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
故乡习俗,除夕午夜“封财门”,初一拂晓,“开门大吉”。但当我懂事年岁——七八岁,我们吴家都免除了这一旧习,以后一直如此。父亲说:这是民国七、八、九年,冯玉祥率部队驻常德,提倡用阳历;在民国七、八年夏历除夕,特嘱纸扎店制备许多牛鬼蛇神,派兵于午夜以后放置富商大户门前，使他们在新正初一开财门时,不是“对我生财”,而是“抬头遇鬼”使用这样恶作剧手段,以企转移风俗,自不免矫枉过正之讥。但许多人家避免“见鬼”,只有从此免俗了。(P3)
清康乾朝至民国初，最大的商业机构通称作“行”。广州中西通商鼎盛时，都是“行商”担负国际贸易的责任。我祖经营“立成和油行”以桐油输出外洋为主。(P4)
北京大学是清季维新运动的产物,按理说应该有新精神新风气;而事实表现却是古老中国的缩影,当时北京官场和社会上的腐败习气充满校园。民国初年,北大的学生和国会参议员众议员都是著名的八大胡同(妓女区)座上客,所谓“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北京大学堂),声名狼藉。军事操课时,教官叫口令前先加一句:“诸位老爷注意!”(P11)
腐化的官僚政客文人假借军阀力量也开始对北京大学强施恐吓。“五四”以后,蔡先生被迫辞职南下,这是一主要原因。北大师生和南方报纸舆论对蔡先生的挽留支持,蔡不得不仍回北京大学。但一项新的忧虑从此产生: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P12)
胡适之先生讲课,深入浅出,井然有序,有时说一两句幽默语,使同学们轻松。下午上课时,教室有太阳西晒,胡先生常自动走下讲坛,放下窗帘并说:女同学们是不应该多晒太阳的。(P17)
今日习见的北京城垣是明代建筑:明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年)始筑京城,周围40里,城南一面长1295丈9尺3寸,北一面长1232丈4尺5寸,东面长1786丈9尺3寸,西1564丈5尺2寸;高3丈5尺5寸,垛口5尺8寸;基厚6丈2尺,顶收5丈。这就是今日北京内城。
北京内城有九门,其中之一曰崇文门,俗称哈达门,或称哈德门。对日抗战前,上海英美烟公司出品平民化十支装香烟即取哈德门作商标。另一较高级香烟名“大前门”,则取正阳门景。明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始筑重城,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止,周围28里,为7门。高2丈,垛口4尺，基厚2丈,顶收1丈4尺。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又增修各门瓮城而为包京城之外城,这就是今北京的外城。一般地图标示北京用凸字形,可谓适合。(P22)
我每次自北大西斋往返北平图书馆,必须经过横跨太掖池的“玉蝣”“金鳌”白石拱形长桥。漫步经过这长桥,眼见瀛台在其南,五龙亭在其北;万善殿、紫光阁东西对崎,夹岸槐榆树多数百年物——《翁同穌日记》:慈禧太后偶散步赏花于此,一只小毛虫自树枝掉落在她衣肩上。慈禧对这意外的冒犯,不能容忍,下令砍伐一些树以示薄惩。宫禁中人旧呼瀛台为南海,万善殿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清代合称三海,明朝称作金海,金代则名曰西华潭。(P28~29)
民国初年以中南海作总统府,就旧日苑南宝月楼改为总统府门,名新华门。自袁世凯以次总统皆居之,至曹锟被逐出走后,遂废。其中有洋式建筑一所,为袁世凯当政时新建,名日政事堂,形式仿美国白宫,具体而微，圆形屋顶用洋铁皮,留给我很深印象。(今人习称美总统府 White House作白宫,但清末民初译名却作白房。相形之下,今所习用译名反而有封建帝制意味了。)宝月楼即昔人传说乾隆帝宠爱的香妃居所(今已考证其不确),自改名新华门后,有一传说:袁世凯称帝前,王闿运见袁时曾故意讽讥谓在故都发现古董“新莽门”!意即讥其背弃民国如王莽篡汉!
瀛台,明朝时名南台,一曰趯台,清顺治间增建宫室,为消夏之所,康熙中复加修葺。中为涵元宫,宫前为涵元殿,再前为香扆殿,前临水为迎薰亭;涵元宫后为翔鸾阁。迎薰阁中有清乾隆帝御制诗碑。光绪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幽居于此,因有名于世。我在北平求学时,曾数往凭吊。其中有一木质螺旋形楼梯,比较西洋人钢制同形楼梯,更显得美观实用。我国古代建筑工程师的头脑,令人钦佩。
居仁堂是慈禧太后所建的海晏楼,民国后改是名,为总统办公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严复每日译述英文重要报刊消息供袁世凯参考。其后石印成册名曰《居仁便览》。民国二十二年,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也设立于此。怀仁堂为清季仪鸾殿,民国后改名,为接见外宾及庶僚与庆典宴会之地。(P29)
快雪堂、五龙亭等处均有茶社,供应饮料食品,“仿膳茶社”最有名,顾名思义可知其模仿御膳,其中肉末烧饼,相传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食品之一。我由于研究慈禧生平,阅览过御膳房档册,知道一八六○年八月,英法联军进迫北京,咸丰帝仓皇北狩,兵荒马乱,沿途十室九空,不得饮食,侍卫多处搜求,始得少许烧饼进奉皇帝。皇后妃嫔等都无法获得饮食,到达热河行宫之初,一时供应不继,后妃们日常的馒头食品,也要劳皇帝动“朱笔”配给。慈禧因此衔恨于总管内府大臣肃顺等。翌年,帝崩,慈禧与恭王联合发动政变,将肃顺等置之于死,上谕中提及饮食细节,可见其气量狭窄。而有关肉末烧饼传说,大概是御膳房有意迎合懿旨的。(P30)
我国传统以“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教育妇女,女子极少识字读书机会,自然更谈不上参加科举应试了。几千年如此的压制,占全国一半人口的妇女自不能发挥其力量,但却没有因此使其智力萎缩退化。一项明显的事实:一八八一年及一八九二年,美国教会先后遣送四位中国青年女子赴美国求学。结果她们的成绩表现丝毫不弱于同时留学美国的中国男青年。这四位女青年都获得美国医学院学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医生的先驱。
一九〇五年,有十九名中国女子在美国中学注册。一九○八年,有十名中国女生参加是年夏季在麻省( Ashburnham,Mass)举行的中国学生会。一九一O年,美国东有三十六名中国女生。这说明中国女子在良好环境教育中具有培养成专才的潜力。
一九〇〇年顷,有三五女子在日本求学,这是富家女儿,随其家庭或丈夫东渡的。一九〇五年,湖南选派二十名未婚女子赴日本习师范教育。同年,奉天(辽宁)也开始每年选派十五名女生东渡。日本两所女子学校因此设立特别班以教育中国女生—留日女学生中有参加革命活动的,如秋瑾女士等,更说明素不出闺门的中国女子热心国事不让须眉。
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蔡元培先生与友人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分小学、中学、师范三部,是我国内最早的惟一女学。一九O三年冬,张之洞等奏订学堂章程,规定三段七级制,对于女子教育完全忽视。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大臣实兴女学。六月十五日,学部议订女学教育章程,限于小学及女子师范两种,中学与大学均未列入。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始将女子中学正式列入教育系统。(P36)
一九〇八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清华学校,遣送留美学生,原只限于男生。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开始,每年度特拨出十个名额给经考试合格的女生赴美留学。自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八年,十五年间,仅有五十三名女生被选派西行,且均只完成大学学业,没有进入研究院。(P36~37)
其时,女生在国内仍无受大学教育机会。民国六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民国七年,开办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可说是为改建女子高等师范的准备。但一般社会对女子教育仍存歧视。民国七年,有女生四人上函北大蔡元培校长要求入学读书。蔡校长答覆:现在社会不许,无可奈何——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妇女杂志》即曾刊出反对大学男女同校论文。北大学生康白情(后来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即撰《读王卓民君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刊载于《妇女杂志》第四卷第十号,仍未能说服反对意见。康白情因又撰《答难质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刊载于《妇女杂志》第五卷第四号。民国八年三月十五日,蔡元培氏在北京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演讲,公开倡导平民学校实行男女同校。《新潮》杂志主干亦撰文于报纸鼓吹男女同校。(P37)
按《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自幼受贤母教育影响负笈上海以至留学美国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于青年女子之社会,几裹足不敢前。民国三年夏,结识韦女士( Edith Clifford Williams)后,“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唯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如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国有能独立自由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民国四年十月,胡在纽约市亲见“女子参政大游行”,以为“千古未有之大盛举”。(P39)
早在七八岁时,即随先父与世伯亲长来往。某年夏天,蒋世伯来家,父命我捧茶敬客,我当时上身赤膊端茶至客室,父命侍立其旁,当时不解其故。父送客后,即对先母和我说:蒋先生是来“相亲”的!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呢?后来,我在明德中学肄业时,陈姓世伯又托我大舅向我父母“提亲”。(P43)当年王羲之是不是也是这样？年纪太小。
就在这一课堂上,看见马皇后政治系同学马珏女士,丰仪绝俗,真是名不虚传。同学告诉我:马皇后已经与税务学校一杨姓学生订婚(对日抗战前,税务学校毕业生是待遇最好的,其“热门”程度远超过台湾省青年之投考医科)。心理系一萧姓同学追求马,遭马冷遇,甚至在教室中,萧坐于马旁时，马即起立另换座位。引起同学不平,马曾当众说明。后来萧姓同学追求不遂跳楼自杀未死,同学又责马“不杀伯仁,伯仁实因我死”。马又公开说明:我不能禁止人喜爱我,但我有喜爱某人的自由。可见马皇后在盛名之下的苦恼。半年之后,马女士退学结婚了。(P43~44)
在这以前,北大校园中忽然出现“拥周倒马”的口号,甚至出现在教室黑板上。时值蒋梦麟先生锐意整顿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教授,周作人教授即其中之一。这对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教授,自不免有些影响。马先生眼见黑板上这四个字,更加不快,仍心平气和地表示:如果同学们欢迎周作人教授主持系务,即可让避贤路!同学们发现这是极大的误会:原来是轻松的举动:马皇后名花有主,自然不能再高据宝座,要另选他人了。当时多数属意推选周素真女士。这真是一偶然巧合的误会,更巧的是马珏即马裕藻先生的掌珠。(P44)
石女士装饰原很纯朴,自二年级开始突形转变,不久就参加《委屈求全》等话剧的公演,以致很少上课,常常打电话来向我借听讲笔记——我居住北大第一宿舍(西斋),与女生宿舍(五斋)只有一墙之隔。宿舍中只有一具公用电话,由一工友接听,每逢外来电话,工友即往所居房间外廊喊叫：“吴先生!五斋来电话!”电话说过以后不久,石女士即走来西斋找我拿笔记,并询问细节。同学们常引为惊奇说:“老吴真幸福!女同学追到宿舍来了。”大家都不知道实际情形,我自然也不作说明,以免有损他人自尊。二年下学期,石结婚了。一年以后生育一孩,与其香河县同乡邢姓丈夫在北大西斋附近学生公寓租屋居住,我们偶与相见,她不免有学业未成即结婚的后悔。显见女人在学业与婚姻歧途实在应把握时间和方向。(P45)何兆武先生说，北大没有发生过做类似杨沫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事情。何先生说的不对。
我自张相文氏撰《长城考》(《南园丛稿》卷四),知张氏曾于民国三年前往绥远勘查长城,登阴山而望溪谷要冲之地,“时有古城错列,泥石虽已剥落,而遗迹则隐然可辨,土人告语此二道边也”。张氏因考证群书始知:“二道边确为秦之长城。若环燕、晋、秦、陇之边,崇墉屹屹,士大夫往往以为秦之长城者,则皆明代所筑之边墙耳。”(P47~48)
张相文氏的《长城考》,使我明白认识今所登临的是明代边墙,并不是秦时长城。我又自清代万斯同《明史乐府》看到有关篇什,其中有云：
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却虏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历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
事实上: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即命徐达在居庸关南口叠石为城。旋又于隋唐以来榆关故址筑城设关,控制险要,更名山海关。并自山海关至居庸关隘三十二处,城墙所经均随燕山而筑,粉堞隐现于叠嶂间。天下伟观令人动魄。明太祖并没有就以山海关为“华夷之界”,仍继续向东北发展,建大宁、开平、辽东诸卫,以为外边;山海关、居庸关一带则为内边。不幸,明太祖逝,其第四子(即明永乐帝)起兵“靖难”,开国规模全被破坏:废大宁卫、弃开平卫,原居“内边”作用的长城从此暴露于敌前,“关门浅露”。其后诸帝更没有能力作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饬国防,张皇于平日,捍御于临时”,每遇警报,惟有紧闭关门,堆石堵塞以防敌。“闭关自守”就成为明代国防政策。长城被改称为边墙!名辞、观念、涵义均大不相同。华夏立国与国防方针从此改变。有人说:中华民族心理上的长城已经被孟姜女哭倒了。(P48)
其实所谓孟姜女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西历纪元前五四九年)记载的杞梁之妻:齐庄公出兵攻莒,杞梁等作先锋,战死。齐庄公回国时遇杞梁妻,特予唁慰—故事本身不过如此,但至战国时孟子引述淳于髡的话就增加一些事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西汉时刘向撰《说苑》和《列女传》更再三述说:杞梁战死,其妻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唐朝末诗僧贯休《杞梁妻》诗,竟说杞梁是秦朝人,因筑长城而死,其妻号哭而城崩。
这是“杞梁之妻”故事的大关键,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和《杞梁妻歌》的合流,是唐代时势的反映——长城,自民族国家观点看来,固然是国防重镇,但在老母少妇怨毒所归却把它看作妖孽,她们都有一口哭倒长城的怨愤。不仅唐代文人诗家笔下反映出这种民间心理,当时民间小唱中更将杞梁之妻称作孟姜女,并演造出她为丈夫千里送寒衣至长城的话。
《诗经》中曾数见“彼美孟姜”字句,可见这确是当时齐国一美妇人的名字,按当时习惯:妇人名字大都把姓放在底下,把排行或谥号放在上面。用现在白话:孟姜即姜大小姐。但在明代竞有不通腐儒妄造“孟姜女”是许姓！
孟姜女与长城毫无关系,史实昭然。但二千馀年来以讹传讹,各种诗词小唱的流行,反映国人自私反战不愿为保卫民族国家而牺牲的心理,绝不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证。“九一八”以后《长城谣》现代歌曲流行,又是别具野心人的宣传。(P49)
我们认识这是大学毕业前夕一次修学旅行,故特效法顾炎武氏骑驴驮书沿途比对山川形势的前规,携带一些参考资料在行囊中。四月十日早启行,先游南口、青龙桥。这是我第三次来瞻仰詹天佑先生铜像。
自青龙桥前行,至康庄,即进入察哈尔省境。再前行至宣化,是边关一重镇,其东南鸡鸣山,即古涿鹿山,相传为黄帝战败蚩尤的地方。(P53)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基于过去两次长沙会战的得失经验。
自民国三十年九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我军即策定诱敌深入的后退决战战略,于战地构筑纵深据点工事,屯备充分粮弹。十月二十五日,战区获知日军抽集数万兵力转集湘北,判断其必三犯长沙,遂调集鄂赣及后方部队集中战场。敌情判断正确、兵力转用适机。尤以平江浏阳间一百公里之秘密侧击态势,始终未被敌察觉,浏阳河两岸要点及永安市又始终在我掌握。将校决心坚强,彻底奉行命令,守备长沙的第十军背湘江为阵,于此表现尤甚。长沙对岸岳麓山我炮兵更发挥威力,居高临下远射,消耗十五公分重炮弹五百馀发,山炮弹一万馀发,命中率在百分之七十五。充分发挥优势,支援步兵出击,故决战时能得胜利。
我国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兹大将论“后退作战”,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尽势穷的状态,尤非要塞和民众的协助不为功”(《大战学理》黄焕文中译本下册第十九页)。这次会战,民众协助国军事实特多:战前将新墙河长沙间大小道路彻底破坏,只保留一尺宽可供一人行走的田间小径,使日军车辆无法行驶。同时民众又担任收集情报、搜查敌谍.构筑工事、运输粮弹伤兵等等工作。
由于这次亲身经验,深知古今中外战史所谓“料敌如神”固不免夸张,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却是金科玉律(参见三民书局刊拙撰《历史与人物》中的《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抗战八年的重要会战》)。(P93)
我曾指陈:众所熟知的三国大胆将军姜维是这一后退决战法的最早创议人,时在公元二五八年,实行于公元二六三年。
陈寿撰《三国志》蜀志卷十四记载其创议由来及主旨云:“初,先主留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人。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固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比陈寿《三国志》早出的常璩《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中将“使敌不得入平”写作“听敌入平”。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七七魏纪九)采用《华阳国志》文句,胡三省注:“谓纵敌入平地也。”可以说:常璩、司马光、胡三省都比陈寿认识姜维创议的主旨所在:诱敌深人平地。陈寿未习军旅,可能自作聪明,在“使敌入平”句中擅加上一否定词“不得”,其全段上下文义就不合逻辑,姜维原意也丧失殆尽。
司马光虽采用《华阳国志》记载“听敌入平”句,仍不了解姜维创议的精神,认为这一战略是“亡蜀之本”,特著之于《资治通鉴》以彰创议者之过。胡三省注也以为“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以为亡蜀张本”。其后《通鉴辑览》于此更强调:“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出搏之;真开门揖盗之见。”民国二十五年沔阳虚弼编《三国志集解》汇录这些见解。可见直至对日抗战前夕中国历史学人还不认识“后退决战法”的道理。而中国军人在陆军大学研读《大战学理》诸书及拿破仑征俄失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却领悟出劣势武器装备的国家对抗优势武器装备国家的道理。再一复按国史,则姜维实行这一“后退决战法”比较欧洲人实早一千五百馀年。
这一事例说明:中国悠久优美的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应用现代比较研究方法,才可以使其万古长青,并随时代而推陈出新,且更显现其卓越价值。姜维创议精义因这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证明。“古史新证”,耗费多少生命财产,得来实在不容易。(P94)
战区司令部机要室主任谢又生语我:第一次长沙会战前,重庆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原不赞成在长沙近郊作战,主张撤退。薛岳上将坚持可以克敌,且愿立军令状:不成功即成仁。白崇禧与陈诚上将前来粤汉铁路朱亭车站约薛面商第九战区运输司令恐专车会商,将载薛离湘,会战自然作罢。因于白陈专车到达朱亭,即令站长指挥机车前往加水加煤。候薛下车后再令机车驶来连接专车南下,薛仍回长沙坐镇指挥。
这一事实是各书刊所未载,亟录于此。(P98)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刊行《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九四三》一书,根据各方统计资料,估计抗战六周年期间,我国抗日战争所受生命财产等损失总数,约占我国国富总额十分之一;若以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美汇价及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准,每人平均负担损失美币二十八元,比较庚子赔款约当其总数六十四倍以上。但这一估计不包括民国三十三、三十四年所受损失。事实上:这两年战争激烈战区扩大,湘豫桂粤黔赣各省以前没有遭受敌军侵扰的地方,在这两年中都被敌骑蹂躏。故损失总数还应该大大增加。(P100)
我当时并将这些见闻用含蓄语句写成通讯寄回长沙《中兴日报》今幸有剪报收存行箧中,可说是当时当事人的直接见闻,是第一手史料,重读再三,“赢得胜利,失掉和平”的原由,可以概见,迻录于下,以存真相：(P104)
……
据说在某次集会中,宋子文院长说:“薪俸增加三百八十倍,基数七万元,总应该够了!”青年团代书记长刘建群即愦然指着宋先生说:这几年来,作大官的,谁是靠薪俸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你们根本不知道薪俸与生活费用的关系了!你们应该跪在国父灵前忏悔!”一时空气紧张,幸在和事佬的哈哈中,转变话题,这一会议也就急忙地宣告散了。
据说:白部长健生(崇禧)对人说:文职人员待遇虽低,但仍远胜武职人员一筹,我们要求改善待遇,也没得相当结果。说句笑话:文公务员如果“总请假”,就等退职军官来一次“集体转业”好了!(P105)
中央宜慰代表萧一山氏到北平,对每一年老教授赠予白面二袋,尤感激涕零。为表示答谢,老教授们都曾特设宴请萧一山氏。余季老自不例外,特请陈援庵(垣)先生等作陪。在让座时,萧一山氏谦逊请援庵先生上坐,说:“自然是老大哥请上!”谁知“弄巧成拙”,此语一出,援庵先生色变,因为在辈分上,萧一山氏相当于陈氏学生!援庵先生因此大为不快,心中耿耿,不释于怀。当时援庵师为我写一条幅引用其在战时北平所撰《通鉴胡(三省)注表微》的“民心篇叙”“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竟不足恃。是最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此。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日:‘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故夷夏篇后继以民心。”由此可见：援庵先生其时及以后的心情。这和当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报纸描绘“重庆人”骄傲凌人不可一世、不了解沦陷区居民“重睹汉官威仪”心理，正复相同。(P111~112)
抗战以前,我曾在先师孟心史(森)教授指导下,完成《咸丰辛酉(一八六一)政变纪要》一篇作毕业论文。这一八六一年政变是慈禧夺取政权的开端,比较戊戌(一八九八)政变更具重要意义。事实上:如果没有辛酉政变,根本就不会有戊戌政变了。晚清薛福成、王闿运的记载不详细且多错误。我进行研究这一政变时,黄秋岳(濬)在南京《中央时事周报》撰刊《花随人圣盦摭忆》侈谈晚清故事,竟不知有王闿运《录祺祥故事》。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适于民国二十五年印行,记录甚多资料。我又曾至故宫文献馆检查史料,乃得顺利完成这一论文。民国三十二年秋,《咸丰辛西政变纪要》在湖南长沙印行。翌年六月,蒙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通过:认为具有学术上参考价值,特给予奖助金。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书评论》栏且有专文介绍——但这次(民国三十七年秋)在宫中,我又获得许多前所未见的资料。是抗战八年中陆续在宫中新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即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慈禧手写免除恭亲王军机大臣职务的朱谕,别字连篇。当时下颁时即口谕大学士周祖培等润色,另清缮后,立即呈缴原件,收存于寝宫。这比较外间流传的词臣或缪素筠奶奶为慈禧代笔的文字大不相同。因为这是慈禧独断专行罢免恭亲王主持军机处职务一项非常紧急措施。为恐机密泄漏,不能假手他人,只好自己动手。如今得见原件,真是幸运。当按规定呈准院长由照相室摄制影片携去。同时又看到醇王手缮密摺及内奏事处档。这在当时是极机密。故宫开放后,从没有人阅看作研究。(P113)
我得张德泽、单士魁两君指引,充分利用这些卡片。在宫中档案中发现“庚子军务档”和许多密摺,都是传世官私书籍所不载或讹传,尤以内阁大库档案中“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布置团务情形咨奏”为重要。这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年)六月二十六日,庄亲王载勋致内阁咨文附抄上奏慈禧太后摺。其中有云:“奴才等现集之(义和)团计有数万之众,刻经设法拊循,幸均就范,当饬该团等随同官兵,先行剿住京洋馆。一俟洋馆肃清后,再由奴才等妥筹良策奏明办理。”这是庄亲王遵慈禧命围攻北京各国公使馆的文证,为中外任何书籍所不载。幸当时各国代表没有发现,否则,慈禧更难卸脱责任。外国的要求条件恐更加苛刻(详见传记文学社刊行《近代史事论丛》第一集第六十七——八十七页)。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东岸一图书馆见大陆新刊《义和团档案资料》,仍只收录宫中档而没有采录这一文献。
我在东安市场古玩店发现一枚清币,一面是“同治通宝”,一面是“祺祥通宝”。这是古董商没有历史常识的伪造品,而索价奇昂。他们不了解“祺祥”“同治”两个纪元年号是绝对不能并存的。“祺祥”是咸丰崩逝后,赞襄政务大臣议定奏准的。自慈禧发动咸丰辛酉政变成功,乃废“祺祥”改用“同治”纪元了。(P114)
我将这一无知而有趣的假古董,与在文献馆工作多年的刘官谔学长谈及。因为他曾负责整理古钱。他立即告我:“祺祥”纪元经奏准后,立即铸造钱币，宫中还有样币。我得见这些样币后即按规定手续请准院长摄制影片。(P114~115)
自穿戴档中看出:乾隆帝日常衣服冠履的更换应用都由太监秉命而行。所谓“日理万机”,并不是虚套形容。事实上是朝政宫闱都得“烦虑圣心”。试看档册记载有云: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里边总管王成传旨;养心后殿东暖阁现挂藕荷色春绸面月白里袷帐一架,旨意:怪糙旧了!总管王成随口奏:经过年代多了。着另做新帐一架。再帐子虽然旧了,他们收的也草!钦此”。如这样生动口语的记载不一而足,是外朝文人学士动笔的“起居注”中绝对看不到的(见远东图书公司刊拙撰《清宫秘谭》)。
我检阅“照常进膳底档”,知康熙帝乾隆帝都喜爱吃苏州菜,有“苏造档”专册。今宴席通用的海参,在乾隆朝初由朝鲜进贡来,乾隆帝还用惊奇眼光注视。光绪帝的日常膳食则喜吃火腿,膳档中有“火腿档”专册。光绪皇后即世称隆裕后,乃慈禧内侄女,宫中存有相片,上颚暴牙,殊不美观。其选入宫廷乃慈禧自私心表现,并不是光绪帝所欣赏。溥仪皇后的旗装相片不显得如何动人,但在天津张园居住时几张烫发相片,却美艳妩媚。溥仪在宫中与其妃“情书”,用当时流行彩色小洋信笺信封书写。两人自矢即令有潘安西施再世也不移情他恋,真是有趣。(P116)
我旋陈述前往新泽西州见黄膺白先生的夫人沈亦云女士情形,“总统”非常关切这位金兰长嫂旅居生活现况,以手托腮倚椅倾听,并发问。“总统”当我起立告辞时说:“你如果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随时函告秦秘书转陈。”相湘当说:“’总统‘鞅掌国务,日理万机,相湘现在是四十多岁的人,自己会照顾一切,不敢烦渎清听。”
我在第一次晋见时,楚崧秋秘书坐在屏风后记录。第二次晋见时,秦孝仪秘书坐在屏风前记录——我推想崧秋是遵唐代遗风,孝仪是循西汉馀韵。(P123)
韦慕庭教授特嘱唐、夏两人于进行访问时,约我同往,藉以了解“口述历史”实际工作情形。七月三十一日,唐同我到李宗仁寓所时,李正在阅李剑农教授撰《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唐这次与李谈话并没有局限于一定主题,只请李多说话。李提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派遣章士钊等北上对“和谈”作初步试探,章等南返向李报告,说在石家庄初见毛泽东时,毛首先提及民国初年由湖南北上到北京,幸得章资助始得生活。章于三十年前往事固早已忘记,毛仍不忘(按我当时笔记如此,稽证各书所载章、毛当时行踪,三人言都不确)。至于夏女士同我往陈立夫乡间养鸡场的寓所,谈话主题是西安事变。陈说:蒋委员长回抵南京后,陈往谒,推门见面首询:“周恩来怎么样?”蒋答:“还好!还好。”我后来在陈寓午餐后,陈驾车带我们参观养鸡场。(P153)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我自日内瓦飞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居留三日,住宿当时欧陆最高楼房(二十六层)旅社。由我“驻西大使馆”吴秘书驾车导游各名胜,如王宫、行宫、古都,见宫廷屋顶彩画极精美,四壁金碧辉煌也可与巴黎伯仲,只是内部陈设都破旧。但一九三五年西班牙内战时惟一仅存堡垒,守军援绝粮缺,杀马烹食,终不投降,后幸得援军来解围,强毅精神可佩。西班牙政府特于附近建一纪念塔,十字架高耸,殊壮观。
但我发现西班牙人作息时间,与其他各国不同,即每日午睡二小时,街市商店也闭门休息,下午四时再工作,晚十时进餐,午夜上床。不知这习惯始于何时?(P163)
蒋梦麟校长逝世后,樊际昌也自“农复会”退休,得《联合报》创办人之范鹤言资助在台北郊区购新建四楼公寓一层居住,其寡媳、孙女随侍。我曾往探视樊的风湿病几次,陪他闲谈。樊曾说:蒋校长将与徐女士结婚前,适之先生曾给蒋一手翰劝止;蒋阅信后对樊言:正当我胸际热血沸腾时,如何能止沸。终致婚变。樊与我不胜感慨系之。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蒋的原配逝世后,在北京举行续弦陶曾谷女士婚礼时,胡赠一白话对联:“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伙。”即寓讽刺意。陶在台北逝后,蒋遇徐女士将再续弦时，胡以多年患难之交自应加以劝止。(P185)
胡适之师初次自美返台时在台大运动场——当时径赛跑道是由煤渣平铺,我曾见参加竞赛的男女学生赤脚跑;是当时台湾物价昂、学生爱惜橡皮鞋不舍得让它在煤渣上摩擦,宁愿牺性双足——临时搭建讲台上演说,并许诺“将为台大撰校歌,请赵元任教授谱曲”,可惜这一诺言始终没有兑现。(P194)
同年十二月二日,我在新居收到李敖来信告以在东门买到叶德辉藏《西医略释》卷二一册,正好可配上他原藏的这册卷一;此书且有叶德辉签名式的长印,楷书黑字,甚雄浑。叶德辉的书能流到台湾,真是怪事。(P200)李敖还收到一些好东西。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英苏俄波获坦会议时,初议以北韩三十九度至四十度间为美俄两国共同出兵攻击日军的分划线,美国海军少将贾纳(M. Gardner)忽倡言“何不以北韩三十八度线为准”,遂定议。朝鲜半岛因此被强权政治分为二:大韩民国位于三十八度线以南朝鲜人民共和国在这界线之北。一九五O年六月,韩战爆发,东亚局势从此转变。(P202)以前说，“三八线”是由一个美国下级军官随意划出来的。
高丽大学图书馆中的一部蒙古文字《三国演义》,最引起我的兴趣。因三十馀年前在北大肄习明清史时,就知晓满清开国首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都喜阅蒙文《三国演义》,皇太极并且模仿是书描述的锦囊妙计作兵法战略,运用“蒋干过江”故事的反间计及苦肉计,陷害明朝辽东最得力的督师袁崇焕,获得成功。《大清实录》及《明史》中都津津乐述这一大计谋。皇太极能活用小说故事付诸行动,足见他阅《三国演义》确有心得,而明崇祯朝小人当道,敌不过满清领袖的机智,自毁长城,惟有覆亡——我不识蒙文,但看到书匣标签及图书馆员的说明,抚摸这一蒙文奇书不忍释手。这是关系明清兴亡枢纽的一物证,以前在国内没有见过,现在总算满足求知欲。
成均馆大学是韩人崇敬孔子的所在,几位讲述中国文化历史的教授都能说流利的北平语。(P203)
延世大学图书馆馆长闵泳珪在我前往参观时,特别预备了一部宋朝禅宗的《祖堂集》显微影片二十卷,托带回台北赠送胡适博士。闵深知胡先生研究中古哲学与思想史,多年来在各处搜集佛教禅宗资料。而这一《祖堂集》是韩国南部一古庙所藏,以前中外有关佛教书目都不见是书。韩战发生后为免战火损毁古迹文物,这一古庙清点旧藏,才偶然发现这一久为世人遗忘的资料(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日,胡先生有致闵泳珪的英文致谢信,刊载一九六三年九月延世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史学会志》第二号）。(P203~204)
韩国独立运动健将,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哈尔滨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勇士安重根(天主教友)铜像,横书“忍耐”两字,我也曾往瞻仰铜像碑文有云:安重根行动是“旷古绝顶义举”。一九一O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旅顺狱中殉国。(P207)安重根是天主教徒。
游八幡神山,见一爱迪生纪念碑,初建于一九二九年,重建于一九五八年。缘爱迪生屡次用炭精制电灯泡丝,不成;一八七九年用此地产竹烧炭乃制造成功。这是一般人所不知。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正居住京都市区一寺庙内客房,我往访时一日本妇人敬茶,石璋如告我“她是和尚的太太”！闻语惊异,璋如引我到大殿中供奉中国宋朝一和尚牌位,这和尚是中国主张和尚娶妻的先导,故日本沙弥奉为宗师。(P217)
新加坡大学讲师温仲估在飞机场迎接,到他的宿舍居住,仲佶是驻希腊“大使”北大教授温源宁的次公子。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自美欧旅行经希腊时,温“大使”招待时希望我多供给指导仲佶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故我在他宿舍小住,暇时即畅谈这一话题,他的配偶是比利时人,说英语。(P223)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又藏有当地出版的《海峡时报》全帙,我调阅一九一一年份,发现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该报第七版刊载:十二月十四日槟城来电,报导孙逸仙行程有云:孙逸仙博士与荷玛李( Homer lea)伉俪乘第湾夏轮(P.&0. Steamer Devanha),在前往上海途中经过此间。一大群中国人目迎孙博士的登陆,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与他交谈。他被严密保护着。他谢绝访问,意图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他不愿在未获得自国内革命同志有关事件全部真相报告以前,即置身于任何一定方针以评论中国问题。同一报纸同栏记述荷玛李在一槟城杂志记者访问时的较详谈话。(P224)国父此时的妻子叫荷玛李。
我再眺望马六甲海峡,想像这一紧扼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咽喉要隘,在近五百馀年里经历多少盛衰。尤其目睹海滨一二小渔村中若干灰发灰肤的老年或中年男女,张长发告语:这是葡萄牙人与马来亚人杂交的后裔,他们别无生计,只有捕鱼苟活。(P225)
晏阳初为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而奋斗六十馀年,我既得晏信任开放所有档卷资料供我研读,是我撰写若干书刊文字应用资料得心应手的第一次。但我为了解“苦力”一词是否为英国人创用,一九七八年秋,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曾向房兆楹、房杜联赫两博士请教，因他们伉俪年长于我,在北平及美国阅览的各种资料比较多。是年十二月,房氏伉俪于贺年片中特别告知:“上次提到‘苦独力’一辞后,即随时留意,找寻原来看见的地方。总是清初的被掳的南人笔记或者信中语,但尚未找到。当日看见时已有三十多年,当日的笔记也有三四十本,尚无踪迹或看时忽略过去了。等找到时报告。清语原文是 Kudule,意为跟马人,大约汉人在满洲军队里无用,只好用作跟马行走的仆役,因之很苦也。”(P281~282)
一九五四年夏,我将前撰《清宫档案中所见曹雪芹先世事迹》(今见《近代史事论丛》第二册)寄呈时旅居纽约市胡适之师,供他老客中消遣。是年冬得适之师寄来航空邮简有云:“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红楼梦新证》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他在书的前面虽然大骂我几句,但他在许多地方对我致谢意,是很明显的,但可暂时逃避文化特务的侦缉而已。例如三十页八行:‘诸收藏家对我的慷慨和厚意,我永不能忘怀,而我的感幸也远非言语所能表达。’他提出的甲戌本脂砚斋评本,是我借给他兄弟二人去全部影抄的;《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可以用的;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送给我,我又还他的(中略)。”“我看汝昌与一切信新红学的人迟早总不免被清算。在许多攻击平伯的文中,为俞书作序的颉刚已提到了。周君书中接受我的成分太多,我怕他总难逃清算之厄。”——此邮简上款下又添加:纳尔苏一条,我也赞同。但我也未见心史先生之说。元春一条我也怀疑。曹家之败似与夺嫡事有关。”此邮简末又云:“有二事奉询:（一)文化服务社印的孟心史先生《清史讲义》,如尚可买,乞代买一本寄来。(二)吉忱故后,那部《红楼梦》考证文字汇本仍在印否?已出版否?如已印出,乞嘱印所寄几部给我。”(此信未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存录)(P300)
因斯堪的拉岛国的瑞典王子嗜爱中国器物,瑞典人斯坦因(M. Aurel stein)于一九○O年至一九一六年三次到中国西北帕米尔、新疆、甘肃考古旅行,一九○七年三月,在甘肃敦煌发现汉代长城遗迹,认为汉武帝建长城用意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工具,即进攻匈奴、追奔逐北的前进基地。
斯坦因发现汉代长城遗迹绵亘十六哩左右丝毫没有间断的城墙,厚达八呎馀,耸立高度仍存七呎以上,使他对芦柴和相同泥层的特别建筑方法大感惊异:“我注视着耸立前面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沙漠中,没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而滴水俱无,建设这种坚固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然而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四百哩以上的长城,竞于比较短时间告竣了。”“在二十四哩以上距离之内,碉楼错布,几乎成一直线,位置似乎是用反光镜观察摆成的。”
斯坦因目睹古代中国人充分利用地理险要、克服自然的精神与技巧,不禁感慨系之:“当我想到几世纪后,命运规定了这些匈奴人西去摇撼罗马帝国及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不仅时间,便连距离的概念也似乎遇着危险了。”这一段话涵义明显:罗马帝国的“长城”比较中国汉朝长城实在要惭愧失色多多(详见拙撰《长城》,正中版)。
斯坦因三次来往中国西北,将敦煌石窟收藏的唐卷及佛像捆载甚多回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旋东来搜购敦煌藏卷而归。当北京政府发现再往收集已是剩馀。故今日海外存藏唐卷比中国境内多。(P308)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相湘与韦玉华教授由北大近年毕业同学导引华北大专车前往上述湖广会馆参观,由北京市“天桥茶园”总监、“北京天梦影视文化公司”总监黄宗汉接待,握手交谈。黄宗汉自言:七十高龄始入学习得史学硕士,曾复印拙著《孙逸仙先生传》详细研谈。并言曾检阅《民立报》、《顺天时报》等记述:一九一二年八九月间,孙逸仙到湖广会馆参加国民党集会时,有一千馀人参加;而此一会馆戏楼两层只能容三百人,室外空地也无可容纳千馀人。相湘感佩其“慎思明辨”、“谨于求真”治学精神之馀,并于当晚即寄函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详细查证。(P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