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浪漫主义

茨威格在《逃向苍天》中为列夫·托尔斯泰未完的自传体剧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补上了结尾，或者说，是托尔斯泰自己补上了结尾，茨威格只是将它写了出来。在第一幕，两个来找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代替着所有的革命青年问出了那个问题：“您为什么不跟我们站在一起？”

从前的从前，在学生们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托尔斯泰比他们更激进。他为被损害和剥削的人呐喊，要求推倒社会制度重来，他的名字就是革命的名字；但当革命的火焰真正燃起，他却一步一步与这二字疏离，疏离到学生代表们急不可耐地站在他面前，困惑而愤怒地质问，您为什么不跟我们站在一起——“您要求民众宽容、忍让，劝他们期待这个千年王国的恩赐，这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不！列夫·托尔斯泰，您用爱的名义去感召那些飞扬跋扈的家伙，纵然您有天使般的口才，也是徒劳！”

托尔斯泰的答案耐人寻味：“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它永存下去。”他急不可耐，怒气冲冲“为一种信念去受苦受难要比为一种信念去进行残杀好一百倍！”

有他这样的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之前和老师聊起普希金，老师说，俄国人性格容易极端，普希金假如活到十月革命那个时候，他未必能接受新一代的革命。《上尉的女儿》里就暴露普希金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列夫·托尔斯泰无疑是恐惧着的。他不愿意与青年们站在一起，他说，他从未赞同暴力，从未有过。这样恐惧并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善良，因为一颗金子般的心，这颗心不允许看到别人因为自己去受死或受伤。托尔斯泰的软弱不是因为不爱人，而是因为太爱人——“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圣经》），而在爱的人要把所爱者的命运扛在肩头。

这是一个理由，老师说，“俄国的良心”高尔基也有这样的观念。高尔基和列宁曾经激烈地争辩过一个问题，即阶级斗争中该不该表现出“不必要的残酷”。但结局如何呢？问题悬而未决之时，1918年8月30日，列宁遭遇社会革命党徒刺杀受了重伤。

他的“仁慈怜悯之心”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时候列宁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列宁遇刺后，苏俄政府加强对反革命势力的严厉镇压。如果照雨果的说法，就是“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你们口口声声喊着要尊重人、保护人们不受剥削，却首先就把矛头指向和你们一样的人么？但是结果也很明显，如果按照这样抽象的“人道主义”，革命的将士就一定会吃苦头——毕竟用爱与善良去感化社会中的人是只有文学家才干得出的事。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一个避无可避的悖论。箭在弦上，当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时，我总会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浪漫主义者为我的软弱提供了栖息地，这大概是我喜爱浪漫主义的原因。浪漫主义本身是浪漫的，因为它大多时候美好得夸张，甚至不符常理。在那里，一切惨烈的现实都能够变得好起来，社会的机器加诸人身上的伤害好像都能被抚平。跨越千年始终煜煜发光的美德和人性是存在的，甚至还提供了一个美妙的假设：以前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也一定存在。

但是，浪漫主义的浪漫背后却是它的绝望。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但一切都不会发生：托尔斯泰开口说话，“哪怕只有一个人是因为我的过错而死去，我都没法对得起我的良知”，但我们知道不会有幡然醒悟而自杀的警长，不会有突然化为尘土的骷髅，选择不可能不出错，人不可能凭借着人性去改变整个历史，因为人性从来不脱离于历史。

列宁重伤后，高尔基到医院看望他。列宁对他说：“看看，看看，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论，我们身上都还残留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的子弹”。软弱的人，曲折的人，痛苦的人，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承担后果哪怕是罪责，然后再被历史原谅，就像作家原谅自己孩童时期写出的诗歌——这大概就是历史最不浪漫、却也是最浪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