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老家的老故事5

一.七先生

七先生是个奇女子。按辈分讲，她是姥姥的太爷爷的第七房太太。姥姥的父亲兄弟四人，姥姥的祖父是这四兄弟的父亲（这自然是废话），七先生是姥姥祖父的母亲。她的丈夫白手起家成了大地主，一连娶了七个老婆，七先生就是第七个。这似乎是一个“大宅院女人们”的标准故事模板，但却让七先生书写成了另一个故事。

为什么叫她七先生呢？因为她原先是个账房先生，识文断字，算得一手好账。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具体后来她怎么嫁给了姥姥的太爷爷，这不得而知了。但可知的是，她嫁给她的丈夫之后，家里的账还是她在管，可谓明察秋毫，但又懂得分寸，该认真的认真，该糊涂的糊涂，处理得恰到好处。而且遇到佃户有困难，都会主动帮忙，周济穷人。更有意思的是，她还教会了其他六个太太的女儿。让她们虽不一定多有文采，但也能识字算账，随便哪一个都打得一手好算盘。

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个地主的七个老婆，不但不争风吃醋，还以按长幼顺序以姐妹相称，尊最有本事的七先生做意见领袖，这是很难得的。前六个太太没有儿子，生了很多个女儿，而七先生能够很好地对待她们，不藏私地教她们文化和算账的手艺，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分润给她们，也是很难得的。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若放在一起看，的确是一个“中正宽和，仁者无敌”的故事了。

这是姥姥的太爷爷还在时的故事。后来那位太爷爷早早去世了，留下了许多个女儿，和七先生为他生的一个独子，也就是姥姥的爷爷。这时候家里没男人掌事，全靠七先生带着另外六位撑起了她们家，而且还做得很不错——土地照样耕种，店铺照样做生意，钱挣得不比男人在的时候少，还把一个儿子一群女儿养大成人。看起来，似乎养大孩子是比经营家产容易的，但在那个年代，能把她的儿子顺利养大才是更难做的事。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家里挺有钱，只有一个儿子，那不是很好养活吗？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有钱”上。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女儿出嫁之后就算别人家的人了，一般都是儿子继承家产的。如果这个儿子没了，家产也就不保了——要么被其他亲戚弄走，要么被人巧取豪夺，要么随着闺女远嫁，家产也四分五裂地分了。所以这一根独苗，反而成了很多人谋夺她家钱财的障碍，欲除之而后快。而七先生和其他六位太太也晓得事情利害，从儿子小的时候就把他养在家里，时局乱的时候甚至由七位太太扛着枪守在他的屋门口，对乡里人严防死守，唯恐有人谋害了这一根独苗。

但是还是有她们扛着枪也防备不了的——土匪。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原来，七先生掌权持家之后，跟黑白两道都有接触。官方该打点的打点，土匪该结交的结交，黑白两道都是朋友，是官是匪都知道她的名号，于是就不为难她：土匪来了，她把钱和粮食奉上，土匪就走，不伤她家人口，更不会伤她的儿子。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她的儿子长大了，娶了老婆，生了四个儿子，家族有了延续；再后来，七先生老了，成了家里的老祖宗，七先生的四个孙子成了四条壮汉。这时候就不怕土匪了：土匪再来抢钱，四个壮小伙子带着人，就把他们全揍跑了。

回看这段故事，感觉更像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大家庭传续的故事，而七先生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丈夫的过早离去让七先生半生辛劳，但或许正是他的离去，给了七先生一个显现身手的机会，成了一个令人佩服的人。很多时候，优秀的人，都是由苦难成就的。

二.姥姥看病

在母亲的描述里，姥姥和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妇女一样，是一个勤劳、善良但又隐忍、胆小怕事的人。这和我所认识的她有些出去。因为我出生之后，只看到了她六十岁之后的样子——每过五天赶一次集，也是买东西也是看热闹；和旁边村子里几个老太太是朋友，赶集遇上了要一起花不少时间拉呱（方言，聊天）；有很多小偏方小妙招，帮过不少邻里乡亲；养着一群鸡和一只猫，除了闺女和外甥，就拿着鸡和猫当宝贝…

这么一想，似乎二者并不冲突——一个年轻时就很勤劳的农村妇女，上了岁数仍然保持着养鸡种菜的习惯并不奇怪；一个从小善良的人，生活经验后，帮邻里乡亲出主意，热心帮忙，也是正常的；至于她无数次叮嘱我，不要下湖玩水，不要到太“荒草糊坡”的地方散步，也是和她年轻时谨小慎微的性格相符的。这些特质都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相同，可能只是在她身上发挥得更好罢了。但除此之外，有两点是与其他人不同的。第一点是不贪小便宜；第二点是对于疾病谨慎的态度。

不贪小便宜这一点，我弄不清是姥姥的特点，还是潍坊老家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别人家种的东西不拿，公家的东西不搪（方言，拿），这是她一直教育我的，也是在我看来很基本的。但这一点，恰恰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这个小镇，这个县城，这里很多的居民都不具备的。但我说不清，只是这里的人不好，还是很多农村人都这样，所以就不好说。

但对于疾病的谨慎态度，在我的印象里绝对是独一份的，这也是我把这段起名“姥姥的病”的原因。据说，姥姥自年轻时就对疾病和身体健康极度慎重。用二姨嘲笑她的话说，“苍蝇踢她一脚都要进医院看看”。只是，她这样谨慎的态度，让她和姥爷都活到九十几岁高龄；二姨那么“聪明”，教给二老的“健康饮食”却间接的导致了二老去世…为尊者讳，我实在不好去说谁对谁错了。

姥姥对疾病的谨慎救了她两命。第一次是她年轻的时候，得了大脖子病，潍坊方言叫“瘿”，表现是脖子下边长了两个“肉布袋”，一吞咽食物就痛。这在当地是种很流行的病，现在来看大概是饮食缺碘导致的甲状腺肿大。得了这个之后，姥姥赶紧托人，请了当地最好的大夫做手术，把那俩“肉布袋”割掉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因为农村人大多对手术有种莫名的恐惧，总担心“上了手术台下不来”，因而选择中药和偏方，保守治疗。但这次手术的结果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割出来一个肉瘤，还有一个骨质的瘤，这是当地的“瘿药”是治不好的。所谓“瘿药”是当地的一个偏方，药方已经遗失了，的确有几个乡亲是发病初期用“瘿药”治好了，但骨质的瘤子大概是治不了的。

第二次是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姥姥怀孕，怀的似乎是那位早夭的小舅舅。那时候黄疸型肝炎流行，孕妇特别容易犯病，而且死亡率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村子里得病的孕妇有十几个人，就活下来两个——一个是姥姥，一个是她的一个朋友。其他人都觉得不是大事，或者心疼钱，不去看病，结果人财两空。而且最让人可惜的是，这种病并非治不好，只是她们耽误了治疗而已。证据就是，姥姥和她那个朋友去治病，结果双双治好了；她那个朋友有个妹妹，病情还没有姐姐严重，却没有去治。当时她俩去约她一起看病，她却说：“没事，自己就能好了，去花那个钱干嘛？”后来，姥姥和她姐姐治好了，她却不行了，临终时对姥姥和她姐姐哀叹：“早知道这样，当时跟着你们去医院看看多好啊。现在我这样，撇下家里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啊…”后来我听母亲讲起此事，每每听到这儿，都会感觉心情沉重又复杂：有同情，有感叹，有嫌弃她糊涂，有替她不值得。

但是最讽刺的是，姥姥谨慎了一辈子，最后却在姥爷癌症早期的时候被瞒住了，二姨和三姨独断做了保守治疗。而她那一代自老家学来的仁善、长远眼光和生活智慧，也慢慢地被丢掉一些了。她最讨厌的二女儿，终活成了和她相反的样子，连同她的美德和智慧，也都相反了。她的小女儿，也是我的母亲，一边鄙视埋怨着二姐，一边也轻信中药、偏方，却对县城里的正规医院和西医不屑一顾。为尊者讳，我不该说这些。但还是写下来，提醒自己，凡是成于勤勉和积累，遇事需防微杜渐，莫到败局已成再空留感叹。

三.乡里

母亲和姥姥的一致意见，这里的风气不行，村里的人人品不好。我小时候不那么觉得，因为从小在这长大，已然习惯了。但现在再来看，的确感觉有些问题的。

据说，父亲住的邻村，从老年间就是个“贼窝子”。山村很穷，村里人不思搬家，不谋财路，只能靠偷别人的粮食。地瓜成熟的时候，村子里会一群男的女的，老人小孩，连夜挑着扁担去偷人家的地瓜，在当地被称为“扁担队”。有的人防住了，就提前把粮食收获回家了；有的人防不住，就被人把一年的生计都偷光了，甚至，家里人少的家庭，看到人家“扁担队”去了，却因为扁担队人多，无可奈何。

母亲单位有一个门卫大爷，据说也是这个村的。高瘦的个子，闷啊闷的，看着好像挺老实，却也是手脚不干净。在家属院里我家的菜地上，自然生了一棵小桃树，结的果子又大又甜。第一年，母亲发现桃树结果，就等果子成熟摘了，还给每个同事分了几个。第二年，也就是去年，桃子不到成熟就没了。邻居的大妈跟母亲抱怨：“是他偷了去了，不待桃子熟就摘，哪怕是野生的桃子也不能这样啊？还男劳力呢。”母亲只好说，“毕竟是野生的桃树，谁吃都行。但哪怕熟了大家分分呢，也比不熟摘了败坏好东西强。那家伙真不要脸！”听得邻居大妈讪讪地笑——大概，她也是摘了一些的。

这位门卫大爷还做过另一件“精彩”的事。他的太太在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附近某个老太太的树林子里捡落叶，捡来烧火煮饭。这位老太太看到了，大概是自己要用，就不让他们捡。这可得罪了他。后来，某天他看到人家老太太扫好了落叶还没来得及收回家，于是伙同他的太太把人家的树叶子全扫回家，还跟同事炫耀：“他不是''能''啊？我干脆全给她偷走。”欺负了人家老太太，拿了别人的东西，竟毫无羞耻之心。

后来，这位门卫大爷的原配老婆得癌症去世了。二人感情甚笃，他也很痛苦。又续弦，娶了一个东北来的中年妇女。这位倒是知书达礼，非常厚道，也很爱他，却意外地不合他的脾气。自此他开始趁新老婆回娘家的时候，在外边包小姐，已经被邻居看到好几次了。这在他前任老婆在的时候是没有过的。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爱的老婆去世而伤心堕落了，在男女感情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