（1996~2005）”系列。顾名思义，这个系列是《读书》杂志1996~2005年十年左右刊登文章的分专题精选结集。

第一次相遇《读书》杂志是高一或高二的时候在天津南开大悦城负一楼的超市里，这个进口超市虽然忘了名字，但却记得它还保留着超市多已不存的杂志专架，于是看到了某一刊，觉得上面的文章都很好，领域宽广视野开阔，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性。那时我虽早已决意之后报考中文系，然而兴趣却偏于古典，对读书读报刊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此，杂志中最爱读的是中华书局出品的名刊《文史知识》，对三联书店旗下的《读书》却素少了解；事实上，那天看的那一刊，虽然过了五六年，仍记得首先令我赞叹的仍在古代文学的领域之内，是吕正惠谈杜甫的一篇文章，清理了我这个门外汉对杜甫的许多既有之见，之后便开始注意这本杂志，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商伟等文学，尤其古代文学方面的作者。

到高三兴趣慢慢发生转变，《文史知识》也不再读了，倒是看各时政类刊物更多，也渐渐潜水于知乎键政圈，甚至一度想报考政治类专业，后因高考分数既不够北大，而人大国政专业在天津收分偏低，复旦相关专业又不在天津招生而作罢，依然老老实实地去读我的中文系——现在回头想想由衷感到庆幸。大学后虽一度受张双利老师等吸引想转去哲院，但最终仍是在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现了更为吸引自己的地方，因而是打定主意赖在这个专业不再走了——此时距离初中二年级第一次为唐代文学所诱惑想要报考中文系时已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话说回来，高三时既慢慢地关心当代政治，不可避免地就接触了各种思潮，当时却是大杂烩。具体说来不免有些可笑：汪晖、韩毓海、甘阳、胡鞍钢、陈来、余英时、李泽厚、亨廷顿、约瑟夫·奈、知乎网左，甚至李北方，还有最大领导和复旦出身学者型大领导的东西都读一些，竟然还能都很喜欢，今天自己想到这里也不禁失笑。但再一想，这些人物虽然有的看似互有冲突，但放在一起，不是很能体现“新左派”伴着“中国崛起”右转之后的态势吗？因而我本科之后的左转，起点其实是这些形左实右的东西，是为这些形努力去寻找实的过程。

但在这个名单里有一个人或许是应该记入另册的，那就是汪晖，时至今日提起他我依然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我当然愿意，也乐于承认，我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汪晖粉；尽管过远的距离和有时混杂着的只言片语让我无从断言他绝没有国家主义的倾向，但读《死火重温》、《去政治化的政治》、《反抗绝望》等诸多著作的感受却反复使我坚定地相信，他和韩毓海之流终究是不同的，他应该是没有右转的。或许，纠结于某一个人究竟是“左”是“右”，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尤其在这两个能指本身已经失去效力的时候，更尤其在主人公已经站在学术体制的顶峰，可能不得不作出许多情势性发言的时候——这种条件下的这种纠结，甚至有点像是在当今政治人物的言行中寻找太祖遗风的某些可笑“老左”们。

但正因为读这个人作品的时候感触之深，让我总不得不中断阅读停下来叩问自己：他到底是什么观点？有这样观点的人会向国家主义转变吗？使我无法忘怀的是他的鲁迅研究，坐在漆黑的夜里用绝望反抗绝望的身影始终映照在我心中；使我无法忘怀的是他对种种公共事务的积极介入，无论是藏区的生态问题还是扬州通裕集团的下岗改制问题；使我无法忘怀的是他无数次被置于种种攻讦核心的论战，有人像我一样喜欢他，同时就又有并不更少数量的人以并不更微弱的程度厌恶他。

在《死火重温》里，他写道鲁迅的办刊、写杂文，像极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行的“阵地战”。我私心不免比附，汪晖自己办刊物的种种实践，是不是也有效仿鲁迅之意呢？然而我生也晚，汪晖离开《读书》主编一职时大概只读小学三年级或更低，因此高中之后读到这本刊物时的欣赏，实在是与他无关的。虽然对他有兴趣，但过刊这种东西，若非着意搜求，在电子化时代也不易得到，何况汪晖主编《读书》十年，发行恐怕有一百余册，后来虽然辗转购得一些，品相既差，数量上更是不多。

然而偶然发现汪晖、黄平（社科院黄平，非华师）当年编纂的回顾性丛书“《读书》精选”，可以说是补上了错失汪晖风格《读书》的遗憾。因为这套书共六册，就是分专题精选了十年间较好的杂志文章结集成书，可以一窥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基本风格和水平（当然是经过他们自己遴选的）。

我最近读的是系列中的《亚洲的病理》，起因是为了其中几篇涉及台湾的文章，作者也是“老熟人”陈光兴、赵刚、郑鸿生等，便拿来看。一读之下，竟然几乎篇篇都有可观之处。名为“亚洲的病理”，涉及的地域有印度、埃及、阿拉伯半岛、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作者除刚列举台湾几人之外，威名赫赫的尚有查特吉、子安宣邦、沟口雄三、孙歌、项飚、白永瑞、萨米尔·阿明等，其他我未提及的作者大都也是因为术业有专攻，除极少数外，其文章皆中肯，颇值得一读。

就台湾问题而言，回想高三的时候，我和许许多多人一样，接受既有的教育模式，认为“态度”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要维护祖国统一。后面则渐渐有些松动，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大概了解了一下从日据时期到战后的台湾历史，理解了台湾人“中国意识”的嬗变和痛楚，尤其反体制和统一二者之间的张力。其次是因为如果我自己对北京都不尽满意，凭什么去要求台湾人“归顺”这样一个zf呢？何况又有hk的种种事情做例子。再接着是，我读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几乎所有中文读者一样，是吴叡人译本，这个译本的别有幽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读时不免有些“同情之理解”。如此一来在我眼里，似乎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件“大防”，而是无论谁要独要统，都可以好好讲道理好好商量的事情了。并且还惋惜老“统左”们，认为他们的“左”最终被“统”施加的张力给限制了。

这次读的几篇文章是2004年“大选”前后统左同志们写的，以前只看过他们讲历史，倒很少读他们写的岛内时评，今天一读不得不说还是挺有警醒作用的。他们尤其强调的是美国对台湾深入骨髓的影响，要求岛内思想界和民众必须反身拷问自己“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不少当年反对国民党威权的民主斗士，在阿扁带民进党上台之后与国民党竞争着亲美，也就是说，在一种事实上的殖民关系下，台湾岛内即使号称着独立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不过是绕过了代理人蒋家王朝而直接认同于背后的美国价值。于是因此引发的越是看似激进的实践，其实越反而被安放在美国的秩序内。也因为这种事实上美国殖民的存在，使台湾无法正视自己曾经的殖民历史，因而也就更谈不上清理，于是和日本又处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

这个道理其实没什么新意，但对于我来说，它提示着一个“对独宽容”的限度。没有错，北京不能让人满意；也没有错，如果台湾人民在实践中形成了有说服力的主体性，那他们就有自决的权利；但问题是，这种“主体性”，毫无疑问不能是今天民进党（或整个绿营）方式的。因为他们要做的不是台湾岛或台湾民族的某种“自决”，而是伪装成“自决”的献媚，他们的目的是想成为美国的“被保护国”，这是应当同反对将tw变成北京的被保护国一样去反对的。

也就是说，独，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是以事实上的殖民地或仆从国的方式独；统，当然更好，毕竟两岸统的基础也很深厚，但不必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即“统”应当是统人民，而不是统政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无论来自华盛顿还是其他什么城市，这应当是两岸人民站在一起的坚实基础。统左们的许多坚持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劲的警醒作用，如果能更为准确地辨识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的各种形态，岛内的统左们大概也可走出自己理论上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