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罗尔斯关于民族国家的不幸观点

❦文：大卫·戈登（David Gordon)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著作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本书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差异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必须满足两个条件：(a) 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b)符合地位最不利的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更确切地说，正是该原则的第二部分引起了争议。这就是说，不平等安排仅在有助于最不富裕的人群时才是被允许的。

罗尔斯以这种方式为 “差异原则”辩护。相较于那些缺乏天赋或更少机会的人，人们不该从他们出众的才能或社会机会中受益。为什么勒布朗·詹姆斯天生的篮球天赋，应该让他比那些下了同等苦功却无他那种天赋的球员挣更多的钱呢？詹姆斯是幸运的，因为他很有天赋，而罗尔斯坚持认为，运气不应该决定社会中商品的分配，相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该在有利于特定社会中最不富裕阶层的那种程度上，才是被允许的。

罗尔斯在这里谈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它们被视为各个独立的社会。这难道不会给他的理论带来问题吗？为什么罗尔斯把差别原则限制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最不富裕的阶层？为什么他不把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最不富裕的阶层呢？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繁荣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也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人富裕得多。生在美国，而不是生在一个穷国，不也是一种运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运气论难道就不要求我们把差异原则扩展到全世界吗？

罗尔斯反对这种扩展。他在《万民法》中指出，正义的范围仅限于各个独立的社会。他认为，各国对较不富裕国家的人道主义义务有限；那些生在富国的幸运儿，不必与其他国家的人分享他们的成果。为什么不呢？他的限制是武断的吗？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发表过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全球正义的问题》，替罗尔斯将差异原则限制在民族国家社会中的做法辩护。这篇文章带来了一个有价值但无意图的后果。它清楚地表明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整个基础建立在毫无根据的前提之上。

内格尔列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差异原则的基本理由（对此他将予以反驳）：“生在一个穷国而不是富国的偶然事件，和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而不是富裕家庭的偶然事件一样，作为一个人命运的决定因素，同为武断。”

为了反驳了这一基本理由，纳格尔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既然人们已经超越了绝对贫困水平，那为什么不平等就必须强求进行再分配呢？即使你不值得从你的卓越才能中获益，他人也不能因这一事实本身而有权主张从这些才能中获益。自由至上论者会点头赞成；但内格尔现在采取了罗尔斯式的步骤。某些群体的成员有时对彼此的义务比他们对陌生人的义务更为严格。你对你父母的义务要多于你对一个与你毫无血缘关系的邻居的义务。

以类似的方式，纳格尔说，一个国家的公民被捆绑在一起。他们有义务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也有责任制定这些法律。在卢梭式语言中，它们构成了“公意”。太多不平等干扰了这些共同的纽带；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同胞负有平等的义务。我们不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负有这些义务，因为我们不以同样的方式约束他们。在这种观点看来，正义不是世界上任何人都应享有的一种“世界性”美德；它是一种“政治”美德，只适用于那些从属于共同主权的人。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一点在于，罗尔斯认为，反对任意不平等的道德原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相反，在他的理论中，反对任意的不平等之所以有立足之地，不过是因为社会的情境。反对意见是，我们应该是（造成了这种武断的不平等的）强制性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集体企业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我们都是公意的参与者。一个主权国家不仅仅是一家互利的合作企业。”

人们如果像罗尔斯和内格尔所建议的那样彼此束缚，那么对自己同胞的义务很可能强于对别人的义务。但这个论证中仍有一个缺陷。内格尔没证明人们有理由建立他所描述的那种强制性企业。事实上，从自由至上论者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走得更远。那些希望把自己建为紧密合一的社会团体的人们，无权强迫那些不愿意参与他们（集体）企业的人；他们也无权阻止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出去。

如果把这个限制记在心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没有什么害处了。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人们希望建立某种平等主义的制度，他们大可以自由（自愿）地去这样做。那又能怎样呢？

内格尔没看清这一明显论点，因为他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主权国家是人们摆脱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式战争的唯一方法，他还认为，现代民主国家是主权国家的最佳类型。但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观点呢？难道人们就不能建立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或依靠私营安保机构来确保社会和平吗？如果不能，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