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差异的源起——读《枪炮、钢铁和病菌：人类社会的命运》
（零）
公元1532年，来自印加帝国的殖民者胡彻丹率领船队浩浩荡荡的穿越大西洋，由塞维利亚港登陆西班牙，历经七天七夜成功将印加旗帜插上托雷多城墙，由此开启了他们对欧罗巴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史。
……
很明显，以上纯属瞎编。
真相是，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率领了一群仅仅由168名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抵达秘鲁海岸，击溃印加帝国的8万大军，歼灭了数以千计的土著，未损一兵一卒。
……
看起来更假，然而这次却是真的。
类似的情节，在大航海时代揭开序幕后的数百年间，反复在非洲、澳洲、美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上演。
那么问题来了，以皮萨罗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们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看似简单，因为他们掌握了航海技术，装备了精良的武器，骑着彪悍的战马，身上还携带了只有己方免疫的天花、鼠疫等传染病菌——事实上，死于传染病菌的土著们远多于死在枪炮下的人。
这些优势让他们在面对手无寸铁、穷得连传染病都没得过的土著时，宛若神兵天降。
然而问题还在：
为什么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刻，所有这一切优势都站在了欧洲人这一边？
（一）
这也是本书作者戴蒙德所试图回答的。
他以一位新几内亚朋友的困惑为引子：“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货物并将它们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货物呢？”
不难看出，这个看似朴素的疑问背后隐含着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差异如此之大？
为什么当今世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呈现出如此格局？
为什么近代以来，欧洲引领了文明的走向？
为什么是白人征服、赶走、杀戮了非洲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相反？
以上种种，究竟纯属巧合，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和因果？难道是因为白人更聪明、基因更好？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回答，戴蒙德给出的答案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种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其发展环境，单靠自我奋斗是无法改变历史进程的。
（二）
让我们暂时抛开这个问题，来回顾一款经典的电脑游戏——星际争霸，以获得一点直觉。
这是一款战略类游戏，玩家可在特定地图上采集资源、生产兵力，并通过摧毁对手的所有建筑来取得胜利。
假设你和小明在一个岛图上对战，两人各据一岛。游戏开始了，你惊讶的发现自己所在的岛仅有可怜的2个水晶矿、1个气矿。你不知道的是，小明令人发指的占据了十倍于你的资源。
10分钟后，小明点亮了科技树每一个枝头，24艘战舰浩浩荡荡开向你的基地。而你，省吃俭用造出了零星的枪兵，打着兴奋剂撕拉一声往前冲，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gg。
为何结局如此没有悬念？答案很明显，小明的发展环境远胜于你，拥有比你更多的资源。
（三）
从游戏回归现实，对于一个群体而言，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作用机制是什么？书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000年前，古代波西尼亚人分化出了毛利人和莫里奥人两个群体，其中毛利人居住在新西兰北部，而莫里奥人居住在相聚数百公里的查塔姆群岛上，两个群体在此后的800年间没有任何接触，甚至不知彼此的存在。
19世纪的某天，一艘毛利人的捕猎船无意中经过了查塔姆群岛。几个月后，900个毛利人乘船重返此地，对莫里奥人实行了种族灭绝。
战斗的结果并不难预见。
两个群体虽然来自同一祖先，但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却沿着不同路径发展。毛利人形成了农业社会，人口稠密、组织完善。他们依靠富余粮食供养了一批工匠和士兵，并打造出精良的武器。而莫里奥人则以狩猎采集为生，仅能养活约2000人，掌握最初级的技术和武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把因果链进一步往前推。毛利人所在的新西兰北部面积广阔、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有利于粮食生产制度的形成。相比之下莫里奥人居住的查塔姆群岛面积很小、气候寒冷，无法种植其祖先带来的热带作物，只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可以说，自他们到达各自岛屿的那一刻起，结局已经注定——这就是命。
（四）
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发生的故事为环境如何塑造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不同大陆在历经数万年发展后所形成的巨大鸿沟是否也有着类似的解释？
上述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深入分析的关键词：
农业。
读过《人类简史》的朋友都知道，相比狩猎采集生活，农业并没有让智人们过上好日子，反而使个体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但无论如何，农业革命造就了人类社会的跨越发展，表现在：
第一，动植物的驯化带来更多的粮食，能养活更稠密的人口。
第二，以富余的粮食供养专门人才，发展出先进的技术，尤其体现在军事上。
第三，政治体系更为集中和严密，组织动员能力显著增强。
第四，人类史上致命的传染病菌最初都从动物疾病中演化而来，并在稠密的人群中得以传播。因此，大规模驯养动物使得农业社会的人逐渐进化出免疫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移动的人形病毒库。
（五）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除南极洲外，每块大陆都不缺少适合粮食生产的沃土良田。然而把时钟往回拨一万年，农业的起源却需要天时地利的完美结合。少数具备条件的地区，诸如新月沃地、中国等把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身后，其差距以千年为单位。
何解？
首先让我们回归农业的本质——一种通过人工培育动植物来获取食物的方式。
作为一个现代人，生产粮食来喂饱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即便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贝爷也不是餐餐都在野外享用。然而站在原始人的角度，农业对狩猎采集的取代并不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选择——他们甚至不知农业为何物，遑论其先进性。他们只是在有意无意间驯化了一些物种而已。
无论是狩猎采集还是农业，觅食者在任一时刻做出选择只依据一个标准：以最低的代价和风险得到最大的回报。以此为出发点，粮食生产在原始人的食物来源中占据多大比重，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以新月沃地为例，作为当代世界多种主要作物及几乎所有驯化动物的发源地，其主要优势包括：
第一，新月沃地是全球最大的地中海气候带，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
第二，不同年份间气候变化大，有利于演化出一年生植物。它们只有一年生命，因此会将能量集中在生产大籽粒的种子上，以保证种群的延续，而不会白费力气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等。
第三，地形和海拔高度富于变化，在短距离内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可以将收获季节错开。
第四，可驯化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多。
第五，瞪羚等动物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捕猎，且水产资源少，因而粮食生产带来的回报很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
相比之下，许多地区虽然也有个别野生动植物品种适合驯化，但仅靠一两个品种远不足以实现农业对狩猎采集的全面取代。
（六）
这里需要把畜牧业从农业中剥离出来，单独分析。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以得到驯化。决定动物是否适合驯化的因素包括其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等方面。经过层层筛选，世界上仅有14种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具备被驯化的潜质。
很不巧，它们几乎都分布在欧亚大陆上，原因简单粗暴：地盘大。
相比之下，美洲和澳洲大陆几乎没有可驯化动物，根源要追溯到更新世晚期两块大陆上动物的大规模灭绝。
大约4万年前，我们的先祖经历了在非洲及欧亚大陆数百万年的繁衍、进化与扩张后，第一次掌握水运工具，登陆澳大利亚；约12000年前，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原始人穿越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大陆。
智人祖先抵达澳洲和美洲后的几千年内，曾经在两块大陆上生存繁衍数百万年的大型哺乳动物们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物种灭绝。
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是，人类是这场灭绝的罪魁祸首。逻辑很简单：这些动物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狩猎技巧早已充分发展的美洲人吃货祖先们，缺乏足够的时间进化出恐惧和防御本能，对力量一无所知的它们简直温顺得无可救药，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
对此，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不无讽刺的说道：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可别真这么相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灭绝的元凶。
如果智人最早在美洲大陆上出现，也许历史将会重写。到时候，大概该轮到欧洲人感慨自己的祖先太能吃了。
（七）
物种优势使得欧亚大陆的农业发展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帮助欧亚大陆赢在起跑线上：
第一个原因可以从世界地图上直观的看出。相比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欧亚大陆的主轴线为东西向而非南北向，维度和气候差异较小，有利于农民与牧民的迁移，以及作物、牲口、乃至各项技术的传播。
第二个原因同样一目了然：欧亚大陆面积大、人口多，涌现出更多相互竞争的小社会，促进了技术和制度的进步。
（八）
讨论至此，自然而然浮现出一个问题：同属欧亚大陆，为何欧洲走在了前面，而新月沃地和中国却将几千内来形成的领先优势拱手让出？
我们可以简单归因于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也可以更进一步，如韦伯一般归因于宗教改革，或像诺斯一样归因于制度变迁。然而困惑仍然存在：为何这些因素出现在了欧洲？
新月沃地较容易得到解释。古代的新月沃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然而先天的雨量不足和过度的砍伐、开垦与放牧使得植被再生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这个过程中，土壤逐渐变得贫乏，荒漠取代了沃土。
当然了，欧洲人之所以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环保主义者，而仅仅由于雨多、任性。
更能带来启发的是欧洲和中国的比较。
作者认为，欧洲大陆被众多高山、海岸线割裂开来，这种地理障碍导致它难以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却不至于阻碍技术和思想的传播。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心地带四通八达，仅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更容易形成统一的帝国。
这意味着在中国，某个专制君主拍拍脑袋就能使改革和创新半途而废。欧洲则形成了数十乃至上百个相互竞争的小国，在一国被禁止的制度创新和技术成果可以在另一国发展壮大，并迫使最初的国家乖乖回头补课——要么接受，要么灭亡。
以航海技术为例。哥伦布曾先后试图说服多个国家的王公贵族来支持他的航海事业，接连被发一堆好想法卡后，西班牙王室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反观中国，明朝期间郑和曾七次下西洋，然而最终反对远洋航运的派系占据了上风，航海大业就此停歇。
（九）
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以其构建的分析框架，遍历了多个地区的发展轨迹。
其中非洲的案例尤为让人感慨——原来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可以如此深刻的改变一块大陆的命运。
非洲本地作物均源于欧亚大陆及非洲北部地区，并随着班图人的扩张穿越赤道向南部传播，一直到位于非洲南岸的菲什河畔为止。
没有继续往南到达最南端好望角的原因在于，好望角属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而班图人所携带的作物适应夏雨，无法在此处生长。因此，好望角地区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某种意义上，这片仅仅绵延数十公里的农业真空带成为了非洲人苦难的根源。
17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来到了好望角地区。他们上岸时需要对付的不是人口稠密、全副武装的农民，而是人口稀少、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土著。
轻松攻克好望角之后，荷兰人以此为据点，历经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将班图人征服，军队以每年不到1英里的龟速前进，其艰难可见一斑。
假如好望角是夏雨气候，假如南非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假如荷兰人登岸的那一刻即遭到班图人迎头痛击，假如丘处机没有经过牛家村……我们可以提出无数个假如，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十）
读罢全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知识面太（脏话）广了，毕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只有像他这样在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地理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上都有所建树的学者，才能够近乎完美的结合宏大叙事和具体而微——哪怕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太苛求细节也是本书的一个缺点。作者常常以过于丰富的资料一个微小的论点发挥成冗长的论述，简直神烦。然而，作为一个仰望大神的读者，我只能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写都对。
（注：三年前所写，原先发在thu cideg公众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