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才有资格情绪稳定——对疫情心理援助的五点反思

（本文写于一周前，当时豆瓣日记尚未恢复，今天正式在日记里发一下，没有修改，读过的朋友可略过。）

过去这三周，许多关注肺炎疫情的同行和公众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遭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各种心理支持。我个人，也在“新型肺炎网络团体心理援助计划”中，和同道的小伙伴们用业余时间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个过程中，一些事情和文章不断引起我的反思：我们这个想象中的“行业共同体”，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到需要心理援助的人？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1、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情绪教育？

对于疫情引发的各种常见负面情绪：抑郁、悲伤、愤怒、焦虑、恐慌……公众号里已经有大量的文章，提供各种方法、技巧和小贴士，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缓解情绪”。

虽然没有明言，但过多这样的文章同时出现，仿佛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假设：

情绪是不好的，当它出现时，我们要想办法消除。

仿佛情绪是个不听话的家伙，它最政治正确的归宿，就是“稳定”。

——这种态度是相当不专业的，甚至是反心理学的。

每一种情绪，作为经过进化筛选出的功能，都有其重要的适应意义。恐慌让我们意识到危险；焦虑让我们感受到面前的问题可能很棘手；愤怒让我们充满力量、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成为心理问题的，不是情绪，而是“和环境不相匹配的情绪”。

比如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在和平年代，听到节日的爆竹声就紧张不已、满地找枪——那ta的情绪是出问题了，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表现。

但如果这个士兵还在战场上，在一个小草棚里休息，听到类似爆竹的声音，还情绪淡定伸个懒腰——那也许就领便当了。

所以，公众现在的恐慌情绪过度了吗？局部的抢购、囤积或疑病症发作，体现出有些人的恐慌的确过度了。但相当多的恐慌情绪其实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的社会还没有采取足够多、足够让人放心的措施，来确保每个人不会死于任何“人祸”。

这种恐慌是有意义的，它在提醒我们：

“赶快一起做点什么保护自己和大家的生命啊！”

相反，一部分人的恐慌还没有到达正常水平。疫情爆发时，他们还在搞百＊家宴、走亲戚、打麻将，或者时至今日，仍然不戴口罩出没公共场所——这种与现实情况不相匹配的“情绪稳定”，是更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因为这些人会给疫情防护工作增加难度。

在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的工作中，我们从不会把“降低来访者的情绪感受”作为工作的目标。相反，我们认为，情绪感受虽然让人痛苦，但它是人认识自己、作出改变的重要动力。我们所做的，是陪伴和承载这些情绪。当然也会帮助来访者进行调节，但调节的目标，不是让人完全没有情绪或痛苦，而是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样自己不至于太痛苦，但也能充分接收情绪带来的积极意义。

类比社会——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超级大团体，面对其中大量的情绪，我们需要提供的，是安全的容纳空间，让这些情绪得以健康表达和回荡，以促进我们的反思和成长。而绝非否定情绪的正当性，一味要求个体进行自我压抑。

2、心理学工作是否应该以消解当事人的行动力为目标？

在个体心理咨询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来访者“见诸行动”，比如冲动之下酗酒、打孩子、乱花钱。但“见诸行动”的界限如何把握呢？过于谨慎的咨询师甚至会要求来访者在咨询期间不做重大决定，比如离婚、辞职、退学等。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咨询师又都希望看到来访者发生“好的改变”：甩掉一个渣男、结束一份对自己很不公平的工作。而我们的“职业超我”又常常在提醒我们：要保持中立。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或小心权衡、或跌跌撞撞地前进着。

那么在疫情的心理援助中呢？如果求助者因绝望而想自伤或伤害他人，我们当然会劝阻。但如果求助者因遭遇粗暴的隔离，而感觉十分愤怒，要打电话投诉或者找媒体曝光，我们是否会选择帮ta调节愤怒从而阻止ta的行动呢？

换句话说：ta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是否属于“对社会或他人有害的行为”呢？

——中国当下的每一位心理学工作者，都不应该绕开对这个问题的表态。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理由，能体现你到底有多专业、你是否真正理解职业伦理、你是否具有现代社会的正常思维，以及你是否拥有独立的职业人格（或把自身对权威的恐惧和依附带入了工作中）。

3、流言的意义。

流言是和语言一样古老的存在，它在一切有语言的生物的进化中，起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一群狒狒在林间空地上饮食休憩，其中一只突然发现远处似有移动的黄黑条纹。

它抓住同伴的肩膀：

“你看那是啥？像不像一只老虎？”

第二只狒狒：

“可不就是一只老虎！”

第三只狒狒：

“老虎来啦，大家快跑呀！”

众狒狒乱作一团。

此时，一只年老的狒狒仔细瞄了瞄，道：

“别慌，那不过是拿着挂历的周正龙。”

问题：哪只狒狒造谣了？哪只狒狒传谣了？哪只狒狒应该被训诫？

——我以我心度狒狒之腹，觉得狒狒不会想那么多。警报当然会有误判，但既然澄清了，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何必为难误判的狒狒呢？也许大家白白惊慌了一场，但和真正遭遇灭顶之灾相比，这点成本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然而人类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复杂：坐着美梦的狒狒不愿意被惊醒、开着印钞机的狒狒不愿意停下、而成员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狒狒彼此既不认识也不在乎……

于是我们终于变得连狒狒也不如了。

这次肺炎疫情，真相与谣言的来回反转，每天都在给我们上课。一些人从为处罚李医生拍手叫好，到因李医生去世悲鸣不已，也不过半个月时间。

是时候保持冷静后退一步了，对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信息，既不要轻易斥之为谣言，也不要轻易信之为真相，而要尽量存疑、独立思考、综合判断。真相之间会形成有机的相互支持，而谣言则相对孤立机械，看得多了，真相自然浮现。

——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确定真相和谣言，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当事人在各种不确定的信息中经历煎熬、慌张、挫败、气馁，慢慢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

另外，对于心理症状尚不严重的当事人，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考虑是否给出类似“减少上网、减少接收外界信息”这样的建议。在这样的灾难时刻，重要的信息能否抵达需要的人，有时会关乎人命。

——如果连活着的机会都失去了，保持心态平稳有多大意义呢？

4、如何尊重和保护受助者隐私？

非常时期当然有非常的做法，这两三周，我和我的搭档们也时时讨论怎样适当修改工作设置，以适应当前的情况。

但助人工作的基本伦理，决不应该进入“灵活处理”的范畴。在实施紧急心理援助时，尊重和保护受助者的隐私，也是基本的工作前提。

当然，对我们心理工作者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个“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抗拒诱惑”的问题。

生动的案例可以带来关注、流量、金钱、名誉……那些不懂我们这个行业伦理规范的记者、领导，也时时在诱惑我们。

但未经书面授权出卖求助者故事，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血馒头。希望同行们一起避免这种行为。

5、肺炎疫情，对非疫区的普通人，有什么心理意义？

生活在非疫区的人，如果选择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悠长假期”，两耳不闻窗外事，刷刷剧追追星打打游戏学学外语看看书做做爱，就这样过去了，当然没有问题。个人完全可以选择是否跟随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

但作为心理学工作者，给出这样的建议，恐怕要非常慎重。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灾难，此刻给出这样的建议，其实是在建议个体切断和大团体的联系，将生活和关注全部收敛进自己的小世界里。

对于有严重症状或功能缺陷的人，以及处在脆弱状态的人（比如儿童、孕妇、残疾人、老年人、精神问题者），这样的切断和收敛有其保护意义。但对于功能正常的成年人，这种行为，则是在阻碍他们的心理成长。

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总会不断发生，而我们时时都需要那些对过往灾难有记忆的人，来提供指导和建议，改善当前社会的运行方式，避免更多灾难发生。

这次事件中，非疫区普通人最好的角色，也许就是作为事件的见证者和记忆者，去尝试感受他人的痛苦和创伤，去体验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去思考，在一个风云诡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怎样让更多的人幸存下来，大家一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