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国家化”问题再思考——基于武汉疫情防控事件

在谈“社会国家化”这个概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现在我们把“社会”与“国家”当作两个对立实体的看法，溯其源流，实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在中国人固有的意识里，这种“社会”“国家”相对立的意识本是不存在的。回顾中国的帝制时代可知，由于儒学一直扮演着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它所制造的以“宗族”为中心的家国观念便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要么有“家”无“国”，要么视“家”为“国”。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国家观念、社会观念。中国人开始用这套话语体系重新理解自身、建构自身。最终，被称之为“旧中国”的旧国家形态被革命者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与之相伴的是，传统的“家”，被视为封建家族；传统的“国”，被视为封建国家，它们统统被革了命。在此革命性的基础上，现代中国拔地而起，它不光组织了自身，还成功塑造了国家的对立物——社会，并自然而然地把后者当做国家的调整对象、控制对象。就这样，我们又启动了一个社会国家化的进程，即对社会强化国家控制的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国家化”究竟是好是坏呢？有人说，社会国家化就是一场灾难。它过多地禁锢了个人的自由，让个人成为了国家鼻息下的颤颤发抖的玩物。实际上，私以为这一观点颇有可商榷的地方。以此次武汉疫情防控战为例。在短短的十余天内，武汉等多地接连封城；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落成；大量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武汉；全国各地都启用一级响应，建立了全国性的疫情防控机制。虽然，就目前而言，疫情防控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但在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干预下，疫情的大肆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这一点看，社会的国家化，表现出了其相当积极的一面。然而，从“没有权限公布疫情”的市长同志到为领导配口罩的专车司机，从莆田系资本操纵下的红会口罩到藏有惊天秘密的双黄连口服液……荒诞的幕幕，又从侧面暴露了社会国家化的一些问题。如果社会国家化的进程不是基于社会契约的精神而把利益的关切点放到社会本身上面，而是反过来把社会资源集中到代表国家的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少数人对社会的掠夺和敲诈，这就又构成了社会国家化进程中悲剧性的一面。

物生有二，过犹不及。或许我们该这样认为，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某种张力。所以，在重新审视关乎社会国家化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在某些方面，社会国家化的结果的确就是国家以集中力量做大事的方式，及时有效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增进了他们的福祉。但是，过度的、也许有可能是失控的社会国家化进程又会令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有些事该国家做，就且由国家去做；有些事需社会做，就且由社会去做。国家不能包干一切，社会也不能自行其是。对于这样的关于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分配格局，我们姑且称之为“适度的社会国家化”。透过这次武汉疫情防控战中，我们大体也能看到“适度的社会国家化”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比如红会搞不定的事情，在社会力量介入后，很快就被分担完成了。因为疫情而无法正常经营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也多解决了燃眉之急。

总的来说，虽然社会国家化可能会成为某些社会灾难的潜在构因，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就是件彻头彻尾的坏事。对之，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目光，辩证地加以看待。至少，就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适度的社会国家化”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