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民族与国家意识》笔记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民族与国家意识》 姚大力著

何谓"中国"

（元末明初的前朝遗民众多）...... 它的意义不过是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这一点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他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们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笔下无华夷之别”......对问题的一种最有影响力的回答，就是所谓“文化至上主义”（culturalism）的解释。华夏文化是普适适应的文化。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果堕落，他们也会变成蛮夷。“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认为，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类的归属感。......相类似的境遇使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指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同样深刻地感受到，由汉族政体在军事上和结构上的种种弱点所导致的外族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局面，可以由“充满力量的、真正的、普遍和永恒的汉文化主流”来加以补偿。文化至上主义就这样克服了“被更狭隘地加以界定的各种政治忠诚的见解”，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明清之际的王朝更替完成以后，“抱着对他们自身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信念，参与到新的满—汉统治政体中去”。

【“夷夏之变”以夏变夷，以夷变夏，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实质上夷夏问题直指另一个问题：即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作者紧接着就展开“天下”，“国”概念的分析。】

一个超越任何政府、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具体性质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祖国”观或者国家观，其实是与近代民族国家一起成形的。在民族国家之前的“王朝国家”（dynasty state）或“帝国式国家”时代，前面说到的那种国家观即使不是完全无影无踪，至少也不具备多大的影响力。这一见解（指的文化至上主义，即支持”夷夏之变“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一处甚至明确写道：“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天下’和‘国’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并列观念。”从他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潮由文化至上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命题来看，从他断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来看，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充分的国家观念的。在这一点上，列文森实际上还受到了他早年的研究对象梁启超见解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因为夷夏之变的理论支撑，只要“天下文脉”还在，所谓国与民族只不过是历史性变易之中的产物，更无所谓近代的民族国家。】

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国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先从中国这个概念讲起。它在商代出现时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到秦汉时候，“中国”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三层含义。一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个国家；第三，它也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在安部健夫（日本学者）看来，天下观念从商周时代的“京师—四方/四国”的观念中蜕化出来，是战国时代的事。因此他把战国之前称作“原天下观”时期。到了汉代，天下也有三层含义。最狭义的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它与中国的上述第二层含义相重叠。天下的第二层含义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蛮夷”的种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以为中国之内有九州，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所以“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第三层的“天下”，为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前近代的国家观就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前近代的国家观既然是天下观与中国观的结合，那么就有诸特点：1.统一性（战国以后中央集权的统治）2.地理文化上的弹性（中心投影伸缩）3.民族性（一方面中国指汉族，另一方面天下又是包括蛮夷在内，正是因为蛮夷与汉族中存在可变，天下以反民族性出现，使得异族统治可接受。天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民族性面目出现的反民族性或者反过来说？这一点需要取舍。】

与周边的情况相比，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固地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是倒过来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凸显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育产生，经历全盛时代而后走向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为正统，也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正统以外有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称作“北虏”或者“南蛮”。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一样，都没有想维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的观念。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夷夏之辨”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上是一种可能加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因此，结论自然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

【天下国家观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由于非民族性的天下观就到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为止，而非民族上的统一性，于是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即民族国家就不能巩固。】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们为“异民族王朝”或“征服王朝”。就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1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也包括10世纪上半叶）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位于或靠近内陆亚洲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建立北魏的拓跋氏自认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跑出来的鲜卑部落。这种断绝，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至关紧要的资源。它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五代时的沙陀政权视契丹为“夷”，言下之意，他们自己当然就属于“华夏”的范围。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果然也称沙陀统治者为“恶汉儿”。10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它们都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身族裔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征服型”王朝的族裔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元代在地方行政长官设置上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互相牵制的做法，清朝的满汉双员制，便是最著名的例证。

【渗透型王朝就是天下国家观的典型代表，而征服型王朝就有鲜明的民族性】

从北宋开始大力提倡的对改仕新朝的明确否定，经过近三百年鼓吹，给士大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选择架设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道德限制。其次，南宋长期面对占据着华北汉地的金政权所造成的“夷夏大防”的心理紧张，在紧接着发生的蒙古威胁面前被进一步地扩大了。再次，当元朝的水陆大军浮汉入江、顺流而东的时候，汉族文明所面临的，乃是它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命运。所以尽管征服与抵抗是历史上常见的主题，南宋时的人们在国家灭亡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观念和忠诚行为，仍然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突出。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抗，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族裔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这里或可以说明征服型王朝与“夷夏大防”是在天下国家观之外的“权宜之计”，因为对抗与冲突就是在天下国家观的大一统前提以外的，何况这里的忠诚动机还不是民族性的】

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如果说国家观念所讨论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何种形态的问题，那么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西欧在公元1000年左右可以说还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从它们的“中世纪起源”当中逐渐产生、发育。从那时候起，西欧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式发育、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

【中华的国家观早于这种近代的民族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