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的灵知主义批判（一）、从哲学到灵知主义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笔记

一、灵知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观点是什么？

灵知主义最初起源于生活现实的混乱，几场大规模的征服和融合摧毁了人们稳固的心灵，例如，古代希腊城邦在马其顿东征之后丧失了政治独立性，与苏格拉底的时代相比，新时代的思想者发现自己无法把握这个世代的思想。在沃格林眼里，早期希腊城邦有一种精神上的历史延续性，公民可以感受和把握自己和上溯至荷马时代甚至神话时代的祖先之间的联系，但是第一个大帝国（亚历山大）摧毁了他们的“常识”。

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受到世界的动荡、思想的混乱、精神和物质的不安。由制度、文明和种族凝聚力的崩溃所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召唤人们做出各种努力，重新理解在一个既定处境中的人生意义。”（18）其中最宏大最影响深远的是灵知主义。

灵知主义的核心是：我迷失在“世界”这个“异乡”，我必须找到重返“家园”的道路。这个世界是个监狱，它的秩序破碎了。

即然要重返家园，逃离世界，那么就必须依靠某个秩序手段来计划逃离。古代灵知主义往往依靠一个陌生的、隐蔽的神，祂将指引信徒逃离这个世界的恶神（恶神可以是雅威，可以是宙斯）。而在现代，灵知主义依靠“假定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或者“假定自然的物质辩证”（马克思，私有财产-异化-类本质），或者假定“自然的意志”（尼采-超人-权力意志）。

在这个逃跑计划里，灵知主义者要“亲自”逃离（沃格林用“拯救”一词，逃离可能更好理解），方式便是：“消解此世属灵魂的世俗律法，聚集并解放灵的能量。”因为在他们看来，灵魂的存在使得人隶属于这个世界的秩序（世俗律法），只有“灵能”可以使人摆脱律法控制。于是就诞生了一些神秘修行、巫术、纵欲和禁欲主义等，它们的目标都是：摧毁旧世界，进入新世界。逃离/拯救的工具就是灵知——知识本身。

人之所以陷入这个混乱的世界，是因为“无知”。所以灵魂可以借助对自身生命的真知来逃离这个世界，知识就是“灵性”的拯救。

然而问题来了，用知识来拯救自己，来逃离这个世界，本身很诱惑人，但是这种借助知识逃离的愿景并不能改变现实，不可能真的摧毁这个破世界，只是让它更混乱了。只有基督教这种“爱的运动”可以暂时恢复古代世界混乱的秩序。

二、哲人与灵知主义者的对比

在精神混乱的年代，古希腊的思想者们构想着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为城邦公民重建一个灵魂与社会正义秩序的范型。政治哲学并不远离日常生活，并不远离常识，哲学家并不与普通人疏离，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同胞会提出的问题。

然而，哲人们的提问行为会导致冲突，随之导致分裂。哲人想要通过科学分析来超越不同“意见”，直达真理，这种情况下，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见解就显得水平低得多了，因为它们只是一些“假设”。政治哲学分析的目标是认识存在的秩序、结构、人的本性以及人在存在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一种“关乎秩序”的科学，哲人们试图寻找世间存在背后的超越性存在。哲学（Philo-sophia）是对智慧的热爱，是对善与美的爱欲。对哲人来说，真正的知识只属于神，人只是不断求索的“爱知者”。他们对哲学的热爱就是对现实存在本身的热爱，以及对探究存在背后永恒大秩序的持久热爱。

沃格林认为，只有在分析问题时将整全的存在之秩序和这种秩序的起源纳入考虑范围，分析才可能成功。在伯里克利的政治成功被人们颂扬的时候，柏拉图却指出他的政策会导致道德堕落。（想到德普勒迪斯Agostino Depretis的例子，暂时的蛊惑人心稳定了19世纪末的意大利政局，然而他政策下权术的败坏，其恶劣影响一直延续了将近一百年）在这个维度下，沃格林将哲人的分析活动视为对现实的“疗愈”。

然而，一旦社会对“哲学提问”展开无形的压迫，无形地禁止以上所述的政治哲学之时，“理性就丧失了治疗灵性混乱的能力”。这种现象沃格林称之为“禁止提问”（prohibiion of questioning）。

“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意见是经不起严格分析的，并且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何以经不起严格分析的，因此，为了教义的缘故，他们禁止人们去检验他们的前提。这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立场，这种精心谋划的对理性的阻挠，就构成了这种禁止提问的新现象。”（27）

在沃格林看来，每个人都喜欢叨叨这个时代的精神如何混乱，但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自身生命之中克服这种精神危机的手段，每个人都有责任去避免这种愚昧，“让自己生活在秩序之中”。

三、沃格林对马克思“灵知主义”的批判

沃格林针对上文所言的现代灵知主义做了三次批判，分别针对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在这里拣选马克思一节。（没系统学习过黑格尔和尼采对思想，暂时搁下）

沃格林视马克思为“思辨的灵知主义者”，并认为其观点表现出强烈的“禁止提问”特点。《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对概念，认为异化是对人的类本质（劳动改变世界）的偏离，在这里，马克思没有从唯心地探究“个人是什么”，而是认为人是“直接产生于自然的自然存在物”，类本质也是自然发展过程中自然发生的责任，世界的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沃格林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要切断“存在过程”与“超验存在”之间的联系，“让人创造自身”。马克思语境里的自然包含一切。

这个时候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什么是类本质？在我们的常识中，这种存在状态无法想象，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矛盾，人无法想象如何在一开始就“自发存在”。而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不要思考这个问题，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在抽象了，你把人抽离出自然了。

也就是说，马克思无法回应“如果自然而然的存在”不存在的情况，只能越过一层来表示提问者在“抽象”，而原本提问者的问题基于常识。这就是沃格林眼中马克思的“禁止提问”。他退出论辩，切除掉问题，以保障自己的构想受干扰。

沃格林的阐释是把马克思的思辨前提推回唯心主义，在他的阐释里，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实践分离了，共产主义成为“弥赛亚”，马克思主义成为世俗末世论（没有彼岸世界）的野心。

四、灵知主义者的“疯狂”与“憎恨”

灵知主义者的行动乃是思想骗局，它分为三个阶段：

1. 在骗局本身上自欺。当原创性的思想者的思辨在文化上退化成群众运动的教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自欺。

2. 认识骗局后试图主宰骗局。思想者意识到自己的思辨不是真理，但是仍然坚持传播自己的论证。

3. 骗局的最深处：“背叛上帝”。认识到这一动机之后，欺骗行为成了邪恶的谎言。

灵知主义者想通过思辨来确立生存的“独立性”。以普罗米修斯神话为例，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泰坦“发了不小的疯”（nosos），这是对神灵的憎恨，被自身的情感支配。埃斯库罗斯想将普罗米修斯对神的憎恨描绘成疯狂，而马克思将其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最终失败，而相反的局面——叛逆者的胜利并不存在于古典时代，而是萌生于灵知主义。到了罗马时代，普罗米修斯、该隐、夏娃、蛇才成了反抗专制的象征。

也就是说，在灵知主义者看来，“哲学”不再是对存在的热爱，而是人逃离世界的拯救工具。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真理从“爱智”（philosophia）变成“真知”（gnosis），从哲学变成灵知。

“哲学发端于对存在之爱，它是人怀着热爱之情去努力发现存在之秩序，并让自己与存在之秩序协调。灵知是想要主宰存在，为了控制存在，灵知主义者构建了他的体系。构建体系乃是灵知主义者的思考形式，而不是哲学的思考形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