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记一｜关于非典的记忆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初一，对于那次疫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当年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同现在比，获取消息的渠道只有电视和旁人。

当时学校放假，宅在家里，除了按时上“空中课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同楼的发小，拉着一根毛线，拴一个小纸条，掉到对方的窗口边，我们把它叫做“掉信”。那段时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大部分时间是快乐多于恐惧的。对于疫情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每天的电视新闻。关于非典，只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老爸下班，回来后反常的独自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写好作业后也准备一起坐过去看电视，这个时候老爸表情凝重的让我离远一点。原来是他当天从市委出来，刚好有一个人跟门口站岗的武警说，他得了SARS，当时，他跟那个人几乎擦肩而过。那段时间山西的疫情也算严重，北京的第一例输入性案例就是一位山西人。我们家附近的市二院就是一个病人接收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03年的时候，感到疫情就在身边。

第二件事，应该是距离非典结束10年后，我读柴进的《看见》，看她当年非典时期的回忆录：拍摄《非典阻击战》、关于人民医院的“天井”...才知道当年的非典，并不是当年新闻中的确诊数字，是活生生的人和事。后来还搜《非典阻击战》看，那急促的采访和抖动的镜头，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当年的恐慌。

第三件事，也是非典结束十几年后吧，偶尔一次看报纸，看到一篇对治愈患者的采访，才知道，当年很多人被治愈，却因为大量使用激素而导致股骨头坏死。我曾经以为，治愈就是最好的结局，当意识到治愈也有承重的代价时，治愈带来的欢喜就被大打折扣。

我想，或许就是这断断续续的几件事，导致在这次新冠肺炎期间，我对疫情的恐惧远比自己以为的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