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胡波之后：进入公共记忆，就是好的文学吗？

刚刚过去的3月16日，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生日。不少读者和网友这两天在网络上发文纪念，如果她还在，她应该已经29岁了。但她已经离开我们三年。这三年间，曾经纠缠她的那个问题：文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巧言令色？也缠绕着更多读者的思绪。而在同一年，我们也失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胡波。他们身后留下的创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与《大裂》《牛蛙》也成为近几年少有的进入公共讨论、进而留在公共文学记忆中的重要作品。

但是，我们忍不住要思考这样的问题：真诚的文学创作，为何需要付出这样沉痛的代价？当下的文学作品，为何越来越缺少这样直击人心的力量？似乎在文学界，这样的感叹也不是新鲜事。

究其原因，论者往往将问题推给读者或时代，然而，除了写作者本身的能力，以及老生常谈的“娱乐至死”、“纯文学读者减少”等因素之外，文学秩序固化以及批评家失职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当然，一部作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或留在公共记忆中，不代表它必然就是好的文学。它们之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投入当下，也不必然是庸俗。有些文学是为后来者准备的，但有些文学服务于此刻。但重要的是，它们首先必须要是真诚的。今天的文章，作者探讨了文学秩序的固化、批评家失职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争议，这些思考并非一定缜密而精准，谈及的观点自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我们相信，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与阅读来说，这些探讨仍然是必要且有益的。

撰文|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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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依然受欢迎，

与大众产生隔阂的是“严肃文学”

在过去，文学作品一度承载着启蒙大众、唤起公众讨论的功能，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蚀”三部曲，还有王小波、阿城、王朔、金庸等人的小说，都对公众尤其是受教育的青年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在，我们难以找到这样的作品，能够超越纯文学圈子，真正在大众引起共鸣，而有惊喜者，如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胡波的《大裂》，也往往要借助意外事件（作者之死、电影得奖），才能泛起难得的波澜。这是作者的无可奈何，也是今日文坛值得探讨的命题。

当批评家担忧文学作品退出公共记忆，他们的忧虑对象主要在严肃文学领域。实际上在新千年以后，通俗文学在市场依然很受欢迎，尤其是近年来火热的网络小说，携影视改编潮流，早已是青年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如《将夜》《九州缥缈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都引起广大读者热议。但严肃文学的确有和大众绝缘的倾向。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电视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开播后引发收视热潮。

严格来说，在《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它们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进入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就有所下滑。除了《三体》《繁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少数作品，近二十年来常居畅销榜单的新人严肃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多，更多的反而是老面孔回潮，比如张爱玲、汪曾祺、王小波、杨绛等作家，销量十分稳定。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断档了，销量、话题度显然不是衡量文学质量的标准，纯粹从文字技术上看，不少当代作者并不逊色于余华、陈忠实，但为什么后者的严肃小说能在公共记忆中激荡良久？

一种简单的思路，把文字归咎在作家身上，比如认为作家偷懒、才华不够，或者批评作家不关心现实。但真的是这样吗？从近两年的作品来看，关心现实的作品不说井喷，但也并不少。比如《冬泳》《仙症》对东北下岗潮的切入；《雾行者》对当下文学困境、一种集体荒芜情绪的思考；《借命而生》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潮的回忆；《景恒街》里的当代都市青年奋斗群像；《杨天乐买房记》里的北京买房经历，都是可以触发大众情绪的点。

其中尤为有影响力的是东北文学热（批评家黄平称为“新东北文学”）。从电影《铁西区》《白日焰火》，到小说《冬泳》《平原上的摩西》，再到红极一时的“神曲”《野狼disco》，转眼之间，东北文艺成了新的时尚，这其中，对东北文学的讨论度，近乎成了文学界的半壁江山。饭局里时不时有人问，你对东北文艺复兴怎么看？或者就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聊起来，媒体也来凑热闹，把这三位作家统称为“铁西三剑客”。

为什么东北文学成了新的时尚？对东北文学的命名和相关的作家归类合理吗？

针对这个问题，不少评论家发表了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东北文学是为沉默者发声，因为它书写了失意的人群，感人至深，所以引起共鸣；另一种来自于批评家张定浩。张定浩在接受《三明治》杂志采访时说:“很多东北叙事，比如班宇的书籍受到追捧，多是因为很多读者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他们更希望看到一种陌生感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并不代表‘好’。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书写，我们往往对其降低文本上的要求。”

其实，东北文学的走红，或者说“东北叙事”的走红，并不是因为陌生，而恰恰是因为熟悉。准确来说，是我们的媒体、电影这几年，已经建立了固化的、熟悉的东北印象，那些大雪纷飞的夜、下岗的职工、凋敝的群像，迎合了人们对东北的想象。正是因为市场已经生成了这种熟悉的“异域风情”，才有了所谓的东北文学走红。

东北文学的走红严格来说不是因为文学上的，或者说文学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人的写作高度并没有超越迟子建，也没有说比同代第一流的作家高出一筹，他们是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佼佼者，但他们作品走红，说来也是“时势造英雄”。

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书写的东北故事，早在《白日焰火》《钢的琴》等电影播出，在传媒报道东北境遇的早几年，这类叙事已经在大众里有足够沉淀，大众理解它，也接纳这个题材。所以，当它们集体被写入文学，以一种抒情化的、镜头感充分的语言呈现出来时，读者就容易被打动。

电影《钢的琴》剧照。

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中，我们通常发现：他们试图书写与时代变化紧密结合的人物，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他们的小说里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那是“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李陀语）事实上，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几乎整个文艺界都流动着这一变化。文学界的《冬泳》、《逍遥游》、《仙症》、《杨广义》和《巨猿》等，电影界的《血观音》、《风雨云》、《暴雪将至》、《白日焰火》和《大象席地而坐》，那些勇敢的创作者，都选择了直面现实，践行着新的叙事语言尝试。

但是，如何在书写这些故事的同时避开猎奇的陷阱，在呼应现实的同时避免对读者趣味的过度迎合，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已经成为时尚的东北文学，不必捧杀，也无需急于太早下定论。

2

打破创作困境，也要打破“懒惰的批评”

有趣的是，在东北文艺热的同时，另一股潜流也在打破文学圈层壁垒，感染更多人的心理。生前处于文坛边缘的林奕含、胡波，交出了真正激起纯文学圈外读者痛感的小说作品。林奕含对学者巧言令色的揭露、对被侵犯女性心理的精准刻画，以及胡波对底层心态不加粉饰的呈现等，都对读者有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如果没有作者之死，没有具有噱头的媒体话题的推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大裂》《大象席地而坐》也不会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在作者之死前，他们的小说都寥人问津。所以，仅仅将文学失落的责任归咎给作者是武断的，即便作者写出具有成为公共记忆潜质的小说，没有意外事件的推动，作品的影响力也不会太大。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 林奕含 版本: 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此外，这也和时下的写作培养机制日益分为“学院写作”和“类型写作”有关。前者以“纯文学”名义，重视小说在纯艺术技巧的探索，但很少贴近当下日常生活的争议事件（试图贴近，又被学院腔淹没），缺少吸引公众的力量。“类型写作”在故事上更多元，有更多类型上的进取，写法更通俗，但容易程式化，并且由于市场需要，会牺牲掉一些作者个人的东西。

在学院深造的作者，大部分读了很多文学书，可是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其他科目了解有限，对公共议题讨论缺乏兴趣，对时代矛盾也不够了解，所以在走出“纯文学”边界后，容易捉襟见肘。而对市场具有敏感度的作者，又因为和市场走得太近，创作上受商业资本、类型写作套路的影响大，所以在作品思想性、锋芒度上有所减弱，容易在迎合市场时失去超越庸俗成见的力量。

《受戒》作者: 汪曾祺 版本: 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

回顾百年来白话文文学的演进，文学作品要成为公共记忆，往往需要作者介入时代浪潮，在创作主题上与时代议题贴近，或是代表某种新锐的审美力量，或是对社会观念革新有所期许，比如鲁迅的白话文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赵树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三里湾》、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王朔的系列小说，还有反映农民进城、改革开放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乔厂长上任记》等，都与时代议题紧密联系。

具体来说，评审们相对更欢迎深入乡土、反映地域、回归传统、书写平凡小事，或者在写作技巧上有突破的写作，因此，崛起的青年作者往往会有迎合这些特点的痕迹，为了更顺利地发表，作者揣摩刊物风格是难免的。这时候，刊物评审的趣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年轻作家要发表严肃文学作品，仍是和从前一样，主要靠投稿和参加文学比赛。投稿刊物邮箱，往往石沉大海，但如果有圈内名师推荐，又与编辑关系紧密，成功率会高出不少。年轻作家要在圈内有所斩获，容易习惯了与编辑、学者、同门一道的舒适圈，不得不匀出大量时间参加圈内活动、应酬，乃至习得互相恭维的艺术。

《冬泳》作者: 班宇 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9月

以上，笔者主要说的是作家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但文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作家与作品、读者的互动，也是批评家、编辑和作家的良性交流。在文学史上，好的批评、编辑和优质文学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国“迷惘的一代”海明威、福克纳、沃尔夫、菲茨杰拉德等人，但少有人知道，其中几个作家背后共同站着一个“天才的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他是一个文学眼光独特的人，也是给作家指明方向的人。严肃编辑和批评的在场，可以为作品保驾护航。

如果作者和批评家一味一团和气，常常是，作者作者要出新小说，责编就会邀请熟悉的批评家写评论，批评家写出文采斐然的软文，双方皆大欢喜。在这样的互动下，批评作为一项创造性工作，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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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共记忆，就是好的文学吗？

行文至此，或许可以结束这篇文章，然而，有一个问题，是笔者应当回应，也是读者们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文章提到文学进入公共记忆的重要性，可是，如今进入公共记忆的文学，它就必然是好的文学吗？现在沉睡中、不被大众发现的文学，它是不是就不是好的文学？

文学史上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入公共记忆，而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被大众接受。比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他生前销量惨淡，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才重新被发现。卡夫卡的小说，如果不是他好友不听建议，没有焚烧其文稿，也不会有后面的轰动。近几年流行的《斯通纳》，实际上是几十年前的文字，但作者倾注心力，换来的是现实的冷漠。用一时的成绩，来判断文学作品是否能流传，是一种粗糙的看法，也有悖于文学史的经验。

《斯通纳》作者: [美] 约翰·威廉斯译者: 杨向荣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因此需要指出，当笔者谈论当下文学在公共记忆中的退潮，并举出一些事例时，想要说的并不是“当下进入公共记忆的文学，一定是永恒的文学”，而“暂时小众的文学，就必然没有生命力”。也不是在说，作品迅速进入公共记忆，就是衡量优秀文学的唯一标准。否则，那是对文学的一种鲁莽冒犯。其实，当我们身处此刻，即便是最杰出的读者，也无法断定何者必将永恒，因为历史的局限，将人抛于迷雾，但是，这不意味着当下的读者就没有能力甄别文学作品的好坏，无法判断怎样的文学更可能获得长期的生命力。

文学审美是多元的，但怎样的文学有生命力，往往是有经验可循的。正因如此，即便《了不起的盖茨比》处于最低潮的时光，“天才的编辑”珀金斯依然确信它的流传，即便托马斯·沃尔夫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他的几大箱文稿依然被珀金斯慧眼识珠，成为《天使望故乡》。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深刻理解了美国青年，直刺幻梦背后的辛酸。他们以富有共情的文字、切入美国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角度，有力地表现了那一代人的迷惘，因此得以流传公共记忆。

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未必是当下流行的文学，也不必然是大众的。但是，它要么在文学技艺上有所创新，要么有力地回应公共问题，表现一个共同群体的心境，否则，它哪怕文字流丽，也只是作者的一人独舞，难以深入到更广阔的境地。

当笔者谈论那些深入公共记忆（注意，它不等于流俗）的作品，与其说是判断永恒，不如说，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文学介入公共议题的一种思路。文学并不提供答案，文学可以打破答案，好的文学总是有那么一丝丝差异感，那差异令我们着迷，也指引我们看到人世间难以捉摸的部分。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进一步言说，作者同样质疑的，其实也包括文学永恒论的说法。成为永恒是一种常见的文学至上论的标准，即，追求永恒的文字，比其他更重要，更符合文学的意义。这固然是一种经典解释，但可以思考的是，追求永恒必然是文学作者的目的吗？倘若放弃永恒，更追求当下性，它是否就是低一级的文学、不如永恒的文学？

永恒主义者无法理解卡夫卡为何选择焚稿，也不晓得西蒙娜·薇伊这样的天才，为何不去追求永恒的文学，而要烈焰赴这浊世，去殉那现实的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总是追求不朽，然而，我们的时代到底有多少人得以不朽，所谓的不朽，又真的是真理意义的不朽，还只是他暂时迎合了此世的审美，却会在下一个世代被遗忘。文学至上论难以回答的是，如果不朽者不过万中一二，那其他人的写作是否就失去了意义，非虚构作家、新闻记者兼顾文学性的报道是否因它的速朽而显得可笑？

放弃永恒的执念并不可耻，实乃多数人的宿命，投入当下，接受速朽，也不必然是庸俗。因为，有些文学是为后来者准备的，但有些文学服务于此刻。哪怕文学的信徒马尔克斯也会承认，正是那些即时的文字给予他灵感，那些战斗于此刻、而非投入到永恒的火焰，淬炼出真正不朽的文学。

换言之，投入当下的文字，和追求永恒的文字，本不是二元对立的。闪耀于公共记忆的、即时的文学，为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仍在地下的波拉尼奥、普鲁斯特们铺桥搭路，而他们，不求永恒之神的馈赠，甚至以早逝告别此世，或许在文学历史中，他们也终将速朽，可那又如何呢？曾风风火火走在这人间，不惧灰尘与湮灭毁我肉身，这是他们的道，也是谦卑者所奔赴的应许之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宗城；编辑：走走；校对：刘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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