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融入时代潮流，又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都不能说自己能够代表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但是那个文学时代的的确确在远去。某一种气象和境界已经远去，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我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复制，那就过于自恋了，哪一个时代都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和学术，过往就是过往。—赵园
钱理群：我们不是党同伐异，也不是亲密无间
钱理群：我年纪大了，所以每次参加会议都要念稿子。我是从贵州赶来北京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我大概是1960年21岁的时候去到贵州，如今我80岁了，又再回到贵州，和当年的老学生、老朋友见面，仿佛回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历史风靡中，而现在我又坐在这里，参加回顾80年代的讨论，所以一时间还有些转不过来弯。我在读黄子平的这部新作《文本及其不满》时，从当中得到两点启发。
子平在书里用友情和交谈来概括我们所经历的80年代。当年的各种思潮和文章之所以可以朝气蓬勃的发展，源于那个年代的“无限交谈”。子平认为，这种无限交谈的背后，有一种新启蒙态度的统一性。说实话，当我读到无限交谈和态度统一性，心里就咯噔一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无限交谈和态度统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前年王富仁先生逝世时，我曾说过，我们处于一个分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朋友、老同学之间，甚至家庭内部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推心置腹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朋友，毫无顾忌的谈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像子平概括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瓦解了，所以回顾当年，我确实感慨万千。当年李陀也形容过当年的自由交谈和友情，他概括了四条：第一，每个人都可以直言不讳；第二，每个人都可以捍卫自己的观点，即便吵的面红耳赤也不用顾忌；第三，都相信朋友不会因为剧烈地争论而有所芥蒂；第四，都认为这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这四点是非常准确的，我还想补充的是，在当年什么话都可以说，无论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文化都可以聊，没有任何的顾忌。在我看来，这背后有一个思想自由的因素，而这也许是更根本的。
像我们曾经的《三人谈》，可以谈出一种新文体，一种学术聊天的文体，那个时代，这种自由的聊天，不仅是一种生活、生命和学术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体，这在今天看来，非常令人神往。今天在座的有一些是我当年的学生，大概都是一个级的，让我回忆起当年我和我的学生之间的无限交谈，所谓“老钱的灯”，学生晚自习路过我住的地方，只要看见老钱的灯还亮着，不管是什么时候，推门进去，坐下来就敞开了谈，谈到深夜。
北大的王峰没来，他过去写文章回忆说，他经常和我聊天，聊到晚上三四点钟，这个是真实的，王峰到今天还是半夜三更不睡觉，但是我可不行了。所以我和学生之间的这种交谈是平等的，是以心交心，学生可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论，比较亲近的学生，和我就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学生都喊我老钱，即便喊钱老师，但是从语气中，彼此都可以感觉到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当年的学生也是同等待遇的。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怀念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种思想自由解放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为基础的，超越利害关系的人际关系。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半生比较曲折和艰难，但后半生相对比较顺利。其中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在80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我们是与二三十年代的学者直接接轨的学生，得到他们的倾心教诲，同时也得到50年代的老师们无私的支持。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我们的同时代人，对我个人的生命和学术成长的重要意义。我回味自己80年代的人生，我要感谢三个群体，一个是我在贵州安顺的朋友群、学生群，这是我的基础，我的根，这次我返回贵州就是落地生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北大老师群，吴组湘、林庚、王瑶、严家炎、乐黛云（音）等等等等，第三个就是我们同时代的群体，更具体地说，主要是在座的赵园、平原子平和我这个四人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朋友群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大家都有一种精神的、思想的、学术上的理想和追求；第二，大家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第三，每个人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他们都知道我的弱点，但我们彼此都保持不同，并用宽容的态度尊重彼此；第四，在宽容之外，我们还彼此欣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各自独立又各自互补的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不是党同伐异，也不是亲密无间，彼此尊重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个人的独立性。这里我要特别的谈一谈子平兄，我多次说过，子平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一位，最有独创性的一位，以至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概括他的学术特点，他的学术真的很难概括。我只能说自己最佩服他的几点。第一，他的理论修养，特别是他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那种强烈的兴趣，熟悉程度和广泛应用。坦白地说，他有些文章有的地方我看不懂，原因就是我对他所研读的理论不学习，甚至是无知；第二，就是他的文学感悟，他对美学高度的自觉，这个大家都很有体会，我就不多说了；第三，是他对语言表达的独有情钟，那种讲究和独特。所以我经常说子平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他说话不大喜欢先说，他是后说话，然后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捉摸怎么能说出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一讲话就语出惊人，这是他的特点，而我就喜欢胡说八道，喜欢乱说。第四，我还要强调的是，他实际上有很宽阔的社会历史学术的素养，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把握文学的自觉。这点我和他不一样，又一样。相对地是我更关心政治、社会和思想，但我发现，子平兄表面上很少直接谈论政治、谈论思想，但他实际上有极大的社会关怀、政治关怀与思想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子平比我更焦虑，但是他更少表达，所以我们俩的差别，大家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我们有内在的沟通。
意识到我和子平有内在的相通，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我还要说说子平对我工作的帮助和提升。我们四个人最早出名的是子平，因为他有一篇文章曾经轰动一时，那时候出版社就找到子平要出他的书，然后就问子平说，你同学中有没有更优秀的，给我推荐一下，他推荐了我，推荐了赵园，我们才出版了书，才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因为在此之前，我曾经编了一个《周作人脸谱长篇》，到处投稿没人理睬，就出版不了。王老师出面把我推荐到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又给我退回来了，所以当时感到非常苦恼，急于要出书，急于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变成社会影响力。子平兄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出了大力，所以我非常感激他。
第二，我要谈一谈，子平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学术的具体影响。如果大家要仔细读我的著作的话，可以发现我引述的话里面，引子平引最多，而最重要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个命题最早是子平提出来的，子平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的哈姆雷特，中国的堂吉诃德，这个启发了我。可以说我的那本书完全是在子平的启发下写出来的，而这部著作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另一个是我编的《广告文学史》所使用的那种叙述方式和结构，也受子平的启发，他曾经有一个形象地比喻，他说我不一定要从头到尾的叙述，可以像火车一样，有不同地出口，这个对我启发很大。我在主编这个文学史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读者不一定读我们的书从头读到尾，而是中间可以停下，再进去看看，就进入了现代历史，这种结构方式，都受到了子平直接的影响。这并不只是存在在我和子平之间，实际也同样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学人之间，这样的交互支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学术关系，在今天是十分难得的。
子平还同时谈到了利益话题，也引起我更强烈的共鸣。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时代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同时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我们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我们密切地联系这个时代，同时又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因此我们既存在在这时代里头，同时又总能感觉这个时代的黑暗。用我的话来说，我们和我们时代的关系是既在又不在。
我认为子平这个论述，很好地概括我们这些人和80年代、90年代的关系，我们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也像前面我所讲到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几乎是如鱼得水，这确实有道理，但不全是。这涉及到对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代的认识。我们不赞成过分地把这个时代理想化，那个时代既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一面，也有压制思想和言论的一面，这是两种力量互相搏斗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又接连不断地出现批判运动，这两者时起时伏相互博弈交错。我们在思想解放的互换下，迎风而上的时候，背后又经常追诉着大批判的阴影。
为什么要写《三人谈》？为什么要提出二级中国文学的概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此之前，现在的学术界有一个对五四领导权问题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具体内容我们就不说了。面对这样一个批判，我们就觉得这个被批判者不够聪明，他直接谈五四领导权这个就太尖锐了，我们是不可以绕过五四领导权，我们把历史叙述延伸到晚清，把这个消减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批判中感觉到我们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是依附于政治史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当然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研究摆脱政治史研究。我们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后来我们也自然的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时刻，我们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我们的保护，王瑶先生是不同意我们的二级中国文学概念的。他要我们强调五四的态度性，但是王瑶先生也写了文章要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但是王瑶先生他明确告诉我们，我写这个文章是对着你们的，但是我绝不点你们的名。他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保护着我们。所以这代人的学术，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矛盾性，存在于潮流之中，甚至是引领潮流的，但同时又是不合时宜的，反叛的。因此，我们在考察这一代的学术的时候，既要看到他们曾经引领潮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批判面。子平在80年代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深刻地片面性”，一句是“创新的狗追着我们，连撒泡尿的功夫都没有了”。这两句话，前者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学术辩论。而后者是什么呢？是创新成为时髦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警惕，有一种自嘲，这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一种抑制性。因此，这一代人在那个时候的心情，既有舒畅尽兴的一面，同时也时刻蕴含着忧虑。
我们当时谈“二次中国文学”，我们用悲凉两字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但为什么我们要用悲凉这两个字，子平认为除了学术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当时怀有焦虑的忧患意识，有一种孑然一身，内心悲凉的感觉。我觉得子平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表现了我们当时心情的复杂性。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融入这个时代潮流，又保持一个距离，这就从根本上，保护了我们学术的独立性。因此，到90年代以后，我们由学术中心位置逐渐边缘化，一方面依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一方面又因为边缘化就看到子平所说的身处中心无法看到的问题，对文学思想、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发展，而且更加自觉地追求学术的独立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多年后子平从国外回来，就发现当年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变了。但是他说，好在我们这几个人没变，这是最感欣慰的。但我们自己也确实感觉到孤独和孤立，现在我们老了，能够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历史经验的教训的总结，今天的四人谈，从“我当年”开始就有一点总结的意思，我想总结为两条，也是我今天发言的重点，就是要保证个人与整个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一是思想自由，二是学术独立。
赵园：本来今天是个对话会，理想的状态是促膝长谈，营造出一个对话的氛围，但因为我被一些琐事所困扰，情绪上焦头烂额的，所以我不太敢脱离原来准备的提纲随便讲，我怕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所以我还是按照我原来准备的内容讲。
前不久，作协系统为上海的两个文学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开了一个会，还邀请了黄子平参加。会后有两个上海的朋友到我那去，说“当时80年代南吴北黄”，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说法，他们说现在有了，那就是南边吴亮，北边黄子平。当然并没有所谓领军人物这一说，但我想同时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会感受到他们这两个人的压力，他们二人的风格其实是差异比较大的，吴亮是个辩才。而黄子平很机智，他的文章处处讥讽，这个感觉跟钱理群也相去不远，我们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
后来吴亮转场，跟画家打交道，甚至还自己创作小说，而黄子平，则在当代文学评论这个领域坚守。当然这个选择的得失是不宜衡量的，可能各有得失，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在修辞方面都非常讲究，大家因为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进入80年代之后，摆脱了一套五六十年代的修辞之难，我后来在我的老师辈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50到70年代的那种修辞方式，那种套路，而打破这种套路，是一种困难的努力。这一点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
黄子平的30年集，题目是《远去的文学时代》，而我的同事樊骏先生，他的纪念集叫《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据说这个题目，好像在文学所还有一点争议。我们都不能说自己能够代表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但是那个文学时代的的确确在远去，而我们确实是不断地在告别。现在像我和钱理群大概还在告别我们的过往，我确实觉得我自己生命史的一个时期结束了，我像它挥别。而钱理群好像也是这种状态，某一种气象和境界已经远去，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我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复制，那就过于自恋了，哪一个时代都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和学术，过往就是过往。
黄先生在电话里提醒我，说明年他们要搞纪念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他认为不要过于怀旧，我也同意，但是80年代确有可怀之旧，这个也是不要讳言，那一代的人文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这个钱理群已经说了很多，我不再重复。这就包括当时的学科之间感受不到壁垒，比如研究现代和当代学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甚至有时候和创作界接触，大家有一种同志之感，不觉得你是这个专业，我是那个专业，就有隔阂。
我怎么说呢？确实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好多东西已经过去。子平说自己喜欢阅读，而害怕写作，但他的著述事实上也很客观，只不过鸿篇巨著比较少而已。他擅长写一些很精悍的短文，写短文何尝容易？我有时候就要求我的研究生，你要写浓缩凝练的短文，《易经》中重要的文字是非常难写的，这也是年轻学术训练的一个必须的方向。在我看来害怕写作是出于对写作这种活动的一种矜重，矜是矜持的矜，重是重视的重，古人常常会用这样的表述。
当然，还有对于修辞的苛求，有所谓的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我觉得子平或许是介于其间的，有随性的写作和职业化的写作，我觉得他也像是介入其间，就是有时候文章中有闲笔，也有所谓的易笔，草草的易笔，并不正襟危坐。这样的写作姿态，现在也不是很合时宜，你比如用这样精悍的短文，你立项申请经费，在大陆现在的科研评估的体制下，你敢这样选择吗？你敢冒险，没有经费、不立项，也不纳入某种评估，你怎么在单位立足？所以一个文学时代确实已经远去，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子平确实有一个成体系的著作，比如《革命·历史·小说》，但是仍然不是现在大家习惯的那种学术著作，也仍然是有简笔、易笔当道的，就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著仍然是保持距离的。但我也感觉到年轻人的选择很困难，所以我不必这么说，我并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环境，你们有自己面对的那个难题，对于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不苛求，而且也不拿我作为尺度。
黄子平虽然以“深刻地片面”引发过讨论，董秀玉先生会很了解，他这篇《深刻的片面》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很有意思。但是他自己并不刻意地剑走偏锋，有意的立意。他敏锐犀利，见他人所未见，道别人所不能道而已，所以他选择写的也是唯他的敏感和犀利才能选择和注意到的。至于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点？比如也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利器”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一时很难回答，其实有些点是需要这个学人，他的整个的人生阅历，他背后的整个的个人历史，才能够解释的，几乎难以寻觅，也不太可能复盘，所以我没有系统地学术自述的计划，因为我觉得很难，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点，我想黄子平的问题，可能也是这样，很难解释，但是唯有他能够敏感地察觉到这个点。经由他自述性质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对理论的兴趣，另外他做的又不是一种炫技的那种批评，我所谓炫技的批评，就是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当成某一种理论的展示。这种情况很多，我不是太欣赏，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现在已经说的很热了，他的文字是有温度的，不止有温度，而且有性情，还有口吻，你甚至可以听到他带有广东味的普通话。就是他有他的口吻和强调，现在有多少评论文章是这样的呢？很多都是震慑化的，你在文章中看不出作者其人。
现在这种制作学术的技术，正在强悍学术，确实让我感觉到很忧虑，我视其为一种危机。怎么办呢？我还想不出办法来，那些东西没有主体投入，没有主体沉浸，甚至是没有感动，也没有真正的愤怒等等，这种职业化的文学批评也成为一种风尚，到处都可见，那么这种生产的机制，造成了没有个性和姓名的学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本应当和文学一样，让人可以感到他的生命。另外黄子平有一本书叫做《边缘阅读》，他对他所谓的边缘有一个界定，可在我看来，这个边缘也有空间的意义，比如是那种中心文学家族的边缘，既是引用来者，或者是自居于香港文化界的边缘，又是以身在香港处在大陆，文学场域的边缘，几重意义上的边缘吧。这个边缘的位置，或许可以部分的解释他的选择，比如他看取对象的方式等等。
最后我说一说我和子平，黄子平和我在文字之间的关系，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是请子平写的小引，他比我小三四岁，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是风气，但是在那个时期学生为老师写序言，年轻者为年长者写序言，并不令人吃惊，当时就请他写，他写的其中有些意思，比如主体对于对象层层叠叠的投射，对于解释我后来的士大夫研究也是适用的，后来又有他为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的书评。
对于他对我的当代史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我真是感激莫名，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展开了。我想朋友之间也不过如此了吧，我们都是老友，从去年到今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个人有一些困境，我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感受到老友的这个老的甘醇，我很难表达我的感激，有的事情一说便俗，说的多了就更俗了，所以说到这，不继续说。有句话叫江流石不转，因为这个社会这几十年变化太多、太大，很多东西都难以停留在那个地方，但是总有一些石头是不会随着流水而转的，刚才这个意思，子平和老钱都说到了，我也不再重复。我觉得这些不转的不变的东西，弥足珍贵。我活到这把年纪，回头来想想还是很幸运的，其中我感觉幸运的就有，我有这么一些朋友，也可以用我自己的一篇随笔的题目《铁哥们儿》表现在需要和帮助的时候，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你可以对你的哪个朋友指手划脚，甚至像我对老钱可以直言无讳的批评，我不担心老钱会记恨，或者是让我感到我们的关系受了影响了，这些多么难，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回头想想，我还是很幸运的，其中就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一点。
赵园：当代文学批评必须直面现实问题
李浴洋：我想问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从上大学到现在都一直在自己学术的领域内，所以我想请教几位老师，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可以使得你们能够不断地对这个经历保持不懈的追求？
钱理群：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说起，但是我想到一个，实际上因为我刚从贵州来，我在贵州待了一个多月。你们要真想了解我，最好到贵州去，你不去贵州，可能对我今天的选择就不是太能理解。实际上我的学术怎么说呢？其实准备时间相当长，我在这里可能跟他们几位还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我从1962年的1月1日的第一个早晨就开始在写读书研究笔记，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就是在贵州开始的。
这里顺便讲一个故事，我21岁就分配到贵州，在贵州教书。我一上讲台就看见前面放着一个骷髅头的标本，把我吓了一跳，我就觉得教书不行，我想回来，想读研究生。但是当时领导对我说，你这种学生还想当研究生？你老老实实在这儿接受改造吧。所以当时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惑，人生选择的困惑。
后来我就想到了“狡兔三窟”这个成语，我就想到人应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只要现实条件具备了你就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就是暂时没有条件，可能要等很长时间，做很长时间准备才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叫理想目标。所以当时我分析我的情况，毕竟有一个讲台，我可以在讲台上发挥我自己，所以我就决心我的第一限度就要做这个学校最好的教师。第二个目标，我真的放不下鲁迅，我就想做鲁迅研究。而且当时就一个想法，有一个梦想，我总有一天上北大讲台讲鲁迅，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方面就干脆搬到学校中，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读鲁迅著作，所以我很快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后来在文革当中我就是成了那个地区相当一部分青年的好朋友和老师。但同时我在做学术研究的准备，在等待，但这个等待的时间相当漫长，整整等了18年，也就是说准备了18年，才得到机会考研究生，然后我就考上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我在18年前，1978年，也就是我大体上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做研究的目的，到八十年代才有条件实现。所以说老实话我自己就成了一个学术人，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学术，除了学术我确实对其他事业不关心。因此，我真的我也搞不清楚怎么解释，我有说不完的学术课题，完整学术课题马上第二课题来了，我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我这样也是有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学术存在，这既是特点，但同时问题也很大，我完全不懂生活，基本的甚至都不懂，不仅是不懂，而且是不感兴趣。所以我这个人实在是……平常我不太愿意讲，因为我觉得我太特别。但是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只有一个解释，我天生是搞学术的，学术就是我的生命，所以我就可以不断地写。
赵园：我在八十年代溺出我的专业范围写过一些类似影评的东西，当时正是第五代导演出来，所以参加电影节活动，成为我专业以外的活动，我甚至邀请了很一些朋友去看片子，不过他们后来纷纷逃离，最后就剩我和老伴。我算了算，我可能写了有11篇，其实就是观后感而已，因为对电影语言是不熟悉的，后来我看有一句话说“你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我想是对我是很受用的，但你看鲁迅做了多少事，傅斯年做了多少事。然后我就收回来，就不再参加电影节活动，也不再写观后感。还写过一篇关于知青文学和知青电影的论文。
另外，《地之子》和《城与人》其实都是以当代文学作为评论的主要对象的，就到知青文学为止，再往下我觉得已经不太可能做，比如这一代，无论是文学方式还是个人的经验背景。所以之后我就转向写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感觉当代文学批评是非常难处理的，它必须直接面对现实的问题。我很佩服子平的有一点，他有一种处理微妙问题的能力。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你也绝不说假话，那怎么样用修辞的手段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不认为我自己有这种能力，我可能会触犯某些禁忌。当代文学事实上是绕不开政治的，也包括人情，你和这个作家是朋友，你要写关于他的评论，你都能如实的说吗？你都能把你对他的看法，对他作品的看法如实的表述出来吗？很难，我自己也会觉得抹不开面子，那么你怎么表述，这是个修辞技巧的问题，我认为子平的修辞技巧比我丰富的多。我们说修辞，说说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我后来之所以不搞当代文学评论，也是为了避开有些很难处理的议题。
本文节选整理自活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录音稿活动时间：2019年10月27日活动嘉宾：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对谈主持：李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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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君 赞了这篇日记 2024-05-24 16: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