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电影中的女性：要么是圣女，要么是妓女，她们真的可以从边缘走向主战场么？

《至暴之年》中的Jessica Chastain

近年来，好莱坞不断被要求提供更多类型片的女性主角，这些呼吁得到了重大发展，因为类似于女超人、女警察、女罪犯和女战将诸如《神奇女侠》）和《惊奇队长》、小丑女哈莉·奎恩等备受瞩目的电影在现代美国电影市场中大放异彩。同时，＃MeToo运动加强了选角和故事的审查，推动了更多女性参与所有媒体和社会领域工作，使得像科幻片和超级英雄片这种非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进入了后文明世界，接受了更为进步的女性代表角色，而不是像70年代的神奇女侠，那么坦胸露乳，丰乳肥臀。但黑帮电影尤其当属现代最不进步的类型片之一了，女性难以在此类现实主义题材片扎住脚跟，更不要说独挑大梁成为一个领导角色。

那么本文将通过考察电影题材与纯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联系探索这种性别偏见背后的原因（其实这种资本主义在1950年的美国就得以巩固，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中被神化，此后在无数黑帮电影中得到了加强）。同时，尽管碍于电影这一古老的媒介类型，女性黑帮题材会不会能在电视剧中找到可能性并得到长足发展。因为现代电视的复杂性和更广阔的叙述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打破该类型与纯资本主义的联系，并通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影响。

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科幻片和超级英雄片可以，那黑帮片就不可以呢？首先，黑帮片属于现实主义题材，它无法像科幻片这样的电影架空一个全新的宇宙，这就导致它不能在幻想中运作，而且它又与现代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藕断丝连，因此这就意味着它需要经济社会和上层建筑的基础。其次，黑帮片属于犯罪电影，但与其他犯罪电影不同的是，它把犯罪作为一项持续发展的业务。从艾尔卡彭（Al Capone）到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从约翰·高蒂（John Gotti）到托尼索博诺（Tony Soprano），现实生活和虚构的黑手党自1920年代以来就引起了公众的想象。这些人残酷无情，暴虐成性，但仍然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狂野西部的暴民英雄的现代版本。那黑帮流派更是在1950年代便找到了主题所在，并且在1972年的《教父》达到高潮。电影中的黑手党男子坚定拥护战后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维系家族的保守信念，尽管这些主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身份也得到不断发展，并且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既有褒奖也有讽刺（这在《疤面煞星》和《好家伙》等电影中窥见一斑），但黑手党的男性和女性仍然没能摆脱历史与文化，与习俗，与传统的束缚。

女人就不能像正派男性角色一样坚强，专横或暴力，更别说以终极反派形象出现在美国电影中。因为她们不管是作为正派角色还是反派角色，女性的存在破坏了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黑手党男性得以安身立命，稳固势力的信仰根基。电影研究学者维拉·迪卡（Vera Dika）就认为黑帮电影是“重要的白人幻想”。因为黑帮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吸引人的图像，这些图像传达的世界观又植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实质上就是白人至上和父权制。黑手党里面的女人要么如撒旦赠予的苹果，要么如孱弱顺从的绵羊。倘若有女Boss角色的设定，她们会破坏这种意识形态。从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在《小凯撒》的暴烈脾气，到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教父》中的镇静权威，以及托尼·卡蒙特（Tony Montana）在《疤面煞星》的乖戾野蛮，电影中的黑帮男性要么会依靠壮硕的体格，要么会依靠情绪的掌控来实现领导地位，而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都是欠缺的。相反，女性的躯体被嘲笑为弱不禁风，女性的愤怒又被贬损为歇斯底里。好在是，现代影视作品越来越少依赖这些要素了，这种非常masculinity，非常具有男性气质的要素，相反黑帮势力越来越移植于科学技术和财务状况的基础。这一方面与传统的黑帮流派浪漫主义背道而驰，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世界观，黑帮电影一面破坏着自我概念一面又在重塑着自我形象，那在这个进程中，黑帮女性角色绝对是这场运动不容小觑的力量。

《小凯撒》、《教父》、《疤面煞星》

怀念美国传统价值观：1950年代对当代电影中黑帮流派的永恒意识形态影响

1950年代似乎是黑手党庆祝祖先的时代，家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声誉和声望的象征都在这个时代集中展现出来。而现代黑帮流派虽然最方便被定义为后“教父”时代，但实际上《教父》的影响余波仍然震颤了1950年代以后的所有黑帮电影。 就拿黑帮电影最细枝末节的一个要素来说吧——服装。服装是电影中黑手党身份的主要标志，人字纹呢大衣，羊毛三件套，卡其色双排扣外套都成为了1990年代黑帮电影复古化的重要的元素，而且仅从服装的角度看来，加厚的垫肩，流畅的线条，体面的材质都让所有现代黑帮电影都普遍存在霸权男性气质。1990年代的复古黑帮影片仿佛就是一部部复古时装剧，这些“黑帮时装剧”的服装编码为精简的性别正统观念，狡猾得借由 “怀旧”油头讨伐女权主义，并充当“超男性化”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尽可能再定义一个明确的性别等级制度，并且对家庭和组织强大抱有信念。

所以说，后教父时代的黑帮电影虽然定位在1950年代之后，但其主题核心还是植根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那时，自由企业的价值观和信念被美国社会认为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其原因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那个战后的时代，那个前公司法人时代，那个前反垄断法的时代，那个前反诈骗的时代是每一位黑手党神话故事崛起的故乡，也是每一位美国人内心憧憬的神话殿堂。而且在之前的文章（《大众文化中的黑帮电影》）中我也提过，当现实生活中的暴徒例如Frank Costello在由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领导听证会上作证时，黑手党就彻底从广度和深度上亮相。从那个时候起，电影中的黑帮就从证言中被雕刻出来，这些证词把黑帮组织与网络公布与众，但又成功避免了明确过多的细节。这种模棱两可，含沙射影的叙述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无法诉诸现实，而电影制片人又利用了这种模糊性在现实上堆砌了一层层糖衣，加盐加料烹饪出一个个被“神化”的故事，同时观众又欣然接受了这些神话。由此看来，这些黑帮银幕作品为了解美国的商业，家庭和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在这个框架下，黑帮形象更为零碎，更复杂。

Frank Costello

黑帮电影自打出生开始，它所传递的民族认同就源源不断来自于纯资本主义，但是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犯罪系统仿佛又在秉承互惠互利的社会信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脱胎于纯资本主义的黑手党又被新资本主义浪潮席卷，逐步瓦解，走下神坛。那黑手党与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曾对《教父》三部曲的研究论证道，“想要保障私有财产和合同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就要试图在自身与对立面犯罪之间划清一条绝对的界限。但这种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犯罪组织的关系更像一层可渗透的薄膜。” 这是什么意思呢？资本主义想要发展得更为民主，更为法制，那它就需要打击这种黑手党的黑暗势力。但当美国人在追逐平等自由的梦想的同时，其实黑手党的家族故事反倒成为了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新教徒）最动容最争相效仿的家族模式，他们捍卫异性恋正统家庭和传统社会价值观也就是黑手党捍为之奋斗的价值观。他们的意大利族裔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提供了与旧世界传统的联系，而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交往和深谙熟规的作风又深受美国人的欢迎。这样传统的心理表征不必大动干戈就可以找到，比如在《黑道家族》第二季的第四集中，主角Tony回应意大利女Boss的存在，马上就张口质疑，“这在美国绝对不可能发生！” 是呀，的确不可能发生，因为编剧犯了历史真实性的时代错误，但托尼的迅速表态我们也不能随即就解读为这是编剧失误，因为这恰恰证明了在美国，领导者永远都是男性，这样的观念在以往，在现在，甚至在未来都一样占据主导地位。

《The sopranos 》Season02 Episode04

说到女性，那就不得不需要谈到家庭，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雇主一定会把家庭要素纳入它们的劳工政体里，传统上家庭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而商业与市场与理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家庭要素势必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最重要的一环。商业的成功不仅来源于个人的努力，也来源于为家庭奋斗的动机，因为我们作为人类，黑手党也作为人类，谁不想“自私”得推动下一代的美好生活呢？有了黑手党男性角色在外冲锋陷阵，女性主内在家庭这个团体中看似只是遵从了生殖选择，但正是她们才为资本主义商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那么女性自身作为劳动力并且又生产劳动力是不是更应该被定义为自由工人和公民呢？但是蛮横的父权社会却选择用父权关系维护资本主义积累，而本该能有自己姓名的女性则却被通通统称为“女性”，名不见经传，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早已不受家庭这般传统的父权统治了，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商业越来越冷漠无情，与黑帮团体的古典信仰背道而驰，但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制片人还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誓死捍卫家庭这个核心单元，尽可能用家庭这个中心叙述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抵制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非人情化特质的冲刷，以重新确立稳定性。那也就不理解为什么像波音这样的美国老牌公司始终保持内部价值观的提升，它提倡家族主义，特别是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家族主义的隐忧。而家族主义则暗示：为了驾驭市场和劳动力结构的不可预测性，他们需要为此声张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异性恋）来迎接对社会原有秩序的挑战。简而言之，现实世界变得越发不可预测，越捉摸不透，公司的言论就越有力，以期维护“旧世界秩序”。这种怀旧的态度存在于当代美国商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也毫不违和反映在银幕上。

“外面是1990年代，但在这所房子里是1954。”（《黑道家族》第一季第十一集）

《黑道家族》第一季第十一集

“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黑帮“贤内助”的战场：从边缘走进视野

从好莱坞的古典时期到今天，虽然在每部黑帮电影中都可以找到女性角色，但她们始终没有成为主要角色。黑帮电影中的女性常常处在“边缘”，她们的性格往往不充实。关于女性角色边缘化的现象可以归因于该类型对异性恋正统主义的依赖，保守的父权制和对家庭稳定的诉求。她们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中居于次要地位，始终被捆绑在男子气概霸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约束之下，决不会完全颠覆构成整个黑帮的传统性别等级制度。

不过，尽管人们总会对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以偏概全，要么妓女，要么圣女，但好在在电影史上还是有些黑帮电影允许女性角色进入谈判空间的。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on Demme）的荒诞喜剧/家庭喜剧/黑帮电影《嫁给歹徒》（1988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女性角色的欲望驱使的。例如，电影开场展现的不是枪林弹雨，不是血肉横飞，而是各位黑帮妻子们在沙龙里修剪头发和指甲的过程，热衷谈论于食物和八卦。电影中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安吉拉（Michelle Pfeiffer饰）和康妮（Mercedes Ruehl饰）在叙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超越男人获得家庭话语的代理权。在安吉拉（Angela）的第一场戏中，当她丈夫弗兰克·“黄瓜”在疯狂得寻找左轮手枪时，她还在一旁抱怨为什么弗拉克就见不得她的妇女好友，一刻钟都舍不得陪一陪。当他们的未成年儿子乔伊（Anthony J. Nici）在柜子中发现枪支并随意挥舞时，这彻底点燃了安吉拉的不满，她质疑弗兰克为什么不能诚实得生活？为什么拥有的一切都需要沾满鲜血？她这种表达对自己生活的不满的态度挑战了丈夫作为黑手党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相反，康妮与黑手党大佬托尼·“老虎”·鲁索（Dean Stockwell饰）高兴地结婚，但她并没有像传统黑帮电影一样在家庭中保持被动地位，她积极地拥护自己的犯罪生活，不断挑战丈夫，并询问他的不忠和谎言，导致“老虎”怕的不是敌方势力，而正是他的老婆！这部影片着眼于安吉拉（Angela）和康妮（Connie）的欲望和忧虑，反击了主流黑帮电影的过度男性化和霸权男性气质，并暗示女性可以超越家庭领域，从这个边缘区域侧面“袭击”黑手党主战场，重新获得生活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过，并不值得夸耀的是，她们仍然封存在传统的性别正统观念家网中，因为我们上面提到，黑帮电影向来注重家族与家庭的维系，而这部电影可能也仅仅借着剥削黑帮电影兴盛的势头，再次围绕性别和家庭价值观加强怀旧理想。

《嫁给歹徒》

女性对于传统黑帮电影的冲击在《江湖白事》中也能找到。但是她们的角色除了痛惜自己的有限的能力和无奈的处境也别无其他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了。甚至说，就算她们有所作为，也始终不能摆脱性别体制。她们更像一个共谋者，而不是反叛者，被不可抗力推到父权制黑帮商业帝国中，成为搭建帝国力量与安全的副把手和“贤内助”。

而最近一部反叛型女性角色也出现在2014年由杰西卡·查斯坦扮演的安娜·莫拉莱斯（Anna Morales）电影《至暴之年》中。这部电影乍一看主要是针对丈夫Abel（奥斯卡·艾萨克）的，因为影片大量着墨探讨Abel怎么渐渐习得男性气质，暴力以及如何保存“体面生意”所脱销掉他原有的善良与柔弱，而Anna也确实代表了大众所熟悉的贤内助角色，但她在叙事中的重要性远远不止如此。她是一个乐于颠覆并敦促丈夫使用暴力和手段保护自己生意和家庭的人，她是拔枪终结意外撞伤野鹿的人，她是心怀鬼胎从自己公司揩油的人，她是向警方隐瞒账簿并呵斥威胁他们的人。不过，就算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其实不管Anna怎么精干勇敢，她所谓的阳刚与积极进取都是为了催化Abel的转变。Abel仍然是这部电影的领头羊和核心力量，甚至说结尾Abel的转变更是致敬了迈克·柯里昂（《教父》）加冕为继承黑帮老大的经典画面。

可以说，这里讨论的所有女性都是电影中富有弹性的角色，因为她们与美国梦，与纯粹资本主义，与传统家庭价值观根深蒂固的联系还算有所反叛，扮演着渐渐被觉醒的角色，但同时不容乐观的是男女还是缠结在这样的联系之中，男人和女人要么自觉要么不自觉得在捍卫正统性别体制，还在持续受着《教父》所刻画的1950年代美国理想和价值观的制约。

左《江湖白事》 右《至暴之年》

那女性就无药可救了么？那女性在黑帮流派就不能独挑大梁么？其实，我们可以在电视剧集上看到一道silver lining，看到一线生机。

电视：女性黑帮的未来？

我上面提到过，当代资本主义不再依赖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家族制，对全球和当地生产和消费的商业惯例也进行了调整，可以说它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代资本主义的靠正是技术网络和巨大财力，而不是个人魅力。这不仅瓦解了传统家庭和社区纽带，也破坏了性别体制，那就反证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大佬由女性统治，例如那不勒斯的秘密组织女大头Nunzia D'Amico（直到2015年被暗杀）或长期以来的墨西哥毒品网络的掌舵人Sandra Ávila Beltrán。然而，现实世界中的“进步”并不总是被固执的人们完全接受。正如之前讨论的一样，电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艺术形态，黑帮电影更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艺术主题，电影人不愿改变，畏惧改变，疲于改变，他们还在坚定地强化传统价值观的修辞手法和叙事结构。那既然电影这条路走不通，为什么不能诉诸于电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电视实现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它为女性角色提供了挑战传统和刻板印象的机会，（甚至我觉得）可能有望改变黑帮流派的意识形态！

左Nunzia D'Amico 右Sandra Ávila Beltrán

比如说在《南方女王》美剧中，女主人公特雷莎·门多萨（Alice Braga）最初作为黑帮老大的女朋友，和《好家伙》凯伦·希尔一样，感叹道：“我承认，这生活让我心潮澎湃（I admit it, this stuff excited me）”,但她与Karen不一样的是她很快超越了女友的角色，即将拥抱自己自身作为黑帮老大的生活。前两季记录了她披荆斩棘，一路升迁为黑帮老大的过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得知特雷莎不是贩毒集团唯一女老大，她是从卡米拉·瓦尔加斯（Veronica Falcon饰）那里学习贸易，而卡米拉的忠告和言传身教对特雷莎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第1季的第3集中，卡蜜拉提醒特蕾莎绝对不能把家庭放在首位，因为经商的女人不允许自己柔弱。故事中的特雷莎（Teresa）缺乏家庭，而卡米拉（Camila）的家庭破裂，这显然表明，这些女性在传统家庭的角色已经瓦解，性别双轨反而更能流动得更灵活得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奋斗。这部美剧设定的背景是弱肉强食的后资本主义世界，所有人都是为利益和金钱做最时效、最短暂、最功利的生存斗争。因此，该系列美剧更准确地描绘了贩毒组织的存在，因为她们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不道德的，痴迷于利润收益的焦土之上，摆脱了传统黑帮流派的浪漫主义叙述，动摇了忠诚与信仰的根基。

《南方女王》

其实这类电视剧还有很多，得益于电视这一媒介载体，它能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来铺陈复杂且多变的故事，是黑帮流派的类型改革和女性黑帮的角色复兴的一步好棋。简而言之，电视叙述更具适应性，当代黑帮电视剧中的女性正在越过边缘地带，在现代黑帮世界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那么，当好莱坞黑帮电影还在不断加强家族主义的言论，并不断重现商业族长社会模式和身段地位的时候；当好莱坞黑帮流派还没有接受晚期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当好莱坞电影人还在忽略变化一意孤行稳定既有叙事的时候，电视作品反而为黑帮妇女提供了更为进步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连续剧形式的叙事所允许的篇幅和广度，电视剧制片人一方面扩大了类型界限，一方面解锁了与家庭的浪漫联系，赞扬了女性的力量，也同时暴露了女性生存的残酷现实。

正如卡米拉·瓦尔加斯（Camila Vargas）在《南方女王》第2季第3集中所宣称的那样，“在爱情和战争中，女性比男性更野蛮”。这句呐喊肯定了女性的实用主义心态，认可了女性在情感上和生理上能更好表现权欲和争取权力的潜力，她们不关心社区纽带，不留恋家庭场景，这些黑帮女性没有时间啜泣，没有机会叫饶，因为在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冷酷和坚强是最基本的生存武器，她们要不断为更强大的自己，更伟大的力量奋斗！你可以说这是悲哀，你可以说这是无奈，但你不能否定的是，她们真的在试图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