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西夏

一 我缩着脖子打瞌睡，怀里抱着一本书。手机响了，是我的女房东，敞开嗓门问我现在哪儿。当然是书店了，我说，还能在哪儿。房东说，快点，赶紧的，到派出所去。警察到处找你哪，她说，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我都急死了。她应该是急了，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

“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女房东俨然是在跟一个罪犯说话。

我没理她，关了手机。我整天呆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能犯什么事。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我还是有点毛，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我看看了书架后面，没有一个顾客。大冷的天，谁还买书。我锁上门，外面已是黄昏，灰黑的夜就要降临，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风也是黑的，直往脖子里灌，这大冷的天。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什么时候车都多。我从车缝里钻过去，闯了两个红灯，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锁上车子后才发现，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

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灯，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敲敲门。

“你就是王一丁？”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唾沫星子都崩到了我脸上。

“我就是，”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我把第二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我没犯事啊？”

“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你看，”他伸出手表让我看，“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赶快领走。”

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我就听不懂了，她是谁啊我领她走？ “人家来找你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叫西夏，”胖警察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你是打哪儿来的？噢，我又忘了，你是个哑巴。”

我看了看那张纸，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有点乱：

王一丁，她就是西夏，你好好待她。

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

我又看了看那姑娘，高鼻梁，长睫毛，眼睛长得也好看。可我不认识她。

我说：“你是谁？谁让你来找我的？”

胖警察说：“我不是跟你你说过了么，她是个哑巴。”

哑巴。我又去看那张纸条，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她应该就是西夏。“我不认识她。”

“我也不认识，”胖警察说，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赶快领走，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

“警察同志，我真的不认识她。”

“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快走，”他把我往外面赶，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再看看不就认识了？”

“可是我真的不认识！”

“怎么？”胖警察头都歪了，指着墙上的警徽说，“这是派出所！”啪地带上了门。然后发动摩托车，冒一串烟就跑了。

胖警察走了，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她是冲着我来的，看来我是逃不掉了。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速度很慢，以便她能跟得上。她把手插在口袋里，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真的不错，走路的样子都好看。我把速度继续放慢，跟她走了平行。

“你叫西夏？”

她点点头。

西夏。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一个骑在马上的国家和一大群人，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太远了，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了。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

“西夏。”我说。

她又点点头。

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肚子叫了。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于是我又问她：

“饿了吧？”

她点点头。

回去做饭有点迟了，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汤汤水水的，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桥上车来车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从硅谷往北走，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穿过整个蔚秀园，再过从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就是承泽园。

我租的是平房，有点破，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我所以找了这间平房，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很粗，老得有年头了，肚子里都空了，常常有小孩捉迷藏时躲进去，一个大人都站得进去。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小时候，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我喜欢柳树，春天来了，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蔚秀园里行人很少，一路清冷，她是个哑巴，我也懒得说话了。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然后运回来，整理，上架，忙忙操操的一天。幸亏天气冷，一直清醒着，现在牛肉面下了肚，身子暖起来，瞌睡也跟着来了。

我把自行车放好，就去敲女房东的门。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看了看西夏，又看了看我，说：

“这姑娘是？你真的犯事了？这可怎么得了！”

“犯什么事！”我说，“帮个忙，让她跟你挤一夜。我屋小，她又是个女的。”

“她是谁？”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

“她叫西夏，不喜欢说话。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对我暧昧地笑了。四十来岁的老女人，多少有点神经过敏。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我好说歹说，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带过女孩来过这间小屋。没有女孩可带。女房东说，照直说不是结了，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都冻坏了，快进来快进来。真是的，对阿姨也不说实话。

二

第二天早上，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结结实实的一觉。我看看手表，才早上七点。天还没有亮开。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不说。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问她哪里人，谁让她来找我的，找我干什么，她要么摇头，要么愣愣地看着我，或者是做着我看不懂的手势。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

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她冲我笑笑，进了我的房间，很自然，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我还站在门前发愣，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早上空气清冷，整个园子都很安静，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

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招呼我到他们家去。他们家的暖气比我的屋里好多了。“她不是个哑巴吗？”女房东说，表情严肃，声音很重，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不过人倒是不错。不管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好。”

她的意思我明白。我笑笑，说：“阿姨，你误会了，我不认识她。”

“不认识就带回来了！你真行，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

“我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陌生人。真的。”

“我不信，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

“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就让她找来了。她是谁，要干什么，我都不清楚，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我也在纳闷。”

“那，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她会不会是装哑巴？这年头什么人没有！”

这我倒没想到，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我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都有点心事重重了。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从水池边回来，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看到我在发楞，就笑笑，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又指指正冒热气的铁锅，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她像个这个小屋的主人一样，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我到沙发上坐下，点上一根烟，只吸了几口，就让它慢慢燃着，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

那根烟烧了一半，面条做好了。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然后，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她把筷子递给我，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没有荷包蛋。我捏着筷子看她吃，梳成马尾巴的头发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她对我摇摇头，又还给了我。继续低头吃面条，吃得很细，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哑巴？”

她抬起头看我，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

“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脸上出现了悲凄，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

“你是说，你过去不是哑巴，但是现在是了？”

她用力地点头，示意我快吃，面条快凉了。

我挑了一筷子面条，又问她，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她还是摇头，头低下来，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她也不知道。我还想再问下去，看到她吃得更慢了，就打住了。我想算了，不管她是什么人，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我们都不再出声，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动作很家常，像妻子夹给丈夫，像妹妹夹给哥哥，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吃完饭，她开始收拾去洗刷。我又点了一根烟，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我看看表，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我想提前去上班。

穿好衣服，我对着厨房说：“我去上班了，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然后我就走了，我想她懂我的意思。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我决定步行去书店。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不好也不坏，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刚出了承泽园，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

“那姑娘呢？走了？”她问我。

“没有，还在洗碗。”

“那你问明白了？”

“没有，她不会说话。我也不想问了，也不好意思赶她走，拐了一个弯，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

“你犯糊涂了是不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

“就一间小屋，又搬不走。我没什么值钱东西。”

“这可是你说的，”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

能出什么事，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但那是她家的房子。我磨磨蹭蹭地走，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在上面溜冰，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穿过蔚秀园，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看了看硬梆梆站着的门卫，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念头。

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开门，简单地收拾一下，卖书，记帐，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还是卖书，偶尔的一阵小瞌睡，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本有意思的书翻翻。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都瞎看。因为看这个书店，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肚子里稀里糊涂也算有了点墨水。这是别人说的，我朋友，还有那些买书的人，比如北大、清华的一些学生，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上几句。这么一来，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就更加热爱看书了。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不知道，反正是爱看了，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看得还像模像样。

先亮一盏灯，再亮第二盏，三盏灯全亮起来，天就快傍晚了，我该关门回家了。

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总觉得心里有点事，大概是看书看的，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心里总还惦记着。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跑得快，今天突然改步行了，一路东张西望，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行人和车，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我的小屋里散出来。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那个叫西夏的女孩。门关着，我站在门前，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她竟然还没走。我推门进去，她就醒了。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揉揉眼站起来，打了一个寒战。她对我笑笑，让我坐下，她去热一下饭菜。她把晚饭做好了，两菜一汤在饭桌上。既然没走，也只好这样了，我坐下来，点上烟，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

饭桌上我几次想问，为什么没有离开，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饭菜的味道也不错。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我意识到这是晚上，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

更尴尬的还在后面。

吃过饭西夏洗碗，我去敲房东的门，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敲了半天，门才开，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

“那姑娘怎么还不走？”她问我，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眼睛盯着电视。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阿姨，”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明天我就让她走。”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这就不好办了。”

“陈叔不是出差了吗？

“是啊，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他在电话里说了，就这两天，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你看，怎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

“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小军的。”

“那床好长时间没人睡了，再说，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

“那能不能让陈叔委屈一下？”

“小王，这个，你看我们家老陈出门这么多天了，刚回来，总得，不怕你笑话，人都说小别胜新婚。你陈叔是个急性子，你也知道。”

话都说成这样了，四十多岁，正是饱满的欲望之年。我还能说什么？扯了个幌子，我敷衍几句就离开了。我知道她在推辞，我临走的时候她又告诫我：

“小王，来路不明，早晚是个祸害。”

那晚陈叔当然没有回来。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我的事很麻烦，我必须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居一室，这怎么说都是件别扭的事。她在烧热水，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我帮她调大了一些。在电视上别人的声音里，我抓着头皮说：

“房东那边今晚不方便，只好委屈你住这里了。”

她点头答应着，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煤气灶上的水开了，她像家庭主妇那样去灌热水瓶。我知道女人的事很麻烦，就告诉她哪个是脸盆，哪个是脚盆，然后就关上门出来了。我在外面找不到事干，就抽烟，打火机照见了屋檐下一溜衣服，被冻得硬梆梆的，裤管直直地站在夜里。她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我被感动了一下，除了我妈和我姐，还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大冷的天，她洗了一大堆衣服。

一根烟抽完了，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她做出怕冷的样子，她怕我冷。她堂而皇之地在我面前脱掉鞋袜开始洗脚，我努力将目光固定在电视上，还是看见了她的脚，白得触目惊心。她的脚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人。真要命。我决定去收拾一下床铺。让她睡在床上，我把长沙发打开，临时做成了一张床。缺的是被褥，我只有一套。只好从衣橱里把所有能摸出点厚度和温暖的衣服全找出来，铺在沙发上做垫被，我得和衣而卧，身上盖一件棉大衣了事。

那晚我就这么睡的。说句没出息的话，真有点惊心动魄。我让她先睡，我要看一会儿书，背对着她，带上耳塞边听音乐。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拿下耳塞，听到了她的微小的呼噜声。女人的这种小鼾声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可爱。她睡得像只猫，被子弯曲成身体的形状。我灭了灯，在沙发上缩成一团，穿着衣服睡还是冷。冷也睡着了。

后半夜我翻身，听到了一点声音，下意识地睁开眼，西夏竟然睡在了我身边，她也到了沙发上。她把被子一大半盖在我身上，我翻身时压到她的胳膊了。她侧身面对我睡，另一只胳膊放在我身上，像在微笑似的撇了撇嘴。当然她还在熟睡。我出了一身的汗，谨慎地转过身背对她，平息了很久才重新入睡。

我醒来时她已经起床了，正准备做早饭，什么也没有表示。

三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看着筷子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为了什么，你都得走了。我们这样很不方便。”

西夏半天没动静。我瞟了她一眼，她竟然流眼泪了，她对着我摇头。我就搞不懂了，一个闯入者，她倒觉得很委屈。委屈也不行。我匆匆吃完早饭，给了她五百块钱做车费，就去书店了。路上我也转过一个念头，就是她真不愿意走，那就只能留下来给我做老婆了，可是我要个哑巴干吗？连句话都不能说。再说，谁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就像女房东说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也说不准。还是得让她走。当然得让她走。

但是西夏没走。晚上我回来，远远就看到小屋里灯光明亮。我在门前停下来，看到了灯光里的一溜晒洗的衣裳，花花绿绿一堆女人的衣服。我推开门，西夏正在衣橱前比划一件长棉袄，看到我先是把衣服藏到身后，然后又拿出来，像小姑娘那样穿上让我看，在镜子和我面前转来转去。挺不错的一件衣服，我说，好。

她又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条咖啡色的围巾，踮着脚给我围上，给我买的。她把我拉到穿衣镜前，点着头盯着我眼睛看，我说好看。她很高兴，掏出一把钱给我，大约两百五十块钱。这是剩下的，她把我给的车票钱买了一堆衣服。

“你，”我说，“怎么没走？”

她低下头，脱下新棉袄，换上旧衣服和围裙，一声不吭去了厨房。我有点火，她竟然把钱都买了衣服，看来是打算长住了。这怎么行。我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刚刚开始，播音员说，国家领导人又出访了。大人物总是很忙。我习惯性地点上烟，也不打算认真抽，我就在想，这个叫西夏的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想不清楚，我得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缺乏想像力。又在读过的书里找，好像没有读过类似的故事，倒是一些诡异的案件里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先是一个不速之客，通常是美人计，接下来就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想得我后背都有点发冷了。这时候热腾腾的晚饭上来了，她把做好的晚饭热了一下。

除了和朋友在饭店里，我一个人在家里从没吃过这么丰盛美好的晚饭。她指着刚才我随手放在电视机上的钱，告诉我她用了其中一些钱买了这些菜，还有一些，在厨房里。

饭菜很可口，可是一个难堪的夜晚又要来临了。早知道这样，我白天就去买一套被褥了。

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房东在门外叫我，声音很大，像要找我吵架。我让西夏先吃，我开门出去。女房东拉着我就往他们家里走，把门摔得响声动荡。

“你看，你看！”她指着电视机旁边一块空白的桌面说，“钱没了！两百块钱没了！”

“什么两百块钱没了？

“我的，早上我洗衣服放在上面的，刚刚才发现，钱就没了！”

“钱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刚从书店回来。”

“不是你，但是你脱不了责任！”女房东火气很大。“一定是你招来的那个野女人偷的！她来过，她来借搓衣板。”

“阿姨，这事查清楚了再说，她可是一个女孩子。”

“就因为是个女孩子才更让人恶心！这屋里只来过三个人，我，你陈叔，他上午刚回来，回来就去单位报帐了，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哑巴。除了她还有谁？”

“是不是陈叔拿了，忘了告诉你？”

“我们家老陈出差刚回来，身上的钱还没花一半，他要两百块钱干什么？你看看你屋檐下，晾了那么多新衣裳，还有，哑巴又买了一件棉袄，哪来的钱？”

“我给的，五百块。她花了两百多。”

“她就是骗白痴的，那么多衣服就两百多？她还把棉袄拿给我看，那棉袄就不会便宜！一个大姑娘家，把裤衩、胸罩挂在门外招摇，用膝盖想也知道那不是个好货！你看这事怎么办？等你陈叔回来商量一下，要么你别再租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租不起！”

她说得我火冒三丈，我不是都给你五百块钱了么，你还拿别人的钱干吗？

我气势汹汹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在等着我一起吃饭。她要给我换一碗热稀饭，我说你别换了，我已经饱了。我从箱子里找出一个空闲的大包，闷声不响地出了门，把她晾在屋檐下半干的衣服全塞进了包里。塞完了进屋，把她的新棉袄也塞进去。拉好拉链往她旁边的沙发上一扔，声音立刻大起来：

“走，现在就走！想到哪去到哪去，别让我再看见你！好，你怕饿是吧？再给你两个馒头！不，都给你，我让你都拿走！”

我把剩下的馒头全塞进了包里，一把将她从凳子上拎起来，吓得她筷子和馒头都掉在了地上。她开始哭了。她开始发抖，横竖不愿意离开小屋。可是我正在气头上，力气大得让我自己都吃惊，我一手拎包，另一只手拖起她就往外走，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我把她一直拖到承泽园门外，把包摔到地上：

“你走吧，我们本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然后我转身回家。她啊啊的哭声和叫喊声我充耳不闻，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回到屋里，我把剩下的饭菜全都倒掉了。我觉得气愤，难过，我觉得我被别人耍了一把。不速之客本身就够荒唐了的，她竟然还手脚不干净。这成了什么事。我一个劲儿地抽烟，什么事也不想干，就想我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我在北京混了七八年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吃过苦受过罪，没有奇迹，没有艳遇，好不容易开始经营一个屁股大的小书店，能挣上碗饭吃，就有人算计我了。心里憋得慌，把眼泪都给憋出来了。

我抽了大约半盒烟，流了一大把眼泪，才想起来要赔女房东被偷的钱。这事因我而起，理当我来负责。我敲开他们家的门，陈叔开的门，他从单位回来了。

“不好意思，陈叔，阿姨，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我把那姑娘赶走了，被她拿走的两百块钱我给送过来了。”

陈叔说：“小王你坐，正说这事呢。刚才你阿姨错怪那姑娘了，钱是我拿的，我是怕被老鼠叼走了，随后装进了口袋，忘了跟她打招呼了。”

“是啊小王，”女房东笑容满面地说，“你是知道的，平房老鼠就是多，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东西都要往自己窝里叼。”

我是知道的。我的小屋里老鼠就很多，常常半夜三更拖着一片纸在地板上走，拖拖拉拉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走路，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把我吓坏了。这里的老鼠都是长相肥大的，胆子也大，有一回竟然爬到我的枕头上坐着，我从没见过这么威风的老鼠，心里都怯了，拿着笤帚远远地哄它，它就是不跑，还是人模狗样地坐着，用前爪子舒舒服服地擦嘴，直到我冲上来才跑掉。可是我已经把西夏赶走了。

“可是，我把她赶走了。”

女房东说：“那种女人，赶走最好。你想想，哪有女人主动送上门，而且来了就不走了的？这成什么事了。还有，花花绿绿的东西往外面一挂，哪是正经女人干的事。走了好，小王，你还要感谢阿姨哪，我早就看透了，那女人留下来就是祸害。”

她说得一头子劲，越说越觉得她是救了我。但是西夏却是被我蛮横地赶走了，她越说我越觉得不安，心里空荡荡的，就告辞回房间了。我想看电视冲淡一下心神不宁，就看到了西夏剩下的那些钱。我突然想起来，她是身无分文地被我赶走了。这么冷的夜，一个女孩子，一分钱没有，她怎么熬过去？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她找回来。可是，如果把她找回来了，她更有理由赖在我这里不走了，我该怎么办？赶走一次还有借口，哪怕是个错误的借口，毕竟已经成为事实，下一次怕就没有这么好的借口好找了。我盯着电视上的画面发楞，找还是不找，已然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把剩下的几根烟全抽完，已经午夜十二点了，因为房门没关严实，冷风丝丝缕缕地进来，我感到了冷。冰凉的那种冷，身上穿的似乎不是衣服，而是披了一身的凉水。外面毫无疑问更冷，西夏现在干吗？她在哪里？她一定会更冷。我扔掉烟头，随手抓上大衣和手套就出了门。我要把她找回来，天大的事也应该天亮了再说。

承泽园里一片沉沉的静，有几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大多是在这里租房子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的人在夜读。我走得很快，一路都在向四周环视，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到了万泉河的桥上停住了，我该到哪里去找她呢。有很多路，每条路都是一个不可知的方向，西夏可以沿着任何一条路走下去，走到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我决定先沿着西夏曾经走过的路找一遍，穿过蔚秀园，沿北大西门往南走，过硅谷到马兰拉面馆。路灯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几个行人穿着臃肿的棉衣，但却显得寒瘦。海淀体育馆门前还有几个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去练歌房唱歌的。几辆出租车停在门前等待客人。我问那些快要睡着的司机师傅，是否看见一个女孩拎着一个大包经过这里。他们以为我要打车，听明白了就摇头，然后继续瞌睡。后来我见着人就问。没有人看见，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漫无目的地找，到了两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冷倒不冷，因为一直在走，就是想睡觉，我想找个商店买包烟提提神。这时候我已经走到了苏州桥附近，到处都是霓虹灯在闪烁，就是找不到一家卖烟的商店。转了几圈，想到了通宵营业的超市，就去找超市，终于在城乡仓储附近找到了一家，为了防止很快抽光，我买了两包烟，两个打火机。

点上烟继续找，见到人继续问，走走停停竟然走到了四环边上。空旷的四环和四环之外的野地，灯光不大不小，空气清冽，周围的景物一览无余。跑长途的货车和大客车多一些，小车就少多了，行人更少，几乎看不见人影。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在动，心动过速地跑过去，是一个清洁工人在打扫道路。他要在天亮之前把这一段路打扫干净。我问他是否见到一个拎包的女孩，他说没有，这种时候他只会遇到酒鬼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很累了，走得一身的汗。前面是四环和三环之间的一个过街天桥，我爬上去，以便看得更高更远。四顾莽莽，夜在逐渐变轻变淡，凌晨最初的蓝色从野地里升起来，身后的北京开始蠢蠢欲动。我看到不远处另一座天桥下卧着一个东西，黑乎乎的一团，有点像人。心跳又开始加速，我暗暗祈求，希望那个黑影就是西夏。又是一路小跑，穿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卡车撞到。跑到跟前就失望了，是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像条狗似的蜷缩在桥下的台阶上，台阶上放着一个北京二锅头的空酒瓶。我想叫醒他，这样睡觉会冰出毛病来的，但是听着他畅快的鼾声又算了。睡得这么好，就让他睡吧。

我终于绝望了，也受不了了，为了防止像流浪汉一样睡倒在路边，我决定回去。本来就是大海捞针的事。天快亮了，脚也发沉，我走到承泽园时，门口有的早点摊子已经开始摆起来了。一步都不想走，走到老柳树前我实在走不动了，想先抽几口烟歇歇再进家门。我扶着柳树，点上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吸了两口觉得不对劲儿，柳树洞里有什么东西在一闪一闪，我伸头去看，吓我一跳，我看到了一双眼睛在亮。它们也看到了我，里面走出了一个缩成一团的人，我本能地后退两步，是西夏。我的烟往嘴里送，在半路上停下了，真的是西夏。

“你在这里！”我叫了起来。“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了，定定地看着我。我想伸手去拉住她，她却蹲下了，她蹲在我的脚前，把我散开了的鞋带系上了。然后站起来，转身回到树洞里，拎出了那个大包，默默地走到我前面，向我的小屋走去，在门前等着我开门。

进了门打开灯，她的脸水亮亮的，一脸的泪。

四

正如房东阿姨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夏回来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的妥协导致我再也聚不起力量去进攻了。房东阿姨对我的行为表示了失望，竟然还去找她？现在好了吧，狗皮膏药又粘身上了。陈叔大大咧咧地说，既然她不想走，那就留下，怕啥，你是男人，怎么都不吃亏，大不了身体累点。他的观点招来女房东的一顿痛骂，女房东说，都五十的人了，脑子里成天就装着那事，就不能想点别的？她要是以后就不走了呢？小王还娶不娶媳妇了？她又不憨不傻，你想甩就甩呀？再说了，还是那句话，谁知道她是什么来路，一条狗你都不知道它明天会干什么，何况一大活人。万一有点事，她要是个杀人犯什么的，这麻烦就大了。陈叔脸色也跟着庄重起来，说是啊，万一要是个杀人犯，那你的问题就大了。在逃的杀人犯，什么事不能做？你阿姨说的对，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连累就是一大片哪。

问题被他们一说又严重了，毕竟人心隔肚皮。我要做的还是想办法把她打发走，可是我下不了手啊。我再次在饭桌上开始了审问。

我说：“你真的叫西夏吗？”

她点点头，对我的问题赶到奇怪，但立刻又低下头去。

“你家在哪里？”

她摇摇头，两只筷子在手里磨磨蹭蹭。

“谁让你来找我的？”

她还是摇头。

“你是不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

她又摇头。

什么都没问出来。我又问：“你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她点点头，终于抬起头来，缓慢地笑起来，那样子大概就是脉脉含情吧。

“可是我不愿意，”我说。“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们这样下去是没有道理的。你应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她又低下头，眼泪落到手上。看来让她自愿离开还是有很大困难的。那顿饭我又吃得心事重重。快吃完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个朋友找我，让我过去到他那儿喝酒，他老家的亲戚从连云港给他带了些海鲜过来，一块儿尝尝。

我对着手机说：“不好意思，今天真是抽不开身，要上班，还有个朋友在家里。”

对方说：“那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等朋友走了再说吧。”这么说的时候，我灵机一动，又加了一句，“朋友走了我一定去，她这两天就走。”

通过电话我去看西夏，她默默地放下筷子，开始收拾碗筷，她不吃了。她的神情搞得我也有点难过。莫名其妙，这事俨然成我的问题了，只有把她平安地送走我才能心安。我想起那张纸条，把它从棉衣里找出来，又从抽屉里把这两年亲戚朋友写给我的信件，一起装进包里就去书店了。

一个上午我都在核查笔迹，可是没有发现任何人的笔迹和纸条上的相同，相似的都没有。然后开始打电话，给我知道的亲戚朋友一个个打，问他们是否让一个叫西夏的女孩来找我，或者是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名叫西夏的女孩。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电话那头的亲戚朋友，说什么的都有。年龄大一点的，或者是女的，就建议我立马将西夏打发走，观点和女房东类似。熟悉的朋友，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不遗余力地开我的玩笑，怂恿我。他们说，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这年头你不占女人的便宜，女人就占你的便宜，能搞的就搞，何况还是个送上门来的。如果想赶她走，那好办，还买什么被褥，就睡一张床，害怕了她自然会离开了，不怕最好，一个字，上。却之不恭嘛。严肃一点的朋友则建议我，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让她走，找出她的来源，或者把她推给别的什么人。

我决定几种方法同时用。半下午我关了店门，去派出所找那个胖警察，我从他那里领来的西夏，最好的方法就是再还给他。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派出所，他不在，同事说他出去办事了，要一个小时后才回来。我不能干等，就到大街上把所有喜欢刊登广告的报纸都买了一份，坐在派出所里一张张翻，找寻人启事。一大堆报纸都翻完了，看了几十条启事，就是没一个和西夏沾边。那些要找的人要么是精神不正常的老人，要么是迷路的痴呆，或者是离家出走打算跑江湖的小孩。寻人启事之外，我把其他好看的内容也大致翻了一遍，胖警察还没回来。他的同事说，可能直接去接孩子了，让我明天再来，他们要下班了。

无功而返让我郁闷，买了一只全聚德烤鸭就回家了，反正要打发她走了，吃完北京的烤鸭再走吧，也不枉来北京一趟。那只烤鸭让我们都找到了事干，慢慢腾腾地吃到了八点半。收拾好了，我翻翻书，她看电视，十点的时候我说我困了，要先睡了。我的意思是，先把床抢下来，下面就是她的事了，像朋友说的，忍受不了和一个男人同床，那就走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主动去整理好床铺，然后让我去睡觉。上床的时候我发现，两个枕头并排放在一起，一个是我的，另一个当然就是她的了，而她的那个过去一直是用来做靠背的。床上的格局让我激动，我是个男人，我是个健康的男人。也让我失望，又一个办法失效了。我吞了两颗安眠药就睡下了。后来我感觉到她也上了床，在我身边躺下，可是我的眼皮沉重，连激动的念头都没有了。一夜安安静静。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派出所，胖警察还是不在，同事又说他办事去了。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事要办，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在忙。下午我赶在上班之前就到了，我把他堵在了门口。

“你是谁？”他陌生地看着我。“找我干吗？”

“你把一个姑娘推给了我，”我说。“西夏，你还记得吗？她待在我那儿不走了。我要把她还给你。”

“哦，是那个哑巴。她是来投奔你的，关我什么事？再说，送上门的女人有什么不好？”

“女人不要紧，问题是，”我说，“我不认识她，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进了办公室，坐下来，让我站着。“那是你们的事了。”

我和他说了半天才让他明白，西夏留在我那里是多么的不合适，我告诉他，不管怎样，我得让她走，让她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现在就要她回到派出所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这不是无赖么？”胖警察很不高兴，“你还嫌我不够烦呀？好，你想送回来就送好了，我把她转交给收容所，让他们烦去，遣返到哪儿随他们干去。现在警察就成一老妈子了，谁拉过屎了，都要我们去给他擦屁股。”

“收容所能安全把她遣返到家吗？”

“我怎么知道？问他们去。没听报纸上说吗，前些日子，一个安徽老太太来收容所找儿子，他们说早遣返回家了，可是遣了两年了，那老太太儿子还没有返回家。两头不着地，人没了。”

“就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

“对，就那个。你看着办，要舍不得就别来烦我了。”

事情已经明晰，这条路又断了，我下不了狠心把西夏送到那样一个地方。不管她是谁，总还是冲着我来的，哪怕这是一个骗局。收容所我知道，虽然没去过，几年前，每一个像我这样漂在北京的人，都可能被送进那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但却一直一厢情愿地把它想像成类似监狱的地方。我觉得我不应该把她送到那里。

临走的时候，胖警察说，实在不行，就在报纸上登一个“招领启事”，招领一个大活人。这方法不错。

出了派出所我就去了报社。值班的小姐很年轻，我对她说明了来意，她，连同旁边的同事都笑了，以为我把玩笑开到了报社。我把情况简要地说了一下，就问她登一个启事要办哪些手续。

“真的假的？”值班的小姐问。

“当然是真的了。”

但是他们觉得这事有点荒诞，怎么可能出这种事？男同事一例的窃笑，劝我还招什么领，留下来过日子算了，现在好女孩扛探照灯都难找。他们说，有这么个衷情的不要，真是傻得可以。他们暗地里的艳羡遭到了女同胞们的一致攻击，她们劝我还是把她打发走，这年头人心隔肚皮，何况还是个哑巴，跟哑巴过一辈子不憋死才怪。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业务，不敢私自决定，值班的小姐给报社老总打了电话，嗯嗯啊啊地说了一通，挂了电话告诉我，可以试试。但是老总说了，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必须把当事人亲自带到报社来，验明正身，然后拍照，将照片一并登在报纸上。

“人不来可以吗？”我担心她知道了就不愿意跟我来了。

值班小姐说：“老总的指示，没办法。”

既然是规定，只好遵守。我想赶在报社下班之前试着把这事给解决了。自行车骑得很快，到了承泽园才四点钟，可是一路上都没有想好合适的理由。西夏正在打扫房间，戴着我的一顶破旧的帽子，穿围裙，手里拿一把绑在竹竿上的笤帚，专心致志地清除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灰尘。门前堆着旧床单、被套、沙发套、桌布等待洗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过房间了，西夏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尘灰。她的样子让我想到了一幅画，一个健壮的俄罗斯女人站在金黄的麦田里，裹着头巾，怀里抱着一捆麦子，在某一个瞬间向世界转过脸来。这个形象我一直都很喜欢，觉得我的女人应该就是这样，我有种家的感觉，她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收获季节，一片金色的大地。

她对我的归来赶到惊奇，因为这是我的上班时间。她打着手势问我，是不是饿了？

“不饿，”我结巴了半天才说。“下午生意不好，想出来透透气，陪我出去走走吧。”

她对我的要求有些费解，指了指笤帚和地上待洗的衣物。

“不急，明天再打扫吧，难得太阳这么好，而且没有风。”

她脸上露出了笑，惊喜的样子，对我指了指手表，伸出了四个指头。

“才四点，”我说，“离天黑还早呢。”

西夏很高兴地摘掉帽子，脱下围裙，开始洗脸换衣服。我们走出承泽园时，她已经是一个清洁漂亮的姑娘了。在万泉河的桥上，我刚向一辆出租车招手，她就把我的手臂扳下来，她对我跺着脚，要步行。她以为我们真的是去到处走走。

“我们去报社玩，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他邀请我们去他那里玩。”我要把谎言坚持到底，再次向一辆出租车挥手。她不再拒绝了。

路上堵车，到了报社他们都快下班了。我把西夏带到了值班小姐那里，跟她说，人我带来了。

“就是她，西夏？”值班小姐说，转身向后喊道，“大林，大林，可以过来拍照了。”

西夏看看我，悄悄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她不懂我要干什么。

其他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掺和。他们没想到西夏看起来这么善良和漂亮，还带着点羞怯。他们说，这么好的女孩你也舍得丢？老兄，我只能说你是昏了头了！报纸登出来以后，如果没有三两千人抢着来招领，那才是怪事。

西夏又看看我，眼神都不对了，她松开我的胳膊，转身跑出了办公室。

“喂，喂，”我喊着，跑出去追她。“你别跑呀，还没拍照哪！”

我听到后面值班小姐也在喊：“喂，喂，招领启事你还登不登了？”

我哪有时间理会她，西夏已经跑出了报社。我气喘吁吁追了好一会儿才追上她。

“你跑什么呀？”我说，舌头也不利索了。“不想登我们就不登，你别跑呀。”

她低着头，一根根数着手指，我知道她哭了，就把面巾纸递给她。她接过纸巾捂到脸上，肩膀开始抖起来。

五

西夏不高兴了。如果抛除那个不知来路的身份，如果我是她，我也不高兴，而且是很不高兴，感觉像被别人卖了一次。她的不高兴摆在脸上，走路，吃饭，干什么都脸上都是空白的。晚上她睡得比我早，早早爬上了床，侧着身子，脸朝里，也就是说，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她表情，也可以说，她怎么都不想看见我。但是她为什么要看见我呢？我猜她是伤心了。

这个伤心一夜都没缓过劲来，第二天中午她就和女房东吵了一架。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班的时候她脸上还是空荡荡的，连个招呼都没和我打。我走之后，她继续打扫房间，太阳好些了，就开始洗那一大堆衣物，然后和房东阿姨吵了一架。

当然不是用声音吵，而是行动。这是我傍晚回家以后，女房东诉苦时告诉我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泼水的问题，两个女人都较上劲儿了，事情就出来了。因为衣物比较多，西夏把洗衣大盆端到了老柳树旁边洗，拎了好几桶冷水和几瓶热水，边洗边汰。柳树前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水洼，西夏洗衣服的水顺手就倒进了水洼里，然后水就从水洼开始向低处流。其实这也没什么，平常我洗衣服也都随手向那儿一泼。但是房东阿姨就看不过去了，她对西夏的抵触情绪因为我的继续收留变得更强烈了，私下里她和我表示过，她和陈叔一辈子都是老实人，本想靠两间空闲的房子挣点零花钱，现在来了这么个不速之客，他们担心，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受到连累，那就比害眼和牙疼要厉害，小屋赔进去还不算，一家人的平淡生活还能不能过下去都难说。她几乎要声泪俱下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也跟着紧张。可我没有办法，我做不来。

女房东说：“你怎么把水往那儿倒？结了冰跌倒人怎么办？”

西夏洗得认真，半天才反应过来，她不能说，就转过身去看她，还没来得及做出一个得体的表情，女房东火气就上来了，她觉得西夏是故意让她给她难看。

“看什么看？说你哪！就你，好好的水池不倒，偏要泼到这里，成心害人呀你？”

西夏啊啊地打着手势，满手都是泡沫。

“别啊了，不能说就别说。”这已经够难听的了，女房东接着发牢骚似的又接上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是西夏听见了。女房东说，“死乞白赖！”

西夏立刻转过身，顺手泼出了洗了一半的肥皂水，这还不完，她又拎着桶往盆里倒水，一桶水倒有半桶溅到了地上，它们同样流到那个水洼里，然后继续向前流去。

女房东气坏了，说话都结巴了：“好，你，你，跟我对这来。我一点都没说错，我早看出来了，你迟早是个害人精，没想到现在就开始害人了！”

西夏没理她，继续把水往盆外倒。女房东一点脾气都使不上，只好骂骂咧咧回家了。她在家憋着，直到我回家以后核爆炸似的向我倾诉。她跟我说，说什么也不能再把这样的祸害留在家里了，实在不行，他们的房子就不租了，反正现在租房的很多。西夏成了她的借口，两个月前，她就提出要增加房租，因为烧暖气比过去贵了。我没答应，因为当初签订协议时，说好了连租两年，房租不变的。看她咬牙切齿的狠劲儿，不给点钱是摆不平这件事的。

“这样吧，”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房租我多出一点，就当是打扰你们的赔偿费。”

女房东说：“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为你好。”

“谢谢你和陈叔的关心，我会尽快解决的。”

她做着样子谦虚一下，收下了钱，因为没有零钱找，毫不客气地多收了我十五块钱。

回到房间，西夏正对着一桌饭菜发呆，她看到我被房东阿姨拦到了她家。西夏还在生气，我进屋她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和房东阿姨吵架啦？”

她还是不看我，支着下巴看桌上的饭菜。

“嗯，好，吵得好！”我说。“该吵不吵也不对。”

西夏扑哧笑了，对我噘噘嘴，斜我一眼，高高兴兴地去厨房热饭菜了，走路都精神了，像个孩子。那一刹那，她让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亲情和爱情的疼痛感，突然感觉到，这几年在北京，一个人的孤独是多么的漫长。这个发现同时引发了另一个发现，它让我感到了自己的脆弱，这个发现让我恐惧，它击穿了我，让我觉得自己老了。跑来跑去这些年，我就跑成了这样？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甚至都很久没有和别人深入地说点什么了。忘了生活中还有一些只属于内心的事，自己触不到，只等着别人不经意间的一碰，找了自己的痛。

为了避免和房东阿姨再起冲突，我让西夏跟我到书店去，每天早出晚归。这样也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我不在时书店里也有个照应。

西夏在书店里也很安静，没事就到处翻翻看看，她不是爱看书的人，只喜欢看那些图片比较多的书籍，翻着翻着就把自己翻笑了。然后拿给我看，让我也跟着笑。不翻书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看我看书。我问她这样枯燥的日子烦不烦，她摇摇头，很开心地笑，接着去为顾客找书或者收钱。她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别人推荐书，我很奇怪，她一句话不说往往就能把书推销出去。这种情况多半是年轻人，一男一女，一看就知道是情侣。她就会把她喜欢的书递给女孩，她对着人家微笑，点着头，意思是那本书很好看。通常这些都是有关爱情的书。女孩子看中了，男孩子就不能不掏钱。

西夏的出现也给很多顾客老朋友带来了新鲜感。他们总会问我她是谁，我说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暧昧地笑，说，是女朋友吧。我想辩解只是一般的朋友，西夏过来了，很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对人家神气地笑。她适合笑，稍稍露出一些牙，像温润的白玉一样好看。朋友就拍拍我肩膀，嘿嘿地笑两声。他们转过身，西夏就放下我的胳膊，做个鬼脸就去玩自己的了。六

她跟我在书店待了几天，整个人变得活泼开朗多了，大概她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也有沉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一边发呆，我看得见她的忧愁，但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高兴的时候我也高兴，她忧愁的时候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不开心。有一天中午我突然决定不再吃盒饭了，去下馆子。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上午的生意不错，卖出了几十本书，而是因为整个上午西夏都很开心。她在一对对情侣之间跑来跑去，他们满意地买下了她推荐的书。西夏觉得很有成就感，一个上午都对我得意地笑。在饭店里，我看着她手忙脚乱地吃着麻辣的水煮鱼，心里升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从哪一天开始，她高兴了我也就高兴？问题有点大了。

下午我让她一个人照看书店，我去商场里买了一床被子回来。西夏看到被子，脸立刻红了，躲闪着赶紧去翻一本书。我在她脸上看到了男女之间才有的羞涩，这床被子让她，也让我，都意识到了一点这些天我们的生活里还没有出现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没有出现的。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一直相安无事。其实睡在一张床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都躺下的时候，我总觉得她是个陌生人，偶尔一些曲曲折折的念头刚一萌发，就被更庞大的东西击垮了，比如疑惑，比如对费解，比如隐隐的忧虑和恐惧。这些足以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直到平安地入睡。现在不行了，我担心我做不到过去的那样，丝丝缕缕郁积的东西终于让我不自信了，我得防患于未然。

晚上我把新被子铺上，一人一个被筒，默无声息地睡下了。西夏躺下就不动了，我知道她没睡着。她的习惯是先背对着我侧身睡，睡着了就翻过身平躺着，梦里就开始乱翻身，有时候面向我，把胳膊都搭到我身上来。但是这个晚上她睡得很安静，可爱的小呼噜也迟迟没有响起。我也是，正常的翻身都有点提心吊胆了。心照不宣还可以掩耳盗铃一下，一旦摆到了桌面上，那点虚假的心安理得也得不到了。

我被折磨到半夜才睡着，夜里不知怎么突然惊醒了，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手伸到西夏的被子里去了，不知道碰到的是她的腰还是屁股，惊得我出了一身的汗。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抽回来，平静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入睡，在这段时间里，没听到西夏的鼾声。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疲倦和黑眼圈，但装作视而不见。

这样的夜晚持续了一周，白天是爱情，夜晚是欲望，搞得我心力交瘁。我要扛不住了，我对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合伙人说。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机关人员，我的好朋友，我们俩合伙做这个书店。说是合伙，其实他出主要股份，我更多的负责经营。这个质朴的朋友喜欢在在眼镜后面看人，一圈一圈的镜片纹路把他的眼睛拉远了，所以说话时总显得一本正经。

“这样下去不行，”他严肃地对我说。“要么豁出去，刀山火海也不管了，该做的都做了，反正都是发乎情；要么赶紧打发她走，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

“可是，”我说。

“没什么可是的，”他说。“打发她走可能更好一些。老弟，你也不小了，该找个老婆了，老婆是一辈子的事。那女孩我见了，说不好，不知道她的底细，你就没法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变故。而且，”他强调了一下，“她还是个哑巴，这很要命。咱们都是平常人，玩不了花的。”

我蠢蠢欲动这些天，被他的几句话又给浇凉了。我们都是平常人，一个凡胎，和房东夫妇的意见相似，房东他们说：“咱们过日子的老实人，得替自己负责，出轨的事不能做。”

从朋友那里回来，我又买了一套床垫和垫被，我要在沙发上睡，不论如何的不舒服也要睡，我不能再姑息自己了。否则既折磨自己，也折磨西夏。如果这样垮下去，真是太荒唐太无谓了。

西夏对买回来的床垫和垫被没有任何表示。晚饭后我在看电视，她收拾好了，一个人去搬弄沙发。我把身子侧过去，点上烟，装作认真看电视的样子。她的动静不大。过了一会儿，她向我们的床走去，把她的那一床被子抱起来，我转身看见，她已经把沙发床铺好了。

“不，”我站起来阻止她。“我来睡沙发。”

她冷着脸，不听，执意要睡沙发，把被子都放上去了。我又给她收起来送到床上，把自己的被子拿过来。此后西夏再没有搭理我，坐在床头灯下看一本漫画书，半天才翻动一页。我也不说话，不是想和她耗着，而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真够尴尬的。后来她一声不吭地睡下了，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仍然占着一小半，面对着墙壁。那一夜我睡得更糟，西夏也是，我一直没听到她的小呼噜声。早上起来，她都快成了熊猫眼。

我只好再次向合伙的朋友求救，当时他老婆也在场，他老婆一向比他有主张。

“现在什么感觉？”他老婆问我。

“说不清楚，好像是恐惧。”

“恐惧爱情？”

我想是的。

“别的呢？比如说，对她你也恐惧？觉得她突如其来，又不明底细，整个人像悬浮在半空的无根人？”

我得承认，他老婆又说到了我的痛处。我点点头，应该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是你，”他老婆说，她是个中学教师，“只有两条路，一是果断地让她离开；如果实在舍不得，就让她开口说话，说实话，弄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了。”

我朋友听得连连点头，他习惯于在老婆面前连连点头。他点头是对的，我也想点头了。

“要么这样，”我朋友说。“你出去走走，想明白了再决定。这段时间书店的事你操了不少心，轮到我了。”

也好，我是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对着西夏我受不了。对她的爱情和欲望是如此强大和新鲜，足以把我一点不剩地毁掉。现在的问题是，我出去了，西夏怎么办？把她留在家里，还是跟我一起走？朋友的意思是她留下，一块出门和两人都待在北京没有区别。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对西夏说：“我要出去了。”

她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很紧张，抓住了我的包，疑惑地看我。

“我就是出去走走，”我说，“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她直摇头，两只手乱摆一气，脚也跟着跺起来

“没事的，我就是这段时间有点累，想出去歇几天。”

她沮丧地坐下来，神情黯淡，开始数手指头。我快收拾好了，她突然站起来，拉开衣橱的门，抱出了一堆东西，她把她的衣服也塞进了我的包里，拉上拉链。盯着我，把我的胳膊抓住了，她要和我一起走。

我没办法了，总不能跟她说，现在又不去了。午饭之后我们出发。去什么地方我一点数都没有，我想先去火车站，碰上什么车方便就坐什么车，反正是去玩，到哪儿都一样。

先坐公交车，再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北京站。西夏对汹涌的人流本能地恐惧，一直抓着我的胳膊。我们来到售票大厅，看屏幕上去各个地方的车次、时间和余票。西夏看看我，意思是随我，到哪儿都行。我脑袋却转了一下，让她定，或许她决定的地方和她会有点关系。关于她的出身和籍贯，我一无所知，她也不说。

我说：“你来决定，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

她又看看我，我一副无所谓和信任她的样子让她放了心。她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指，指的是下午四点半去南京的一趟车，上面标识出，还有三十张余票。不到一个小时就开车了。

“最好找一个熟悉的地方，这样我们玩起来才会从容、尽兴。”

西夏很自信地继续指着南京。

“好，南京就南京，”我说。“我还是很多年前去过一次。”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到附近的超市买了晚饭和零食，回到候车室刚好开始检票。找到位子坐安稳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夜车上常常不安全，我对西夏说，把兜里的现金分了一半放在她身上。她靠窗坐在我里面，应该比较安全。车厢里的暖气有点热，又不能抽烟，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快开车时，我跟西夏说，我去车厢尾部抽根烟，让她先喝点饮料什么的。

车轮即将转动的时候我跳下了车。不是蓄谋已久，而是在点烟的一瞬间决定的。当时，乘务员说：“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护送旅客上车的同志请您赶紧下车。”我赶快关掉打火机，逃难一样下了车。

火车开动了，我躲在站台的柱子后面，突然觉得无比悲伤，眼泪都出来了。西夏终于走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真的，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多少天来的恐惧、忧虑、爱慕和折磨，就这么突然地被一列火车带走了，巨大的负担猛地卸下，整个人好像失重了，身心一下子空空荡荡，一冬天的冷风都吹进了我心里。

我不知道该对自己说什么好。回家时，一路上我都在想，现在西夏她在干什么呢？她在到处找我吗？幸亏当时给了她一千块钱，可以让她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家，即使不是南京，问题也不会太大，包里还有一些能换几个钱的东西，比如相机和CD机；否则，这么把她扔下了，我都没法原谅自己。

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我到超市买了几个菜和三瓶啤酒，一个人喝，自己跟自己喝，一边喝一边难过，打发不了的难过。最后自己把自己灌醉了。倒在床上，有那么一会儿我还清醒了一下，我对自己说，呵呵，呵呵，说完就完了。

七

敲门声大约是凌晨两点响起。我睁开眼首先感觉到的是头痛，后脑勺上的某一点，像谁把一根生了锈的钉子敲了进去，每次喝多了都是这样。打开灯，我摇摇晃晃地去开门，开了门酒就全醒了，是西夏。头发被风吹散了，见到我就大哭起来扑到我怀里，她的额头和手冰冷，在我怀里不住地哆嗦。 我说：“西夏。你是西夏。”

她开始打我，乱打一气，然后抓我，把我的睡衣都撕坏了。我揽着她的腰，随她闹。打累了她停下来，继续伏在我怀里哭，哭得十分委屈。

我说：“好了好了，你冻坏了，赶快到被窝里焐一焐。”

她像个木偶随我摆布，我给她脱了鞋袜和外套，把她塞进了被子里。然后找了两块姜，拍碎了给她煮水喝。她缩在被窝里像只猫，只露着头看我忙来忙去，一声不吭。我把姜汤煮好了端到床边，扶她坐起来，她不喝，又哄又劝才让她喝下去。喝完以后她就抱着我，我问她饿不饿，她摇头，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她的身上还是冷，我让她躺下，我也躺下，让她蜷在我怀里给她取暖。大约半个小时她恢复过来了，抱着我慢慢睡着了。

搞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我突然本能地惊醒了。四周一片漆黑，我看见眼前两个黑亮的点，我感觉到了西夏温热的呼吸，是她的眼睛。她在盯着我看。她在我怀里，手插在我的衣服里，我的手也插进了她的衣服里，她的身体细腻滚烫。我们的眼越来越近，呼吸声音越来越大，像两列夜行的火车喘息着驶向对方。黑夜浩大简洁，满天地都是火车的呼啸声，急迫，焦躁，执着，永远也不会错过的两列火车重合了，你找到了我，我找到了你，黑夜没有了，火车也没有了，只剩下同一节奏的呼啸声。天亮时，火车停下了，西夏光溜溜地躺在我怀里。

关于西夏重返承泽园的经历，我只知道了一个大概。她不能说话，都是我一点一点地想像推理，然后经过她的认证才逐渐明晰的。她不知道我下了车，就在座位上等，火车快出北京她才觉得不对头，就到车厢尾部去找，哪里找得到。她以为我在厕所，但是进进出出了很多人，就是没有我，她就慌了。打着手势问乘务员，乘务员根本不懂她要表达什么，就拿出笔让她写。她写道，她找人，一个叫王一丁的人，他们一起上的车，现在不见了，她叫西夏。她还给乘务员画了一张我的像，乘务员看了半天，告诉她，画上的那个人好像在开车之前下去了，还以为他是送亲的。西夏已经猜到了，但还是不死心，让乘务员帮她广播一下。广播反复播了十几遍，王一丁先生，西夏女士正在找您，请您马上回到您的车厢和座位上去。西夏最终没有等到消息，她在火车上哭了，一直站在车门口，等着车到第一个站就下去。

幸亏那是一趟慢车，差不多的站就挺。西夏在第一个站就下了车，因为慌张和急，她把我的旅行包都丢了。若不是身上还有一千块钱，麻烦就大了。她在离北京的第一个等车，坐上车已经晚上九点了。下了火车是晚上十一点半，再坐公交车，竟然坐错了车，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下了车，四周是陌生的灯火和楼房。这时她才想起来打的，承泽园司机不知道，只知道北大，大概见她是个慌里慌张的哑巴，就把她带到北大东门了事。西夏本以为穿过北大就找到西门了，然后就能找到蔚秀园和承泽园了。谁知道她在北大校园里转了向，她没进过北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西门。那天夜里正冷，到了承泽园她都快被冻僵了。

因为这事，西夏恨了我好几天，但是我的幸福生活应该说已经开始了。她也就是恨恨，恨完了也就完了。我想再带她出去玩，她说什么也不干，她喜欢待在家里，或者让我陪着去逛街。在家里她喜欢吊在我脖子上，逛街时就挽着我的胳膊，在别人看来，她是我的女朋友。西夏也乐于别人这么认为，见了我朋友也挎着我胳膊，在房东夫妇面前更是如此。我无所谓了，如果说折腾了这么久该认命了，那我也是十分乐于认这个命的。两个人的生活终于让我有了一点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一个年近三十的单身男人，一个在人群里永远不会被一眼看出来的普通的京漂，真是很美好，它让我心安。

我们自由散漫地过了一周，适当地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必需品，一个家正式诞生了。这一周我什么都不想，尽情地享受一个可爱的女人和一个温暖的小家。西夏像一个小媳妇，干什么跳着走。

没有事做也不舒服，小屋里布置得差不多了，西夏建议我们去书店。朋友看见我和西夏完全是情人式的举止，无奈地笑了，问我：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告诉他，根本就没出去。西夏看看我，嘟嘟嘴，对我朋友笑笑。

“你忙你的，明天还是我来上班吧。”我说。

朋友也没和我客气，事实上他也不适合具体的书店管理。中午他请客，在“蜀味浓”吃火锅，他老婆下班也过来了。关于我和西夏的事，吃火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细说，只是把我们当作一对情侣，客气地请西夏多吃点，有时间和我一起到他们家玩。

吃过饭聊天时，趁西夏去洗手间时，他们见缝插针对我们的未来表示了忧虑。

朋友说：“哑巴，不介意？”

“还行，这样也能交流。”

朋友说：“如果她不是个哑巴岂不更好？”。

“当然，但她是个哑巴。”

朋友的老婆说：“现在了解了她的来龙去脉没有？

“没有，”我实话实说。“她不愿意告诉我。”

朋友的老婆又说：“这是最让人担忧的，老生常谈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朋友说：“一辈子都蒙着倒好了，就怕哪一天鼓破了，她的问题暴露出来，收场就困难了，现在才刚开始。”

朋友的老婆说：“要想个办法让她交底。”

我笑笑说：“除非让她开口说话。能对话交流了，她就藏不住了。”

朋友丧气地说：“别的还好办，就是让哑巴说话没法搞。”

朋友的老婆突然说：“你不是说她不是天生的哑巴吗？”

我说：“那又怎么样？问题是她现在是哑巴。”

那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因为西夏从洗手间回来了。接着吃，还是嘘寒问暖的桌面话，再就是书店的生意。西夏只是听，吃饱了就给我们三个人涮肉、夹菜。朋友的老婆应该是比较喜欢她的，临走的时候还送她一个景泰蓝手镯，那是她一直戴在手上的，算作见面的小礼物。

他们回家了，我和西夏步行往书店走。路上我兜着圈子说，那纸条上的字好像不怎么样嘛，还没有我的字好看，谁啊，写得这么潦草？西夏好像没听见我的问题，指着一家名叫“白家大宅门”的饭店让我看，饭店的门楣上挂着一溜大红灯笼，门前站着两排穿清朝宫廷服饰的迎宾小姐，给到来的顾客甩着手帕道万福。我又说了一句，我说，不过那字也不算太难看。西夏又让我看饭店里面长长的廊道。她装作没听见，她不愿意告诉我真相。我想如果她不是哑巴，这样的问题她是没法逃避的。哑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她得以隐瞒的借口。既然她充耳不闻，我也不想太逼她。如果生活能够就这么平静美好，真相对我又有多大意义呢。

生活平静美好。我和西夏每天照样早出晚归，我去外面跑点业务或者干点其他的事，西夏就一个人照看书店。一切都很好。

有一天我在去西单图书大厦的路上，朋友的老婆打我手机，说要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问她什么消息让她兴奋成这样？她说西夏的病大概能治。

“什么病能治？她没病呀。”

“哑巴呀！”她在为我高兴。“我的同事的一个亲戚也是后天的哑巴，在协和医院治好了。我同事说，现在她的亲戚比谁都能说。”

“真有这事？”

“我能骗你？非先天的哑巴很多都能治好，你可以带西夏去试试。”

接完电话，我让小货车的师傅掉头回书店。他说不去西单了？我说不去了，我要回去。我不是兴奋，而是震惊，如果哪一天别人告诉我，你有一个儿子了，我也会震惊，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震惊了一会儿，我开始高兴，这回是真的兴奋了，如果西夏能够说话了，我们的生活会增加多少乐趣？我可以和她天南海北地说话，可以听见她为我唱歌，可以听她无数次地喊我的名字。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西夏，她一定也会和我一样震惊和高兴。

西夏对我这么早就回来感到意外，还伸着脑袋去看门外又没有书。我把她拉到柜台前，若无其事地说：“你想想说话吗？”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西夏半天才回过神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两眼睁得大大的，然后开始摇晃我的手。她让我赶快说。

“我刚听说的，协和医院可以做这种手术，很多人都治好了。”

西夏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对我疑惑地点头，她对这个消息还有些怀疑。她的怀疑也让我冷静下来，我想起朋友的老婆说，并非所有人都能治好，治好的只是一部分人。如果希望太大，失望会让她受不了的，所以我说：

“很多人都治好了，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八 第二天我就带西夏去了协和医院，按照朋友老婆的指点，挂了五官科的门诊。她说，耳眼鼻嘴喉是一块的，哑巴一般是嗓子里面有问题。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医生，戴眼睛，看不到口罩底下的鼻子和嘴，但是眉眼显得还年轻。说明了来意，那医生说，哦，这是个大问题，这要胡教授回来后才能最终处理。他是胡教授的博士生，现在还在实习，最后的诊断和手术都要他的导师来做。不巧的是，现在他的导师不在家，去美国讲学了，大概还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但是他可以先给我们诊断一下，让我们心里有个底。

胡教授的博士生问了西夏一些情况，主要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说话的，原因大概是什么，等等。我企图趁机探听到一点消息，结果有用的信息并不多，因为他们只是在谈病，而不是身世之类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紧张，我不知道西夏的病能否治愈。西夏用笔回答了医生的问题。她十六岁时开始不能说话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开始只是觉得嗓子不舒服，后来说话声音开始沙哑，吃力，一直没当回事，后来突然有一天中午，她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不管舌头如何折腾都无济于事，从此就成了哑巴。

医生说，这种病例很少，也不是没有，病因有很多种。根据过去胡教授经手的病例，大部分都治愈了，当然也有不见效果的。他把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就让带西夏到诊疗室拍片子。西夏有点紧张，医生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镜头在西夏喉咙处晃来晃去，另一边在操纵仪器的医生不时让她转动脖颈，医生说，好，对，就这样。仪器发出咔咔声。过一会儿，医生说，可以了，他已经给西夏喉咙做了全方位的X光拍摄。他要等照片出来研究一下再做初步诊断，让我们明天这个时候再去一次。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去了，医生刚开始上班。他把拍的照片取出来，指着一幅幅照片上西夏的喉咙向我们解释。他说的我基本听不懂，只看到他手里的小棒在西夏喉部的骨骼图上指指点点，然后听他说，问题不是很严重，应该是可以治愈的，当然，这只是他的判断，最后结果要等胡教授回来以后再定，手术也要胡教授亲自主刀。他还说了一句像模像样的话：未来只能由未来去证明。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请他务必在胡教授回来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接受胡教授的诊断和手术的。他答应了，让我到挂号处预约胡教授的专家门诊，这样更有保证。我按照他的提醒预约了专家门诊。

刚得到博士生的诊断那几天，我很兴奋。怎能不高兴，西夏快要说话了。我看到了更好的日子在向我招手，我想，大概是我锲而不舍真诚的生活态度最终把生活本人都感动了，它要让我渐入佳境。倒是西夏比较低调一些，她怀疑最后的那个结果能否实现，让一个哑巴说话，毕竟不像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变成哑巴那么容易。这时候我就鼓励她，会成功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有声的世界也会来临的。

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少天。有一天晚上，房东阿姨在老柳树底下遇到了我，口气怪怪地对我说：“听说你们家西夏很快就能开口说话了？”

我呵呵地笑笑，她说的是我们家西夏，我说：“呵呵，阿姨你也知道啦。”

“听你陈叔说的。他说这下好了，西夏能说话了，你们就是一对美满的小夫妻了。”

我记起来了，有一回陈叔叫我陪他下棋，聊天时我说的。太高兴了，我忍不住想告诉任何人。

“八字还没一撇呢，要等专家诊断后才能知道。”

“能说话好啊，”房东阿姨说。“这样她的来历想不说也不行了。西夏也是，都快成夫妻了，还遮遮掩掩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女房东轻描淡写地说，我听了却止不住哆嗦了一下。她的来历。她的遮遮掩掩。我早就想到这一层，如果她能开口说话了，所有隐藏的都会暴露出来；即使西夏坚持隐瞒下去，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接受的。但也就是想了一下，没有真正过脑子。现在女房东把它强行塞进了我的头脑里。

那个晚上我又开始忧心忡忡，该做的事也没做好，力不从心。西夏打着手势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有点累。怎么个累法说不清，就觉得心里缺了一块，身体上使不上劲。然后就颓丧地睡了。西夏打起了小呼噜，我还醒着，一直在想着西夏说出真相时会是什么样子，那个真相会是什么，它让我恐惧。后来睡着了，下半夜又被恶梦惊醒了，我梦见西夏开口之后，一直隐瞒的那个真相出现了，是一个巨大的黑东西，像一口黑洞洞的矿井，把我和西夏决绝地隔开了。我伸手去拉她，她也向我伸手，但我们怎么也无法再抵达对方。那个真相出现后，分离就由不得我们了。我就喊，然后就醒了。

西夏在我身边，被我的喊叫吓坏了。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没事了，做了个恶梦。她下床给我倒开水，喝过水，我抱着西夏接着睡，凌晨才重新睡着。

我的生活变了，我没法克服自己的恐惧，因为我克服不掉执拗地想像西夏隐瞒的那些东西的欲望，在想像里，它们一例是可怕的，毫无疑问要将我和西夏分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这个打小呼噜的女人，也比任何时候更恐惧她的真相。当西夏出现在我面前时，它开始折磨我；西夏不在身边时，我就觉得西夏随时会消失掉。生活整个进入了连绵的阴雨期。

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问西夏，我说你很想开口说话吗？

她点点头。她点头点得很迟疑，这些天她已经感觉到我不对劲儿了。

我又问，如果你一辈子都不能再开口说话，你会难过吗？

她看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把我的胳膊抱紧了，摇晃我的手，她想让我说得更清楚些。

我说：“我害怕你说话，怕失去你。”

不知道西夏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当一个真相出现，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相守就不是我们说的算了。可是我没法跟她说出这些古怪的想法。

西夏抱住我，在众目睽睽的马路上，脸贴到我胸前，不知道她为什么就哭了。

生活一天一天地过，我在心里算计着胡教授到来的日子。我开始失眠，常常西夏一觉醒来，我还在床头灯下看书。我让她继续睡，我看完了那几页就睡。她很听话地闭上眼，缩在被窝里，抱着我的一条腿。我坐在床上时，她喜欢抱着我的腿睡觉。

一天晚上，西夏刚睡下不久，我在床头灯下看书，手机响了。为了不影响西夏睡觉，我赶紧接电话，一个男声说：“喂，王一丁先生吗？胡教授回来了。”

我脱口而出：“对不起，你打错了。”就挂掉了。

电话再次响起，我犹豫到底该和他说什么。铃声越响越大，我拿起手机。

还是那个男声：“对不起，打扰了，我想证实一下，不是你预约胡教授的吗？”

我在回答之前看了看西夏，她侧着身子面对着我，还抱着我的右腿，闭着眼，嘴角微笑，像在吃东西似的动了动嘴。我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抚摸她的脸，开始说话。

2004-2-28，凌晨1时，在北大万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