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课、长电话和志愿者小组如何拯救三年伊朗牢狱生活

前几天，我的前室友老师发表了《来自伊朗监狱的长电话》一文，让很多人知道了王夕越和那些长电话的故事。读到普大志愿者给他轮流读书的细节，几乎落泪。后来我又惊奇地发现，自己熟悉的大学同学兼豆友也与狱中的王夕越有过动人的交往故事。

下面这篇报道，采访了帮助过王夕越的更多人，讲述了伊朗监狱长电话里有过的俄语课、笑声、眼泪和歌声。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翻译，让更多人读到这些既悲伤又温暖的故事。

文章原载于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年12月19日，作者Liam Knox，原文链接在此。（未经作者同意擅自翻译，如有异议，立刻删除。）

在过去的三年里，伊朗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温监狱外，一块狭小的空地上，每个月都会响起一首歌。歌唱者王夕越，在这块长不过八米的空地上，一边来回慢跑，一边大声唱着《国际歌》，19世纪的革命圣歌。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夕越，从2016年起被关押在这所伊朗监狱。对他而言，《国际歌》以及在阴暗湿冷的牢房外外难得的慢跑，让他在那段时间里，还得以保持思维活跃，也让他找回了些许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和自由。王夕越已经熟知这首歌的中文歌词，那时的他，也正在学习俄语和法语版。他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还能提醒他时刻保持坚韧。

“他1980年代生于北京。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国际歌》意义重大。”糜绪洋7月的时候说道。他经人介绍，通过电话认识了王夕越。“既然他在监狱里，这首歌也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监狱里，囚犯会在被处决之前，高唱《国际歌》。”

王夕越是幸运的。他在12月初作为伊朗和美国的交换囚徒被释放，得以和他的妻子曲桦以及他们6岁的儿子少凡团聚。自2016年以间谍罪被逮捕，他被关押在埃温监狱，这个监狱中，关押着伊朗绝大多数的政治犯。被逮捕时，这位专攻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历史的四年级博士生来到伊朗，为他的博士论文做研究。

“我们家再度完整了。 ” 妻子曲桦在这个月公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很难用语言表达我们和夕越再度团聚的激动心情。”

王夕越和妻子都未能接受采访。记者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发言人，也拒绝了发表评论。

王夕越在离家一万英里的地方忍受牢狱之灾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学术群体集结在一位成员周围的故事，也是一位学者寻求精神安宁的故事。他的支持网络里，有他被捕前熟悉的朋友和家人，有他被捕后认识的遍布世界的同行，有普林斯顿大学组织起来支持他的学者。志愿者们定期与王夕越通话，给他寄送书籍，或者在他等不及的时候在电话中读给他听。他们给他读他最爱的期刊文章，读他本应出席的学会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他们教他新的语言和新的艺术形式。他们一起唱歌。有些人和王夕越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他出狱之后。

故交与新友

王夕越2001年移居美国，于09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2016年，王夕越在被伊朗政府指控为“美国入侵伊朗的专员”，后在伊朗失踪。实际上，他是去那里研究恺加王朝和19世纪中亚的统治。

王夕越被关押在埃温监狱，那是一个在人权组织记录中惨无人道、卫生状况堪忧的秘密设施，那里拥挤、通风差，缺少床和热水。

他后来告诉糜绪洋和高原夫妇，狱中的环境让他身心饱受摧残。他曾向这对夫妇透露，关进监狱里的前18天，他被一个人关在没有椅子也没有床的牢房里，只有一块用来跪着的水泥地板。王夕越得了关节炎，走路和上厕所都举步维艰。

“他说他的膝盖肿得像西瓜一样，“糜绪洋回忆道。

慢慢地，王夕越有了更多活动空间，不再住在单人牢房里，最终可以和外界通电话。他最先联系的人之一，是他在哈佛的朋友张湛。王夕越在哈佛读硕士时，张湛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住在王夕越隔壁。毕业后，张湛搬回了中国。

张湛自称是“游牧独立学者”，也是一位中亚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方向是诸如于阗语这样的古代伊朗语言。他有一档网络广播节目，几千位听众收听他侃侃而谈古代语言。2015年，王夕越在这档节目里客串了两次，直到被捕前都是张湛节目的粉丝。

张湛在豆瓣上有几千名关注者，王夕越在被捕之后，请求张湛用他的关系网，替他寻找愿意帮助自己继续博士论文研究的好心人。

王夕越同时也找到了人帮他保持头脑活跃。监狱里的一位曾在法国居住多年的狱友，成了王夕越的法语老师，给他布置作业，为他讲课。但王夕越需要有人帮助他继续进行博士论文的工作，这个项目让他在狱中艰难度日时，还能带去一丝宽慰。

“学术研究是他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张湛在七月时说。“能在监狱里继续研究让王夕越很高兴，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关押的日子还在继续，王夕越也越来越想找到理解自己经历的方式，也许只能通过书写，来探寻意义。

通过一位共同的好友，王夕越联系上了何伟，一位稿件见诸《纽约客》和《国家地理》的非虚构作家。王夕越在监狱里读了何伟的《甲骨文》，希望能向何伟讨教，怎样能更好地讲述和书写。

“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在给自己找一些主动权，虽然在外界看来，他丝毫无法掌控自己的处境。“今年夏天何伟告诉记者。

何伟说，王夕越告诉他，他想用写作来消化自己的经历。这也让他学会取笑自身处境的不公与痛苦，苦中作乐。

“王夕越说，自己的遭遇无比苦涩艰难，可也难以用这样的笔触书写，”何伟说道。“他意识到，当自己写作的时候，常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幽默感。”

同行到密友

入狱之前，王夕越学会了十种语言。他曾告诉张湛，他还想再学一门外语：俄语。张湛给他介绍了两位豆瓣用户：糜绪洋，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以及高原，糜绪洋的妻子，也是一位中亚研究学者。

三个人第一次通话是在两年前，2017年12月，王夕越的37岁生日。次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高原或糜绪洋，或是两个人一起，与王夕越每个月都打几次电话，聊上几个小时。虽然他们素未谋面，但定期的通话让他们成为了好友，漫漫谈话中，有笑声，有泪水，有音乐。

起初，他们主要聊学术话题。高原是乔治城大学的博士生，王夕越会让她给自己说说中亚研究的学术近况。她便会讲近期的研究和期刊文章，给王夕越寄一些书。2018年10月，高原参加完中亚研究学会的会议之后，她告诉王夕越自己见了谁，注意到了什么研究，哪些学者在什么有趣的讨论会上。当她提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Scott Levi发表了一篇关于他最新著作的论文时，他让高原找来全文，在电话里念给他听。

俄罗斯文学博士糜绪洋则教王夕越俄语，给他读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读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糜绪洋说，王夕越对这些文学有很深的共鸣，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是蒙冤入狱的苏联不同政见者。

“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死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监狱中的诗人，”糜绪洋说，“王夕越可能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他的诗歌。”

糜绪洋和高原说，他们日渐钦佩王夕越可以在阴郁的牢房中坚持学习。“即便肉体上被囚禁，”高原说，“他依旧在努力寻找能给他带来智识和精神自由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电话里也聊起了更多个人的话题。王夕越讲述他在逼仄的地下室牢房里生活的艰辛。高原说，当守卫在几个月后第一次让王夕越走到户外的时候，“他看见月亮，大哭了起来。”

“那是他第一次与我分享自己极度脆弱的瞬间，“高原说。“我觉得即使只是与我们聊聊天，也能对他的担忧有所宽慰，或者至少让他觉得没那么孤单。”

高原和糜绪洋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自己给王夕越唱歌的情形，也曾和他一同唱过。王夕越开始唱《玫瑰人生》，用这首歌来学法语。高原说她拿出自己的尤克里里，问他要不要自己唱给他听。

“我们就这样给对方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高原回忆道。一个星期之后，王夕越在电话中再次提起。“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唱歌’，非常感人。”

高原和糜绪洋知道，很多其他志愿者也在和王夕越通话，或给他的研究和学术项目提供帮助，或只是陪伴。但对于张湛之外的支持网络，两人并不了解。

“真的就像是一张网，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端。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高原说。

普大支持体系

这张网的另一头，大多在普林斯顿。王夕越的妻子曲桦和儿子少凡依旧居住在那里。王夕越被捕之后，普大的一群研究生和曲桦在普大学前班的一些朋友们组建了一个叫“释放王夕越”的团体，让世人了解王夕越的处境的同时，要求伊朗当局释放王夕越。

十几位研究生也自发与王夕越通电话。他们会在一张共享的日历表上填上自己可以通话的时间，保证每周能有一位普林斯顿的志愿者与王夕越交流。在王夕越需要的时候，他会在普林斯顿时间的午夜打电话给他们，聊上几个小时。

其中一位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叫Taylor Zajicek，他说自己参与其中，是因为王夕越是他选择来普林斯顿求学的原因之一。Zajicek在参观普大的时候遇到了王夕越，短暂交谈之中，王夕越对Taylor Zajicek被录取的课程项目赞不绝口，Taylor Zajicek为之所动，选择来到普林斯顿。Taylor Zajicek说，王夕越即便在狱中，学术热情仍然不减。

“王夕越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学者，” Zajicek说。“ 那么多人近乎奋力挣扎才让这火苗不熄灭，但对他而言，这股热情的火焰，燃烧得无比自然。”

Zajicek和其他志愿者帮助王夕越继续研究博士论文相关的材料。他们从学校图书馆里找来文章和书籍，在电话里读给他听，讨论其中的细节。

但是王夕越的兴趣范围并不局限在自己的核心研究。Zajicek说，学生们在王夕越的请求之下，也给他读过一部分约瑟夫·康拉德的传记，读过有关翻译和语言学习的文章，读过一篇关于非洲边界划分的内容，以及其他种种。Zajicek补充道，他们和王夕越的通话让他和其他学生自己也受益匪浅，不经意之间也会让王夕越针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提出建议。

Zajicek在过去的14个月里不定期地与王夕越交谈。他说，和高原与糜绪洋一样，他跟王夕越之间的学术关系，渐渐变成了个人友谊。他和很多志愿者大多在王夕越被捕入狱之后入学普林斯顿，但都迫切希望王夕越回来之后，还能继续来往。

Zajicek认为讽刺的是：伊朗历史和文化对王夕越意义如此重大，却也恰恰是来到这个国家，让他不得不在一个地下室里遭受多年的牢狱之灾，被迫与家人分离。

“他的遭遇是个悲剧，” Zajicek说。“他并非出于恶意或厌恶去那里，而是完全相反，是出于对波斯历史和波斯文化的热爱。我想即便有这样的遭遇，他也会继续热爱下去。”

团聚，以及，也许一场晚宴

王夕越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的是，关于释放的幕后谈判正在进行之中。12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王夕越将被释放，作为条件，美国也将释放一位去年因违反贸易制裁而被捕的伊朗科学家Masoud Soleimani。这场囚徒交换，由美国的特别代表Brian Hook在瑞士政府的协助之下，于苏黎世谈判完成。

王夕越在德国的一家美军医院小住了一段时间，见到了家人。此后，他将回到普林斯顿的家里，回到朋友和同事的身边，庆祝重获自由，也正好赶上他的39岁生日。

“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很欢愉，” Zajicek说。“真的觉得我们系又完整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的朋友终于回来了，结束了他本就不该经受的折磨。”

王夕越的导师斯蒂芬·科特金告诉《普林斯顿人日报》自己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他说，王夕越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他也从未停止过。

校园里、历史系里，人们收集着圣诞礼物和节日贺卡，期待着王夕越的归来。另一些人在那么多次通话之后，迫不及待想要见到王夕越本人。

2019年夏天，王夕越被释放还显得遥遥无期。乔治城大学的博士生高原在想着见到王夕越本人的时候不禁热泪盈眶。王夕越告诉她，自己有时候会幻想有一天，自己被释放之后，他会邀请高原以及其他帮助他度过狱中的日子的朋友们，一起去他家吃饭。他想要请大家吃饺子和炒土豆丝，监狱里条件太差，很难做，等回家之后，自己要烧一整桌菜。

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聚餐的计划，但高原和糜绪洋夫妇仍旧期待能和王夕越见面。

“2019年初，王夕越盼望着释放，他会说，‘高原，等我出来了，你就来普林斯顿玩。’我也开始梦想着可以见到他，”高原7月的时候说，她看着她的丈夫，摘下眼镜，擦干眼泪。“想到这个，等我终于可以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我肯定会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