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摘录

【记于2020年2月，新冠肺炎期间】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

有人一定会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见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决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发生活中剩下的时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却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时不时臆想点别的事。一般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毕竟有过臆想，而有了这一点就永远比别的强。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进陷阱一般困在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电话上或咖啡店里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大家即将明白，当死亡猝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时，甚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难受的感觉。

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

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1)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看上去他又沮丧又不安，还无意识地搓着自己的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门房当然不能说他身体不好，只不过感到有点不舒服而已。据他看来，是他的情绪在作怪。这些老鼠给了他当头一棒，等它们绝迹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自那天起，晚报抓住此事不放，问市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以保障市民免遭这令人生厌的鼠害侵袭。市府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任何措施，只召集了首次会议进行讨论。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处里派两辆汽车将死动物运往垃圾焚化厂焚烧。

同胞们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也发现了死老鼠，这真让他们大惊失色。阅兵场、林阴大道、滨海大道都一一受到污染，而且污染扩散得越来越远。凌晨刚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到大白天全市又会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不止一个人夜间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感到脚下踏了一只软软的刚死不久的小动物尸体。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看看我们这座小城的惊愕状态吧，在此之前它是那样平静，而在几天之内却变得惊慌失措，有如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体内过浓的血液突然动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连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搜集发布各种题材情报资料的机构）都在它播送的免费广播消息中宣称，仅在25日这一天中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老鼠。这个数字使人们对眼下市内每天出现的情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也加剧了大家的惊慌心情。在此之前，市民仅仅对那让人憎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现那既不能确定规模也不能揭示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

4月28日，朗斯道克宣布已收集了约莫八千只老鼠，这时城里人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彻底的措施，大家还对当局进行谴责，某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在谈论准备迁往那边的事。可是到第二天，情报资料局宣布，鼠害现象已骤然停止，灭鼠处收集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这时全城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惟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

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2)：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5)谈到过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得了瘟疫病后架在海边准备焚烧死人的柴堆。大家在夜里把死尸运到那里，但位置不够，于是，活着的人便大打出手，宁愿用火把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给亲人的尸体找到位置，而决不愿抛弃他们。谁都可以想像那反射在平静暗黑的海水上的发红的柴堆，在火星四溅的黑夜进行的火把鏖战，以及那向关心人间的天空升腾的恶臭浓烟。谁都可能害怕……

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像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厄坚持说道：

“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

“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三天，里厄总算看见省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

在这一整天里，里厄大夫每次一想到鼠疫就感到轻微的晕眩，而且晕眩有增无减。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他两次走进座无虚席的咖啡店。他也和柯塔尔一样，感到需要人间的温暖。

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像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在这段时间，春天已从周边的郊区降临到城里的市场。千万朵玫瑰在沿人行道摆摊的花贩子们的篮子里凋谢，玫瑰的甜香漂浮在全城上空。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电车仍然在高峰时间人满为患，在平时则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照旧观察着矮老头儿，矮老头儿仍旧朝猫们吐唾沬。格朗每晚回到自己家里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柯塔尔则四处兜圈子；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出出进进依然老带着他的家小。那老哮喘病人继续把他那些鹰嘴豆倒来倒去；有时还可以遇上记者朗贝尔，依旧是那副无忧无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晚间，大街小巷依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仍排着长队。此外，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

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我们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我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我们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我们终于认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

那是个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只能和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一向自信很了解的、构成我们生活本身的感情（已经说过，阿赫兰人的感情生活很简单）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生怕失去对方。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全体同胞都迅速甚至公开地抛弃了他们过去养成的推算离别时间的习惯。为什么？因为，当最悲观的人把离别时间确定为，比如半年，当他们因此而事先尝尽那半年的苦头，好不容易以最大的勇气接受考验，使出浑身的解数以经受这漫长日月的煎熬而不气馁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朋友，会见到报纸上某个公告，脑子里会闪过一丝猜疑或灵机一动，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想到，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疫病不会延续半年以上，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像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

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

“相信我，我理解您的心情，”里厄末了说道，“但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不能给您开这个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染上了这个病，也因为，即使您现在没有染上，我也不能证明您走出我的诊所再到省政府这段时间您没有染上。而且，即使……”

“而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而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个证明，对您也未必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市与您情况相同的人有好几千，但都不可能让他们出城。”

“但如果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只好认了。”

“但我不是本地人呀！”

“唉，从这一刻起，您跟大家一样，都算是本地人了。”

对方气得按捺不住了：

“我敢肯定，这是个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也许您还体会不到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不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

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里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一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朗贝尔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噢！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里厄仿佛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

“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种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

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

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

是的，这个时刻人都在睡觉，这一点可以使人安心，因为一颗焦虑的心最大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占有所爱之人，或者在关山阻隔时能让所爱之人进入自己无梦的睡乡，直到团聚之日再醒过来。

当然，他仍旧密切注意瘟疫总的进展情况，准确指出疫病的一个转折点，这转折点以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公布每天死亡九十二、一百零七、一百二十人为标志。“报纸和当局在同鼠疫斗智。他们自以为赢了分，因为一百三十的数字比九百一十显得小。”塔鲁还提到瘟疫的悲惨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在一个冷清的街区，家家户户紧闭着百叶窗，只见一个妇人突然打开窗户，大叫了两声，然后再把百叶窗放下，让室内重新陷入厚重的黑暗里。此外他还注意到，药铺里已经买不到薄荷片，因为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预防传染鼠疫。

起初，他们认为这个病和其他的病一样，那时，宗教还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一认识到疫病的严重性之后，便只想着寻欢作乐了。于是，日间人们脸上显出的愁容，在灼热和尘埃遍地的黄昏便化解成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的某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了。

跟往常一样！那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一批血清看样子比第一批的效果还差，而且死亡统计数字还在上升。除鼠疫患者的家属外，始终不能对其他人进行预防接种。要普及血清接种，就需要大量生产血清。大多数淋巴结肿块都不能自行溃穿，仿佛它们的硬化期已经来到，病人因此而受了大罪。从头天起，市里又发现了两例新型瘟疫。看来，不光有腺鼠疫，已有了肺鼠疫。就在当天开会时，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向手足无措的省长要求获准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口对口传染肺鼠疫，但跟平常一样，谁对此都一无所知。

“那是通过官方途径征召的，而且还缺乏信心。他们缺少的是想像力。他们从来就跟不上灾情发展的规模，他们设想的药品勉强可以治疗鼻炎。如果让他们这样干下去，他们得完蛋，我们也会跟着完蛋。”

“您对帕纳鲁那次布道有什么看法，大夫？”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的回答也自然。

“我在医院待的时间太长，很难接受集体惩罚这个概念。但您知道，基督教徒有时这么说，其实并不真这样想。他们的为人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要好。”

“不过您仍然和帕纳鲁神甫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使人们警醒，让他们思考问题。”

大夫烦躁地摇摇头：

“鼠疫跟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疾病的东西也适用于鼠疫。鼠疫可以使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好！您既然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您自己还表现出那样的献身精神？您的回答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里厄没有离开阴影，他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相信一位这样的上帝，没有，包括自以为如此的帕纳鲁，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

“噢！这就是您对自己职业的看法吧？”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一边回答一边从阴影里走出来。

塔鲁轻轻吹着口哨，大夫望着他。

“对，”他说，“您在想，这里面准有自傲情结。但我有的只是人应当具有的自豪感，请相信我。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这之后他们会思考，我也会思考。但现在最迫切的是治疗他们。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如此而已。”

“对付谁呢？”

里厄朝窗户转过身去。他猜想，大海在远处的天际一定更为浓黑。他只感到疲惫不堪，同时抗拒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不理智的念头：渴望与这个古怪但令他感到亲切的人更深入地倾谈。

“我不知道。塔鲁，我向您起誓，我真的不知道。刚进入这个行业，我治病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只不过我需要行医，行医和其他行当一样，是个职位，是年轻人愿意谋求的职位之一。也许还因为行医对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特别困难。此外也需要看看人怎么死亡。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

里厄不再说下去，重又坐了下来。他感到口干舌燥。

“无论如何？”塔鲁轻轻问道。

“无论如何……”里厄接上话，但又迟疑起来。他注视着塔鲁说：“像您这样的人是应该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说得对，”塔鲁赞许说，“我能理解。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像，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一会儿大夫，然后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房门走去。里厄跟着他。当他靠近塔鲁时，塔鲁仿佛在看自己的脚，一边说：

“教您这一切的是谁，大夫？”

他立即得到了回答：

“是贫困。”

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

这起码是里厄大夫在报上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外界呼唤和鼓励这座疫城时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每晚还在无线电波里或报纸上向这座孤城发出大量表示怜悯或赞扬的评论。大夫每次一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就感到心烦。诚然，他也知道这种关怀并非假装出来的，但这样的关怀只能用表示人与人唇齿相依之类的套语表示。而这种语言并不适用于诸如格朗日复一日做出的那份微小努力，也不能道出在鼠疫横行时格朗意味着什么。

有时，到了午夜，冷清的城市寂静无声，里厄大夫在上床作短暂睡眠时拧开收音机。从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域外之人笨拙地试图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他们的确这样说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阿赫兰！阿赫兰！”这呼叫声穿洋过海，却是枉然；里厄警觉地收听也是枉然，不一会儿便开始了高谈阔论，那样的长篇宏论只能加深格朗和演讲者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鸿沟。“阿赫兰！是的，阿赫兰！哦不！”大夫想，“长相爱或共赴死，别无出路。他们太远了。”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就这样，鼠疫的囚犯们整个礼拜都在竭尽全力进行搏斗。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朗贝尔，竟想像自己是在以自由人的身份行动，以为他们还有选择的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刻可以说出来了——在八月中旬，瘟疫已经覆盖了一切。这一来，再也不存在个人的命运了，只有鼠疫这个集体的经历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其中最强烈的是离情和放逐感，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

厉风助火势，放火之频繁使一些街区整个处于无休无止的危险当中，而要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却十分困难。尽管一再论证，当局组织进行的住宅消毒足以排除传染的危险，但仍无济于事，因此，必须颁布极为严厉的命令，惩罚那些无知的放火犯。毫无疑问，并非害怕坐牢的想法本身，而是全体居民一致深信不疑的“坐牢等于死刑”的考虑使那些不幸的人却步，因为有记录显示，本市牢狱里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种深信不疑也并非没有根据：由于明显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别喜欢穷追猛打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人们，如士兵、修道士或囚犯。虽然在押的人有的被隔离，监狱仍然是一个群体。在市立监狱，无论狱卒抑或犯人都在患疫病。从鼠疫的高度来看，从监狱长到最后一个犯人，大家都被判了刑，而且，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绝对公正在牢狱里占了优势。

当局试图引进等级制度以冲淡这种平均化的现象，想出了封看守们为尽忠职守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样一个主意，但那是白费心计。由于城市处在戒严状态，从某种角度看，狱卒可以视为被军事动员的人，所以给他们追赠了军功章。然而，即使在押的人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情绪，军方也并不看好此事，他们完全有理由指出，这样做，在公众思想上会产生令人遗憾的混乱。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当局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授予可能死亡的看守以瘟疫纪念章。但对已追赠军功章的看守来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根本不可能收回勋章，而军界又在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瘟疫纪念章而言，它的弊病在于，接受它的人不可能像接受军功章的人那样感到精神振奋，因为在瘟疫肆虐时期，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太平常了。结果是哪方面的人都不满意。

这些平庸的偶像在浓浓的夜幕下，在死气沉沉的十字路口摆出庄严的模样，其实只是些冷漠的毫无理性的家伙，他们相当形象地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的僵化的独裁统治时期，起码代表这个统治时期最高的秩序，即一座大古墓的秩序，在这座大古墓里，鼠疫、石头和黑夜最终会窒息所有的声音。

好吧，一开始，我们那些葬礼的特点乃是决速！所有的礼节都简化了，而且，就一般而言，殡仪馆那一套全都取消了。病人死在远离家庭的地方，而且禁止夜间的礼仪性守灵，因此，在夜间离开人世的人都孤单地度过那一夜，死在日间的人则立即被掩埋了。当然要通知家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属如果曾在病人身边生活过，都处在防疫隔离期，没有行动自由。即使家属不曾同死者在一起，他们也只能在指定的启程去墓地的时刻到达那里，那时，遗体已经清洗过并放进棺材了。

就这样，一切都的确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危险性进行着。当然，至少在开始时，家庭的伦理亲情因此而明显受到伤害。然而，在鼠疫流行时期，是不可能考虑这一类理由的：因为大家都为效率而牺牲了一切。一开始，百姓为这些做法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不堪，因为想葬得体面的愿望比人们想像的要普遍得多，但过些时候，随着食物供应问题变得棘手，居民的注意力幸好转为操心最紧迫的事了。他们全神贯注在排队、走门路、为吃饭而办手续之类的事情上，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这一来，原先应该是件坏事的物资紧缺的困难，后来竟表现为好事了。倘若瘟疫不再像那样有目共睹地继续蔓延下去，一切都有可能处于最佳状态。

在墓地尽头一块长满乳香黄连木的空地上，挖了两个特大的墓坑，一个埋男人，另一个埋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还算遵守礼仪，只是在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才丢掉了这最后的惧怕伤风化的考虑。于是，无论男人女人，都一股脑儿人重人埋在一起，再也顾不得体面了。

在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绵绵，每到深夜，都能看见一列列无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沿海峭壁轨道上。居民们到最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上峭壁道路，还是有一群一群的人经常溜到俯瞰大海的岩石之间，趁电车经过时将花抛进拖车里。那时，在夏夜里，总能听到满载鲜花和死人的车辆还在那里颠簸。

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那些有职业的人也是照鼠疫的样子在干活，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所有的人都显得谦虚谨慎。受别离之苦的人们第一次不忌讳谈起远隔天涯的亲人，第一次不厌烦用众人的语言讲话，并从瘟疫统计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离别。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

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

正是这种脆弱促使里厄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的敏感不由他分说便脱缰而出了。多数时间这种敏感都一直被他束缚、凝固，从而枯竭了；得相隔很长时间它才爆发出来，并让他备受激情主宰而再也不能自拔。他惟一的抵御办法是躲藏到“硬心肠”里去，把他心中编织的结收得紧而又紧。他很清楚，这是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好方法。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您没有心肝！”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不，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儿事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

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厄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类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时就赶到肺鼠疫病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被叫去感染者家里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已极，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

“他的确没有胡说八道，”塔鲁补充道，“他准确地评论了阿赫兰市民的矛盾心理，那些人一方面深感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原来他们互存戒心，从而互相疏远。他们都很明白，不可轻信邻居，邻居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利用你忘情的那一刻把鼠疫传给你。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他也会包容那些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人们头上，也许它趁你庆幸自己还平安无事时正在磨刀霍霍呢。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柯塔尔在恐怖中生活仍能行若无事。正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对那一切已有所感受，我相信他不会完全像那些人一样体会惴惴不安的心情折磨人有多么残酷。总之，他也跟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清楚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日都濒临毁灭，但他毕竟经历过恐怖，所以他认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说得更准确些，他感到那样就比他单独承受恐怖要轻松些。他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因此他比别人更难被人理解。但说到底，正是这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值得大家理解。”

“大夫，”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他的车。里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

“那她怎么办？”里厄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但里厄挺直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

“不错，”朗贝尔说，“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

“问题不在那里，”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答话，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都还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里厄的家那一刻，朗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他最后那个问题，而且提得更有力。只有里厄朝他转过身来。他费力地挺直身体，说：

“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个愿望，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汽车突然一偏，打断了他的话。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

“这是个事实，如此而已，”他用厌倦的口气说，“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从中得出结论吧。”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噢！”里厄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只有那孩子还在竭尽全力挣扎着。里厄时不时摸摸他的脉搏，其实并没有这种必要，只不过为了摆脱他因无能为力而一动不动的状态罢了。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的悸动和他本人血液纷乱的流动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同受尽折磨的孩子合为一体了，他多么希望能用自己还算完好的体力去支撑他啊。然而，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刹那就不合拍了，孩子正在从他手里滑脱，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开孩子瘦削的手腕，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

塔鲁写道：“最糟糕的是，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认识他们的人在考虑别的事，所以把他们遗忘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还在爱着他们的人，如今也把他们遗忘了，其实那些人正在四处奔走，千方百计想把他们从隔离营弄出去，可能已累得筋疲力尽了。爱他们的人成天想的是他们如何能出来，倒反而把要出来的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到头来，人们才发觉，即使处在最不幸的时刻，谁也不可能真正想到别人。如果真正在想谁，就得一分一秒随时想到他，而且不会被任何事情分心，无论是家务还是飞来飞去的苍蝇，无论是用餐还是身上痒痒。然而永远有苍蝇也有痒痒，所以过日子也并非易事。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也许吧，”里厄回答说，“但您知道，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当然，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但如果他除此就别无所爱，他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监狱、工作和勇气，去找回可人的面庞和柔情似水的心曲。

大家得出的共识是，疫前那种舒适的生活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得到恢复，因为破坏容易重建难。不过谁都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得到些许改善，那样一来，人们就可以从最窘迫最操心的问题里解脱出来。然而，事实上，在那些不疼不痒的谈论背后，一种毫无理性的愿望像脱缰的野马似的奔了出来，显得那么一致、那么强烈，有时连我们的同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急忙断言说，无论如何，解脱并不是明天就可以实现的。

不过在大家的印象里，鼠疫是自我衰竭的，或许可以说，它是在大功告成之后自动退隐的。应该说，它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了。

但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整个一月份，同胞们对那一切的反应都充满矛盾。确切地说，他们经历了兴奋与沮丧交替的心路历程。因此，有必要记载以下的事实：甚至在疫情统计数字最令人振奋的时刻，也有人重蹈覆辙，企图逃亡。此事令当局大为震惊，由于大多数逃亡者都获得成功，所以连守卫的士兵也颇为震动。但实际上，那个时期的逃亡者是受正常感情支配的。其中有的人被鼠疫吓得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希望早已与他们无缘了。甚至在鼠疫时期已经过去时，他们仍然按照疫期的规则生活。他们显然跟不上形势了。另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属于此前一直被迫与所爱之人分离的群体，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幽禁和心灰意冷，那平地刮起的希望之风便使他们狂热、急躁到无法自控的程度。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功败垂成，先行死去，再也见不到至爱的人，长期吃的苦头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便惶惶不可终日。在鼠疫肆虐的那些月份里，他们不屈不挠，不惧监禁和流放，苦苦等待，如今，一线希望的曙光便足以摧毁连恐惧和绝望都未能毁损的一切。为了抢先，他们来不及跟随鼠疫的步伐直到它的末日，就像疯子一般急急忙忙冲在前头。

本市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悄悄的兴奋状态之中，一直到1月25日。在那一周，死亡统计数字大幅度下降，因此在咨询了医疗委员会之后，省政府宣布，可以认为瘟疫已得到了控制。公报补充说，当然，出于市民可以认同的谨慎，各城门还须再关闭两周，现有的预防措施还须维持一个月。在此期间，一旦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险情，“就应继续维持现状，诸项措施也应实行更长的时间”。不过，全体市民都一致认为，补充说明无非是官样文章，因此1月25日晚上，举市欢腾，热闹非凡。为了配合狂欢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疫前的照明。在寒冷晴朗的苍穹之下，同胞们成群结队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小巷，喧嚷、嬉笑之声不绝于耳。

在欢声笑语越来越响亮时，塔鲁停下了脚步。一个黑影在阴暗的路面上轻快地迅速跑动。是一只猫，是从春天疫情发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只猫。它在街道中间停下来，犹豫着，舔舔爪子，再用爪子飞快地挠挠右耳，随即静静地奔跑起来，刹那间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微一笑。那矮小的老头一定也很高兴。

里厄大夫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夜晚游人如织，却听不见救护车的铃声，这跟鼠疫之前的夜晚已经十分相似了。这是一个摆脱了瘟疫的夜晚。

中午，高烧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出自脏腑深处的咳嗽震得病人的身子不停地摇动，就在这一刻，他开始咯血。淋巴结已停止继续肿大，但仍然存在，硬得像拧在关节上的螺帽，里厄断定已不可能动手术切开治疗了。在高烧和咳嗽的间歇，塔鲁还偶尔看看他的两个朋友，但紧接着，他的眼睛便越来越睁不开了，他那遭到病魔蹂躏的面容每次经日光照亮都变得更加惨白。暴风雨般的高烧使他时而惊跳，时而抽搐，但间歇中清醒的刹那越来越少了。他已经慢慢漂流到风暴的谷底。里厄眼前的塔鲁只剩下了一个再也没有生气的面具，微笑永远从那里消失了。这个曾与他那么亲近的人的形体现在正被瘟神的长矛刺穿，被非人能忍受的痛苦煎熬，被上天吹来的仇恨的风扭曲，他眼看着这个形体沉入鼠疫的污水，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次险情。他只能停在岸边，两手空空，心如刀绞，没有武器，没有救援，在灾难面前再一次束手无策。最后，竟是他那无能为力的眼泪使他未能看见塔鲁猛然转过身去，面对墙壁，仿佛体内某处的主弦断了似的，低沉地哼了一声便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的夜晚已没有斗争，只有肃静。在这间壁垒森严的房屋里，里厄感到一种令人吃惊的静谧笼罩着这业已穿好衣服的尸体，好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有人冲击城门之后，正是这样的静谧重新降临在躲过了鼠疫的那一连串平台上边。在那个时期，他已经想到过这种静谧气氛，当时，也是这种静谧笼罩着他无法拯救的人们的灵床。到处都是同样的暂时缓解，同样庄严的间歇，战斗之后同样的平静，那是战败的肃静呀。然而，现在包围着他朋友的静谧却那样深沉，这种静谧和街上的安静，和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安静是那样珠联璧合，因此里厄深切感到这一次是最后的失败，是结束战争的失败，这个失败使和平本身成了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里厄不知道塔鲁是否终于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此刻，他相信自己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掩埋了朋友的成人一样，永远不可能再找回安宁了。

他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这会儿她是在心疼他，他也明白，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确切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母亲和他今后也只能默默地相濡以沫。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离开人世，可是在生前他们之间谁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爱的衷情。同样，他曾生活在塔鲁身边，但这天晚上塔鲁去世了，而他们却没有来得及真正体验他们之间的友谊。正如塔鲁自己说的，他输了。但他里厄呢？他赢了什么？他认识了鼠疫，可以回忆鼠疫；他感受过友谊，可以回忆友谊；他正在体验亲情，今后可以回忆亲情，这就是他赢得的东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一个人能够赢得的，也就是认识和记忆。也许这正是塔鲁所谓的“赢了”吧！

朗贝尔真希望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曾想一鼓作气跑出城外，飞奔着迎接心爱的人儿，但他明白这已不再可能。他已经变了，鼠疫已使他分了心，他曾试图摆脱，但这种心态却像隐忧一般纠缠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使他摸不着头脑。幸福来得太快，这样的结局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朗贝尔明白，他会一下子重新获得所有失去的东西，这样的欢乐是烫人的，是无法细细品尝的。

那些只能与新愁做伴的人，还有此刻正在缅怀亡人的人，他们与前者情况之差异，何止于霄壤，他们的离愁已达到了顶点。这些人——母亲、夫妻、情人——如今已没有欢乐可言，因为他们的亲人已散落在无名的墓坑里，或混融在大堆的骨灰里，无法辨认，对他们来说，鼠疫依然没有过去。

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若无其事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疯狂的世界生活过：在那里，人被屠杀就像打死苍蝇一样天天发生；他们还否认我们经受过绝对意义上的野蛮行径和有预谋的疯狂行为的摧残，否认我们曾受到监禁并由此而目睹昔日的传统受到肆无忌惮的摧毁，否认我们闻到过使所有尚未被杀的人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他们最后还否认我们曾是被吓呆了的百姓：我们当中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被成堆地扔进焚尸炉，烧成浓浓的黑烟，而另一部分人则背着无能为力和恐怖的枷锁等着厄运到来。

不过，里厄也明白，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

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