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下的中国人

这篇文章应该一周前就写的，但来自现世的悲哀总是让我感觉到文字的无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今年以来的种种情绪，更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描写出博爱者的伟大，于是我转而想去唾弃卑鄙者的无耻。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连唾弃卑鄙者也需要三思。更何况卑鄙者们往往高高在上，而权力的不对等更容易让世人把唾弃卑鄙的人想象成卑鄙者。

所以，我应该沉默。

题目叫“灾难之下的中国人”，但其实疫情以来我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根本没有角度更没有勇气去观察灾难之下的国人。我之所谓的“国人”，只是我在朋友圈，在网上，在各类媒体上看到的，肯定不全面也绝对失真。但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能发声的发声；能做事的做事。我没有做事的能力和基础，所幸有一点说牢骚话的本事。

所以即使这可能是偏颇之词，我也要说。

在以前，我对灾难之中的国人的奉献行为是不太感冒的，会一厢情愿地把它解读成政治动员下的集体主义行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的增加，我慢慢发现不只今天，包括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在不同性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政权统治下，中国人总是不缺少慷慨赴死者。这让我产生了疑问，难道中国人对统治者有着天然的服从性？难道中国人这种“天下为公”的牺牲精神真的只是政治的号召？

如果这些疑问的答案是肯定的，也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不足以解释所有——中国经历过的黑暗时期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隋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及南北宋，元、清时期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清末的列强争霸等等。这些时期的中华大地，要么分裂，要么弱小，要么偏居一隅，要么任人宰割，不要说政治号召，直可谓“君令不出皇城地”。

可为什么，失去了政治号召的中国人，还是能够慷慨赴死？

为什么中国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黑暗时期，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重组，即使分崩离析，即使变成了“宋齐梁陈”、“梁唐晋汉周”，最后还是都变成了“中国人”？

特别是一些身怀大义的人甚至是有违“君令”而去赴死。所以，“政治号召”绝对算不得正确的答案。

我想，唯有“文化”二字能回答这一切，确切地说，是“中华文化”。只有在文化的感染和连接下，人类才能够成为一个民族，而民族就是文化。试想一下，有两个人，如果价值观不同，他们是很难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是这个道理，十个人也是如此，百人，千人，万人，亿万人同样如此。如果大家不信仰同一套文化，不在同一个文化下获得熏陶，那必然导致分歧。也唯有大家都信仰了这个文化，才能在各类事情来临之时，保持如此一致的态度。也唯有在信仰同一套文化的前提下，当我们的文化受到威胁或考验时，人们才能够不顾生死安危去捍卫或践行他们的文化信仰。

同样举例说明一下，试去看看史书，春秋战国后建立的是秦政权，南北朝之后建立的是隋唐，五代十国后是宋。每一次黑暗时期过后建立的政权都不一样，但是，建立的文化却都完全一致——中华文化。

这就可以看出，是文化让我们的前人不断地在分散后又聚拢。而每一个人的慷慨赴死其实都是为了捍卫和践行我们的文化信仰。

回到这次的主题——灾难之下的中国人，我先不用中华文化来解释。我先从西方文化思想的角度去看待这场灾难下所发生的种种。卑鄙者的行径我暂且不说，因为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文化之下，腐败和邪恶都不可避免，论其原因也无非是人类的自私贪欲在作祟，唯一的不同点可能就在于其赖以滋生的环境和制度的不同以及广度、深度的不同。这也不是我能讨论的，所以就此打住。

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和罗马，发扬于文艺复兴时期。说直白点，现代西方思想主要是西方人在当时宗教的思想压迫下通过文艺复兴的方式觉醒了个人意识，并且把“个人权利”这一概念的内涵给无限丰富了。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道德下做自己该做的事，可一旦超出这个职业道德的范围（更高的道德标准），一旦社会需要他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时，他可以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并予以拒绝。同时，旁人也不会认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所以，在西方，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法律上，个人（个体）与社会（群体）有时候是根本对立的，并且很难统一起来。这一次疫情，首先是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不顾安全，拼死救人，随后成千上万的医生被要求而不拒绝或者是主动前往武汉担任医护工作，与此相对的是医疗物资的紧缺无法保护每一个医护人员，即便如此也没有人退缩，这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高出了职业道德要求，完全可以拒绝进行医疗工作。

再从西方文化的另一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待这次灾难之下的中国人。尽管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在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这一点上与中华文化有着些许的类似。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和角度依然也看不懂“灾难之下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各阶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并且是一定处于斗争状态的。但“灾难之下的中国人”不论是学生、工人还是白领、大企业家，各行各业，不论阶级统统都能为疫情作出奉献。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企业家，资本家就是剥削的，他们完全有能力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犯不着为被剥削阶级作出贡献，也不可能做贡献。但“灾难之下的资本家”就是与其他“灾难之下的中国人”一样，作出牺牲，作出让步，作出奉献。根本对立的阶级，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行为，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里也是不可想象和理解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可以多说一点；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简单地看成是一条线——从封建到资本，从资本到共产，其中再无变化，并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却忽视了影响人类发展的其他重大因素如：政治，文化，民族，地理，气候等。而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忽略了诸如文化这些同样对于人类发展也至关重要的因素，简单地认为经济决定一切，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决定一切。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经济地位对等，利益才可能对等，而经济地位不对等，就必然导致冲突。马克思不知道，文化，是能够不分阶级不分地位不分经济地去团结人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此理。

那么我们就能清楚，不论是代表个体的西方主流思想，还是代表集体的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解释“灾难之下的中国人”的行为，那我们就用中华文化来解释。

医生，在中国文化的要求中是“救死扶伤”，救人是一名医生的天职，而“见死不救”是中华文化里一名医生最大的耻辱。在这样一种文化理念下，出现了疫情和患者，一名医生会自然而然地忘记自身安危去践行这样的文化信仰，其他的调派医生也同样如此，就算被派遣医生中有不想去的，他也不会拒绝，因为一旦拒绝，他首先感到的是内心道德上的谴责；文化熏陶和行为上的冲突必然会让他感到羞耻。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最开始武汉的医护人员一天要接待一百多名患者的情况下还要咬牙坚持，为什么明知医疗物资不够可能会危机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们还是要救死扶伤，为什么李文亮医生在被误解被训诫之后还能够鼓起勇气不自我放弃地战斗在第一线，为名乎？为利乎？非也，文化信仰的感召，自我价值的体现。

中华文化中关于医者的价值理念只是中华文化的一方面，但照样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理念——仁，正所谓“医者仁心”。可能很多人压根不知道“仁”是什么意思，或者一知半解，或者完全误解；以为所谓“仁”就是假仁假义，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用来吃人的“仁义道德”。很多人把“仁”看成了假大空的东西，其实“仁”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与人为善；“仁义礼智信，忠孝恕悌”它其实就两个字：做人，就是教你与人相处要善之。不论你是做父母也好，做儿女也好，做先生也好，做医生也好，做官也好，不论什么身份，都用仁用善去对待每一个人。那为什么中华文化就偏要去宣扬“仁（善）”呢？因为中国人从来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人天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向善的天性，有喜善的心性，有行善的可能性。我们的古人相信，人类在向善的这一方面是共通的，所以古人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因为不论是尧舜还是你我，在向善的这条道路上是一致的，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老是说：天下大同，天下一人。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高度统一，并不是禁锢思想，它只是让所有人都去行善，最后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并且人在行善的同时是一定能感到心情愉悦的，而这种心情愉悦的感受是能够扩大和推广的，你行善后感到快乐的同时，被行善的人也同样会感到快乐，之后被行善的人也同样会去行善，目的就是获得心情愉悦，最后人人行善，既是自我的满足也是集体的快乐，既是私利也是公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化最高价值理念的践行道路如此有层次感：“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就是让每一个人从自身开始，从内心开始为仁行善，然后推而广之，家，国，天下。

如果明白了中华文化所秉持的“人人向善”这个道理，就能够明白马克思主义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根本对立的阶级能够保持方向一致。就是因为人性本善，就是因为人们行善会获得快乐，大家的心情能够发生共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灾难来临，中国人人都想出一份力，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即使是一无所有者也要在灾难中献出自己的唯一，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普通的农民竟有如此高的觉悟做出和高文化、高教育者一样的奉献行为，也不难推测为何无论工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能够捐出自己所得，更不难想象为何中国的医护人员有如此大的牺牲精神，也不怪武汉红十字会做出如此大恶之事之时，为何会人人恨不能得以诛之，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在行善，践行中华文化中的“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如果让不了解中华文化的人来看待这些现象，会有很大的可能性把这些现象解读成无视个性的集体主义行为或者是解读成社会群体对特定人群的道德绑架（不否认有这种现象存在），甚至会解读成政治强行号召而导致的权利丧失。但其实，这只是因为中华文化对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影响。如果说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色彩，强调每个人相异的一面，那么中华文化则是更加在意人类共同的天性——善，强调每个人相同的一面。西方强调斗争，中华强调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论是匈奴人还是鲜卑人或是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进入中华大地后最终都变成了中国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统一或是军事上的征伐，而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都从中华文化中感受到了相通的地方——善（仁），从而信仰了中华文化，变成了中国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论遭受多大苦难总能重新站起的原因，只要人类向善的天性未变，中华文化就不会消失，中国人就不会消失，这就是支撑“灾难之下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啰里啰嗦一大堆我也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还是推荐有缘的看客们去看钱穆大师的书籍，我水平有限，讲得不通透，看钱穆大师的书可能一看就明白。

总之写这么多，还是希望当代人能够重视中华文化，不要再以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那是看不通的。中华文化这一百年来遭受太多的误解和非议以及轻视，大家习惯性地中国百年来的遭遇全怪罪到文化上，只怪文化二字没长嘴，不然它该叫得多冤枉。如果你是真的不喜欢中华文化，真的批判中华文化，那也请你先真正了解之后再进行批评，你都不了解，凭什么作出评价？如果仅凭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就认定中华文化是落后腐朽的尘埃物，认定中国历史满是吃人的“仁义道德”（虽然我自己也曾这样认为），那也太没有独立思想了。中华文化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到底有多缺失，只需要看看这离奇怪状的社会便可知，物欲横流，人心离散，人人逐利而忘本。如果说批判传统文化是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那么我认为，找寻传统文化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且刻不容缓。

已经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地介绍鲁迅先生的文章，不但如此还不断地对鲁迅先生进行“批判”~为了避免我那少得可怜的迅哥儿的粉丝们流失，我还是要郑重声明一次：鲁迅先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不可取，但鲁迅先生所揭示的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和先生所具备的批判精神以及先生所做出的的历史贡献是绝对值得肯定和学习的，所以我会继续介绍先生的文章，直到所有。

最后，向所有无私付出者以及李文亮医生致以最高的敬意，感谢。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