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服眼前的威胁后，世界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世界吗/王西平
世界思想界老炮齐发声，为疫情提供哲学分析，齐泽克说“全球协作”,阿甘本说“例外状态”,南希说“病毒性例外”,埃斯波西托说“生命政治”,大卫·哈维说“反资本主义政治”，等等。
前不久谈武汉疫情的齐泽克大爷于3月18日又发言了，这篇题为《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的文章，独家授权发表在了《三联生活周刊》。这位被称为“知识界的摇滚明星”，在文章中直接怼起了阿甘本大爷。他说，“我害怕不加遮掩的野蛮行径，但我更害怕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这种野蛮行径虽然表现为为了活命而不择手段的无情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是带着遗憾甚至是同情来执行的，同时还被专家们的意见合法化了。”“我们不得不打破我们的社会伦理的基本前提，放弃对老者和弱者的照料。”“不应该首先着眼于医疗资源的节省，而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保全其性命。”并直接将矛头怼向乔治·阿甘本，他说自己虽然对阿甘本充满敬意，但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他在当前的危机中看到了一个迹象，那便是：‘除了赤裸裸的生命，我们的社会什么都不再相信。显而易见，意大利人倾向于牺牲几乎一切，包括正常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交情、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以消除生病的危险。赤裸裸的生命，以及丧失赤裸裸的生命的危险，并不能使人们团结如一，反而使人们视而不见，把人们分割开来。’”
著名学者大卫·哈维近日也发文探讨了新冠病毒时代下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他的分析既客观，又极度尖锐。哈维说，如果要对此进行拟人化和隐喻化，可以说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是大自然对暴力和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进行了40多年粗暴虐待的报复。
当然，在这些大腕轮番发言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最新文章，他通过对国家的信任、数据交换与调查、防护工具、文化差异、恐慌原因等方面对疫情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病毒的危险确实不容低估，但它引发的恐慌似乎夸张得不成比例，各国政府在防疫宣传中用上了战争用语，敌人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新自由主义为了加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废除了冷战时期无处不在的边界和围栏，当病毒闯入一个“在免疫上被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的社会”，就引起了强烈的恐慌和震惊。死亡把被数字化废除的现实再次摆到人们面前，这对于一个重视生存胜过生活、情愿用全部生命力量延续生命的“生存社会”来说，更是巨大的打击。
当代著名的作家、媒体人、社会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反全球化人士娜欧米·克莱恩就新冠病毒发言，表示这次冲击是一个新统治系统确立自身的有利时机。新自由主义的建立通常是在造成震惊的危机之前，韩国或希腊就是这样。希望在这次病毒震惊后，欧洲不会产生数字监控国家。如果是那样，紧急状态（“例外”）将成为常态，正如吉奥乔·阿甘本所担忧的，病毒将创造出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没能真正实现的东西。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上周末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并提出，人类到底是屈服于极权主义监视，还是争取公民赋权，是坚持民族主义孤立，还是追求全球团结发展。
他说，“是的，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而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就是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上”：原有的秩序势必会被打乱，为了活下去，在克服眼前的威胁之后，世界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世界吗？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