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读书笔记10

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肥胖症的种种坏处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子有问题，至少也是不知道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具；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紧要去做的事，就是让食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食。

法国大街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褊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同学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处——它可以避免富强者不至于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进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巴达时代，我们必须赞美雅典。

然而，在我内心亦不得不时时警醒于自己的赞美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美主义与一厢情愿。

我们的目力局限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时代。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过往的有些痴迷不免令人难堪。一个探求智慧并参与社会的写作者因此不得不时时面对心底的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置身事外不再被爱恨左右可以自由言说？怎样言说才能确保你没有偏袒或虽有偏袒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如上所述，艾绪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报复”之心，是因为他曾经受过“太多的不公平待遇”。如果我们不能从更深的社会层面来寻求问题之解决，那么这种“报复”只能是“头痛砍头，脚痛剁脚”的权宜之计，它并不能还社会以真正健康的体魄。受害者家属的“拍卖器官”一说，更加彰显报复之罚只不过是一种“懒汉政治”。不幸者不去要求国家与社会建立起一种可行的国家补偿制度，反而要求通过实施“法外报复”来追缴一位“人生破产者”的所有债务，显然，这不但无益于社会理性的进步，反而会冲垮一个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底线。透过受害者亲属的眼泪，我们看到，艾绪强所谓的“报复社会”亦不过是鲁迅先生当年慨叹的“弱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受害者亲属要求通过拍卖死刑犯的器官以获得补，不但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强壮，反而让它收获更多的残忍。

“以眼还眼”只会让世界继续失去眼睛，而不可能真正救赎回任何一双眼睛。如圣雄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瞎子”。不可否认，正是那些不经意间流淌在我们生活中的“报复情结”，将这个社会一步步推向远离宽容与秩序的困境。

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前者讲礼义廉耻，讲仁爱；后者则讲朴刀棍棒，讲杀伐与报复。写作此文，我无意诋毁中国社会的文化养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复仇与报复的文化至今仍像鬼魅一般飘散于我们周身。那些热播于大江南北的“仇侠片”，更是把“报复”变相地引申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人生，仿佛“被报复诅咒”。

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平等、公正与宽容的社会？即使在面对恶人时，我们能否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无疑，艾绪强的人生悲剧同样是一场社会悲剧。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应积极反思的是犯罪发生的社会成因及其预防，它将远远迫切于我们对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实施肉体消亡的惩罚。社会有如一片大陆，人人都在维持着自己的一角水土，并间接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生态，我由此相信，只有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与苦难，平息他们心底的酸辛与无望，给予希望，才能真正医治社会的苦痛。谁能在一个“报复心切”的社会里追求幸福与自由？谁能在充斥“报复戾气”的绝望之中守卫安宁而勇敢的心？

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使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要互相爱惜，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自由”这祖国从同胞身边拿走。

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要所有人的配合。——皮滕杰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罗曼，罗兰

进一步说，只要愿意，这种“二分的本能”随时可以将这个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切成两半，分出“我们”和“他们”。这种“我们一他们”的模式所导致的必然是“我们好，他们坏”这样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当然，真正荒诞的是现实本身——难道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就是为了创造诸如国家、民族、文明等各自为战的意义系统，以意义驱逐，驱逐人基本的自然权利，从此将人分区隔离并监视居住？

同样是在《仇恨的本质》一书里，小拉什·多兹尔向读者引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一名年轻土兵由于在战斗中没有开枪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个士兵坦率地承认，指挥宫的确命令他见到敌人就开枪。“那么，你为什么不开枪呢？”有人间。“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敌人呀，”士兵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人。”

“我看到的只是人。”这句话当可以像亨利·梭罗所说的“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一样值得铭记。

中国人的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的“四大绝望”。《三国演义》说明了中国所有极权专制统治者的伪善、残忍、凶狠。以曹操的名言为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深深的绝望。《水浒传》说明了中国所有的官僚无不贪赃枉法，在中国这个“人”的世界，竟然毫无真理、正义可言。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打家劫舍”，唯一的快乐也只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是中国人普遍对一切文武官僚的深深的绝望。《西游记》说明了极乐世界在西方，而在中土，代表百姓的精明的猴子却被埋在了“五指山”下，并不得不被戴上“紧箍咒”，让他们的“头脑”无法进行思维，逼迫他们遁入“空门”。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希望的深深的绝望。《红楼梦》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可笑，尽管这个所谓的“理想”是如此浅薄，如此低俗，如此缺乏智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能是一场温柔的幻梦，一场“红楼梦”。这是中国人普遍对自己长期历史以来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深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