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时，我们才是杨德昌电影中迷茫的都市男女
2018年的某一天，当我站在北京某家售楼处巨大的沙盘前面，望着眼前那一片用塑料模型制作的绿地、河流、和点缀其上的住宅楼，在销售滔滔不绝的描述下，努力幻想那一片此刻仍为空地的土地上，即将腾空而起他所描述的无限未来前景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青梅竹马》开头的场景，和我同龄的蔡琴，高跟鞋敲打着空荡荡的台北现代公寓的地板，幻想着这里即将被她的新生活填满。窗外是越来越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她试图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个安身之所。除了这间公寓，她还找了一个答案：结婚、去美国。然而她的脸上依然带着某种茫然。而对未来，我和她一样迷茫。
一开始我并不是杨德昌的影迷。和很多人一样，台湾电影最早打动我的，无疑是侯孝贤。再后来是胡金铨，我非常痴迷于他对古中国的描写。杨德昌，当我与他产生那种强烈的connection时，我已经三十出头。
很好理解。十几岁时我们都是侯孝贤“风柜来的人”，从小地方进入大城市，无数新鲜丰富的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被伤害，但还能奔跑还能歌唱。
要到三十岁时，我们才是杨德昌电影中迷茫的都市男女，追问着要不要去美国、要不要结婚。“美国又不是万灵丹，结婚也不是万灵丹”——《青梅竹马》中失意的侯孝贤向恨嫁的蔡琴喊出这一句时，我确实打了个激灵。
杨德昌电影里的台湾，跟此时此地的中国，穿越时空，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如果电影是一面镜子，我在杨德昌这面镜子里，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当下中国的模样——礼崩乐坏、从国家到个人又都不得不长大成人的独立时代。那些越来越一样的高楼大厦，巨大的城市景观背景下几乎被吞噬了的渺小的人，“有我，没有我，好像越来越不重要”——和我生活的三十年后的中国城市，从外表到感受都相差无几。这令我吃惊。
杨德昌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我非常着迷的导演。抛开他的视听处理不说（那需要专文另述——我的一位日本导演朋友说，他是通过反复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学会了如何打灯的），他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对人物关系的微妙把握、以及他的悲观和荒诞，甚至他的生涩和书面，恰到好处地组成了他电影中毋庸置疑的现代性，让我觉得亲近。他讲述的故事离我们的时代如此之近，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层面上同样如此贴近，他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旧没有得到解答。
杨德昌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家庭关系的重新解构。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式的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一大家子相互扶持，父亲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的时代，到《青梅竹马》中蔡琴和侯孝贤受困于传统家庭的压力，一个渴望逃离一个渴望回归的撕扯，再到《恐怖分子》中无解的婚姻困局，《麻将》中逃避责任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套物质时代生存哲学但这套哲学最终破产的父亲，再到《一一》的时代，即使家庭的结构整体仍被完整保留，婚礼、葬礼的仪式依旧串起了人们的生活和交流，但父亲角色权威日益消减，已然退缩到了毫无存在感和话语权的位置。而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与支持，也越来越淡漠，到《一一》时，它几乎成了缩微版的《百年孤独》，孤独笼罩在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身上，从最小的孙子到躺在病床上的姥姥，无一幸免。
在他的创作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对家庭伦理结构的冲击，以及人们对此被迫做出的反应。到最后，每个人都找不到可以依附的力量，徒劳地、奋力地在现代生活的漩涡中挣扎，试图免于被孤独吞噬的命运。
而这，恰恰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一点，也是当代中国可以与之无痕对接的一点。
跟很多人不同，我没有特别偏爱《一一》。《一一》太全面了，太中年危机了，因此我会觉得它带着颓唐的暮气。杨德昌最打动我的恰恰是他的少年气，那种与世界无法和解、拼命想要找到正确答案的少年气，尤其是在时代的转型期，它是如此地具有荒诞感。
不管是侯孝贤在山边公路独自流血的夜晚（《青梅竹马》）、风吹起墙上大幅的脸部特写（《恐怖分子》）、甚至是四儿捅向小明的那个瞬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都以存在主义式的荒诞释放出巨大的情感核能。
16年在台北，金马影展上映4K修复版4个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去电影院看了三遍。黑暗里，我不停地抹着眼泪，光影中，杨德昌把少年最纯洁的心碾碎给你看。电影的英文名“Brighter Summer Day”来自猫王的歌“Are you lonesome tonight”中的一句歌词，迷离又伤感，可这个故事讲的明明是“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少年，除了张震扮演的小四，另一个是他的父亲扮演的父亲。
小四第一次被叫家长，父亲跟打着官腔的老师据理力争。在回家的路上，父子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如果一个人还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可是，我好像觉得，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啦，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你要相信你的未来，是可以由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的。”
然而，时代最终碾碎了父亲坚信的东西，继而碾碎了儿子坚信的。经历了白色恐怖的父亲再也没有了那种强大的自信。他的恐惧传递给儿子，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看完电影，程青松老师带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去了牯岭街和电影中的拍摄地建中。少年们还穿着当年的卡其色制服，在当年的红砖楼里穿行，好似电影还在延续。我们绝对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电影中的现实，因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少年，都恍惚还有着当年的影子。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小四。
青春怎么会是高富帅白富美屌丝意淫堕胎车祸呢，青春是身在此山中啊，是美而不自知啊，是巨大的失去和离开啊。少年是不自知的。如何保留少年气，恰恰才是每个中年人必须向自己发问的。
19年年初，我在《他与罗耶戴尔》剧组打酱油，剧组辗转青海西宁、海南州拍摄，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酒店只要有人洗澡便会停电。
有一天，房间停电的时候，我跟录音师躺在床上，谈论起我心爱的杨德昌。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重新被电影这件事感动，即使当时正在一部电影拍摄的过程之中:泥泞，疲惫，酷寒，漫天尘土。
杨德昌是现代的，悲观的，是扑面而来的疑问，是当代生活苦寻不得的注脚。我爱他，因为他偏执而认真，执着追寻不存在的答案。他电影中的台湾，像极了此刻我生活的时代和地点:庞大的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分崩离析的传统伦理结构，无数本能的困惑与谜团，最终指向哲学性的发问:人要怎样活着？
电影理当如此:它代替我原谅人类或者我自己的欲望，它代替我向世界和时代发问，在脆弱的情感罅隙中，在黯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足以看见理性的光，和生命本能的热。它是皮肤的颤抖，也是所有无法说出口的语言。片刻的抚慰，瞬间的deep connection, 生命不需要答案，提出疑问已经足够深刻。
所以，如果你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找不到答案，那就试着跟他一样，对自己的生活发问吧。
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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