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平庸之恶”是可能的吗？

（一）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及其反抗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罪恶的平庸性”，由此牵扯出公民的道德责任问题。“平庸的恶”也成为阿伦特一生思考的重心所在。在对纳粹头目艾希曼的审判过程中，作为纳粹恶行受害人和庭审观察者的阿伦特并没有在艾希曼身上找到魔鬼所具有的邪恶动机或狂热信念，能让人将眼前这名罪犯与二战时期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联系起来。这名罪犯所表现的特质，不是邪恶，也不是愚蠢，而是完全无思想，即平庸。他声称自己并不痛恨犹太人，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认真履行上级的命令——尽管这样的命令导致600万犹太人惨死——一个如果他不做，其他某个人也能而且也会做的命令。

如果罪行是一个体制犯下的，作为体制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可以随时报废或替换的零件，应该被判什么罪？冷漠？并没有针对冷漠之罪的法律，也没有为判决它而设的法庭。当罪犯声称：我的所作所为在我所处的社会体制下都是合法的，你无权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对我进行审判。我们应该如何驳斥？所有对纳粹罪犯的战后审判，从纽伦堡到耶路撒冷、法兰克福，在确定罪责和犯罪行为的程度上都受到类似法律和道德疑难的困扰。

阿伦特认为，对所有德国人甚至全部德国历史的法律审判都无助于消除战犯审判中的疑虑，它反而给予战犯借集体罪责为自己开脱的借口，还给全体德国人背负毫无必要的负担。所有人都有罪意味着所有人都无罪，没有所谓集体的罪恶，或者集体的无辜；罪恶与无辜只有针对个人才有意义。在罪行的判断上，不是从群体的角度，而是就他个人参与这个组织的深浅程度、他所扮演的角色、罪行的大小等来做判定。如果公民没有犯下迫害与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他就没有必要承担这种刑事上的罪恶感。

但是，在纳粹的特殊体制下，不仅是纳粹头目，还有社会几乎各领域的精英甚至普通人都被裹挟到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中，随着以往道德体系的崩溃，存在着大量与纳粹体制“合作”的现象。尽管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犯下的是“小恶”，选择“小恶”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已选择了恶，并运用类似“零件”或“形势所迫”的方式给自己开脱。在阿伦特看来，“小恶”的实施者尽管没有主动犯下罪行却仍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个独立并为自身行为负责的人。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甚至暴政，都基于“同意”。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大，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就不能成就任何大事，无论这事是善还是恶。当有人决定按政府的意愿行事时，实际上他就是在支持那个被要求服从的组织、权威或法律。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独裁统治之下不参与行动并拒绝支持，这种消极的非暴力不抵抗行为，已经足够瓦解任何极权统治。

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阿伦特最终将摆脱国家恶行的方式依托于个人的内心：“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然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要好些，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好些，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投入我与自己之间无声的对话，阿伦特将这种对话称为“思”。“思”即对“平庸之恶”的反抗。

二战结束之后，雅斯贝尔斯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上升到全体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高度。他把罪责分为刑事、政治、道德和抽象四种，其中刑事罪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需要承担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而道德罪需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重生，抽象罪唯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他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必须通过个人的良心反省，经历一个“净化过程”，才能发现“真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需要审判的是犯下刑事罪的个人，而需要反思的则是全体公民。

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在最终的审判中以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以绞刑，但判决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因为二战结束后西德各级政府中都充斥着前纳粹分子。哲学思辨上的“应然”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实然”，事实上无法对所有犯下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出于实际考虑西德政府也不得不继承前任的文官系统，否则自身也无法运作。但在对“恶”的反思上，德国人确实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反抗“平庸之恶”是可能的吗？

在梳理了汉娜·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认识之后，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是，“思”作为一种反抗“平庸之恶”的武器，它在实践当中是可能的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自身从一种作为客观存在的极权体制当中解脱出来？

许多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都宣称自己的改编源于现实，所以我的举例大都是电影当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或场景，它们帮助我对阿伦特的理论进行一些验证和反思。我的认识是，“思”的力量确实有助于人们规避极权统治之下的个人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摆脱肉体或心灵上的痛苦。

日本电影《二十四只眼睛》（1954年）讲述了一位有独立思想的中学教师大石的一生，在军国主义的教育政策与个人内心的冲突之间大石选择辞职回家相夫教子，但她并不能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学生走向战场和死亡。在这个故事中大石老师显然并不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恶行分担罪责，但她也并未因此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另一部日本电影《永远的0》（2013年）则讲述的是空军队员宫部久藏在战争环境下对小家的思念，宫布本人并非狂热的好战分子，最终却自愿加入了神风特攻队。选择参与自杀性行动的原因并非出于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出于对战友无故牺牲的自责与愧疚。在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2016年）一书对神风特攻队队员深入的挖掘中，作者运用特攻队员的日记进一步揭示他们内心的想法，这些特攻队员其实大部分并非信仰军国主义、头脑简单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出身重点中学、顶尖高校的学生兵，他们的理想主义是追求爱、纯洁、美，只是这些青年的理想主义遭到国家意识形态借助樱花美学意象的操纵和愚弄。书中还特别提到，有一部分队员的加入完全是因为对同伴的愧疚与羁绊。我们无法说诸如宫部久藏在内的特攻队员没有“思”的能力，恰恰是他们的“思”将他们送向死亡，用阿伦特的话说，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与自己和睦相处”。

《我们的父辈》（2013年）是德国拍摄的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剧，讲述了五个最好的朋友如何因战争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是又一个唯有如此才能“与自己和睦相处”的故事，其中最动人的角色莫过于弟弟Friedhelm。与他的哥哥和朋友们在德军高歌猛进时欢呼胜利不同，弟弟从一开始就知道“战争会暴露我们自己最丑恶”的一面。这几名角色从某种程度来说都具备“思”的能力，哥哥Wilhelm、护士Charlotte、歌手Greta都随着战争的进程极大地转变了他们对国家和战争的看法，最终拒绝与“恶”同行，甚至不惜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在某种程度上都退出了战争。而只有弟弟Friedhelm自始至终保持着异常的清醒，知道上帝无法原谅德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存在中途退出的可能，他拒绝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环境所迫或是“士兵困境”，他为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负责且承认自己的罪行无法救赎，因此也只有他最终选择与盟军抵抗到底并走向毁灭。这里我们叉出去提一件事，即便是胜利的盟军在二战结束后也遭遇人道主义的责难：一部分战败后的德国战俘被运往丹麦西海岸成为活体地雷探测器，电影《地雷区》（2015年）讲述了这段往事。

“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一个故事。”上述对我们而言是故事的往事我们也仅仅能把它们当故事来理解，难以想象身临其境的恐怖。反观阿伦特的理论，从思辨的角度上来说也许是正确的，这是在极权体制之下个人能做出的伤害最小的选择。但是在现实之中，人并非纯粹意义上独立的个体，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只要他没有完全封闭自己，他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我们不能将个人的罪责归咎于体制，但我们无法否认，体制是这一系列悲剧的根源。无论人是否具有“思”的能力，都会在肉体和灵魂上处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