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与高调——论通行本《老子》可能是杂成性的文本

说《庄子》是杂成性质的文本，想必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如果说《老子》也是杂成性质的文本，可能会有学者不同意。笔者试图通过三方面的证据，来说明《老子》“可能”是杂成性质的文本。这三个方面分别是：《老子》自身在用词或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先秦或近秦的文献中对《老子》的印象与通行本中《老子》一些激进话语的不相融；《庄子·天下》篇中对先秦学者彭蒙、田骈、慎到思想的描述，与通行本《老子》中的一些话语非常接近。

第一，《老子》自身在用词或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首先是用词上的自相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对“圣人”一词的用法。通行本《老子》中到处都是“圣人”一词的褒义性用法，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据笔者统计，这样的用法一共有29处。《老子》通行本共81章，褒义性的“圣人”一词就出现在24章中。换言之，几乎每三章，就会出现褒义性用法的“圣人”一词。

可是唯独在通行本第十九章中，却出现了“圣人”的贬义性用法：“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通行本中对“圣人”如此推崇，处处以“圣人”为榜样，为什么唯独在第十九章中提出了如此突兀且激进的主张——“绝圣”？恐怕这一现象无法用《老子》的语言特色——“正言若反”——来为其圆场、辩护。而又恰巧的是，在郭店出土的战国简本《老子》中，与通行本第十九章相对应的话语偏偏不是“绝圣弃智”，而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显然，“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与“绝智弃辩”、“绝伪弃[虑]”相差很大，所针对的对象完全不同。

其次是思想上的自相矛盾。《老子》中处处主张谦柔、卑下、不争，不能骄傲自大。第二十二章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在第二十四章中又同义反复地强调：“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又不断通过“下”、“后”的概念，来强调自己的这一“守柔”主张。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第七章），“是故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六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第六十八章）。然而这样谦和的《老子》，却与其中的一些激进的话语或主张格格不入，如“绝圣弃智”、“大道废，有仁义”、“不尚贤，使民不争”。可以说，在那个提倡“圣人”、明“智”、“仁义”、“贤人”的时代，提出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其激进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先秦或近秦的文献中对《老子》的印象与通行本中《老子》一些激进话语的不相融。

在先秦或近秦的文献中，《老子》似乎都还是个比较温和，其主要思想是守“屈”的这么一个印象。如《荀子·天论》中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诎”通“屈”，“信”通“伸”），《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庄子·天下》篇说“老子”——“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了老子对孔子“骄气”的不满：“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所以，如此反“骄”守“屈”的老子，是否会说出像“绝圣弃智”、“大道废，有仁义”、“不尚贤，使民不争”这样的话，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老子》的“贵柔”思想，在先秦的背景下，并不特别新颖、激烈。因为在那个时代，要想避祸服人，谦虚、卑下被士人普遍认为是有德者必备的品德。而《老子》之“新”恐怕还是新在其辩证性的形式，由“后”而达到“先”，由“曲”而达到“全”。将谦下的行事态度才能产生好的结果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作如是看似是“对立面”的转化的概括，恐怕只有《老子》一家。

第三，《庄子·天下》篇中对先秦学者彭蒙、田骈、慎到思想的描述，与通行本《老子》中的一些话语非常接近。

《庄子·天下》篇谈“老子”时，所引用的话都不激进，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受天下之垢”，“无藏也故有余”，“苟免于咎”，“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反而《庄子·天下》篇在谈彭蒙、田骈、慎到时，其思想与通行本《老子》中的一些激进话语相通。如“笑天下之尚贤也”，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相通；再如“非天下之大圣”与《老子》“绝圣弃智”相通；再如“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相通。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这些残言断句与《老子》通行本中的这些激进、玄虚的话语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在字面上有相通之处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子》通行本是否参入了这些“道家”思想，我们难以断定，但似乎也难以断然否定。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子》通行本中，既有低调的一面，也有高调的一面。这两面是由于《老子》自身思想的原因，还是有其他文字、思想杂入所造成，笔者持保留、怀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