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女情结

读《送别》这篇文章时我还想起一些别的东西：“‘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再鞠躬”，文中白描了这样一个祭祀礼仪场景。在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排斥“阴性”属性的传统，中国文化里通常认为奇数是阳性的，偶数是阴性的，所以在祭祀、宗教等与“礼”相关的活动中会崇拜“三”和“九”，而避讳“二”和“四”。

同样的道理，“寒”在中国文化中也是阴性属性，把很多失配性疾病归结为“寒”和“冷”——胃寒、宫寒、老寒腿等，故转而追求阳性——热、火（拔火罐、艾灸等）。重阳节也是这一传统的表现，九月初九出生的吕洞宾被定义为至阳的象征。此外就是对太阳（昼）的崇拜和赞美，和对月亮（夜）的忽视（即便赞美月亮也是在它最像太阳、“圆”的时刻——花好月圆）。

到了当代，鼓吹“正能量”，否定悲伤、低落情绪成了显学（其实“正能量”这个词的来历很荒谬，源于一个品行不端之人的口中，请看友邻本当的网络考古）。那些一味强调和宣扬正能量、否定负能量的人其实很可怕，因为真正的正能量，本源就来自我们和所谓的负能量相处的过程。

批判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要尽可能从源头批判，不然只能沦为嘴仗，收效甚微，还会造成巨大的群体割裂，如果我们真的对这片土地还抱有一些期望，那就需要认真反思、沟通一些东西。

阴/阳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要从《易经》说起。《易经》深刻形塑了中国文化（杨振宁甚至认为易经影响下的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夏）。《易经》最早出现是用于占卜，《易经》以卦符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精简为“象”，中医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和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

以上排斥“阴性”属性的传统，和《易经》造就的精简的、对立的思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男权思想和厌女情绪，这也是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40年改开窗口期，中国仍难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男权社会其实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产生了剩余，剩余产生了积累（对一种或几种作物的严重依赖还可能出现周期性食物短缺和饥荒）。为了巩固积累和财富，封建主巧妙通过水利工程、文化偏好，将女性排除出主体文化之外，建立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超稳定结构。

真的存在绝对的男性和绝对的女性吗？如果从“基因—性腺—生殖器”这个模型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被迁移到对人类大脑与认知的理解上。以色列的神经科学家 Daphna Joel 与她的研究团队提出了“马赛克拼花”模型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大脑并不能像基因、生殖器或者性腺一样，被粗暴地划分为“属于男性”或“属于女性”。大多数的大脑都像独一无二的“马赛克拼花”，同时具有偏雌性化和偏雄性化的特征，究竟哪些特征会偏向什么样的性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基因—性腺—生殖器”性别没有关联，所以我们都拥有一个雌雄间性（intersex）的大脑。

既然不存在绝对的男/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摒弃粗陋的“阴阳”观，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呢？就从好好地说“一、二、三、四”开始吧！

参考文献：大脑性别差异有科学基础？ 延伸阅读：传统习俗禁忌中的“厌女情结”及其原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