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刑事律师，能把10岁孩子从父母手里抢走，是我职业生涯的胜利 | 罪行22

2018年，律师刘焱遇到个10岁男孩，他的父亲赌博、母亲吸毒，两人把男孩打成骨裂，边吸大麻边商量卖掉他。

为了帮小男孩逃离这个家庭，刘焱接手了这个镇上第一起剥夺监护权案例，然而却被镇上所有人谴责“不明事理”……

最后官司打赢了，孩子也去到了新的领养家庭，结果他第一天就给刘焱打电话说自己想死，因为“从来没想到别人家会这么好”。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有人说，在美国管理最严苛的一直是宗教学校，其次就是精英化的私立学院。

有这样一所私立学校，以高升学率和严格管理而闻名，所有学生循规蹈矩，直到有一天，一个打破规则的老师出现了。

他带着学生读诗歌解析，读完后说：以上都是狗屁，来，让我们一起撕掉它。翻到新的一页。

这个情节来自电影《死亡诗社》，这个老师后来被同事讨厌，被校领导驱赶。可学生们记住了他带来的一切。

无论什么时间和地点，打破规则的人总是令“传统”恐惧和厌恶。

今天的故事里，律师刘焱成了那个“讨厌的人”。

当他开车从一所村庄离开时，村民踢他的车，向他吐口水。

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顾家长的反对，向他无声地挥着手。

2018年9月，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3位“天然的冤家”：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一位律师。

办公室里的气氛诡异，每个人都在尽量保持距离。这几人平时只在法庭上碰面，交流都是唇枪舌剑，就算偶尔路上遇见，也只是挤给对方一个职业假笑。

现在也是如此，其中最用力假笑的那个，是我自己。

我实在不喜欢他们。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曾想把我赶出法庭的法官。坐在右边的那位检察官，几次和我在法庭上交锋，反复标榜自己是名校毕业，我还以为他是在相亲。

而这两位肯定也不喜欢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却又爱搞事的律师”。多少次开庭，我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公诉人和法官。

我们这三个职业，向来是打擂台的对象，在法庭上互相牵制，甚至有时会为了案件吵架。不过我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但这次，一桩特殊案件将我们凑在一起。3个人不对抗，不交锋，没有半句争执。

他俩喜欢吸烟，而我闻不得烟味，见我来了，他们立即把烟掐掉。但我主动凑过身，替他们把烟点上，说没有关系，我不讨厌。

房间烟雾缭绕，大家忧心忡忡，所有心思都在一个10岁的小男孩身上。

我们反复讨论几个钟头，最终离开了那间小屋，开始分头行动——如果我们再不努力推进案情，小男孩很可能要永远陷入一个“50平米的地狱”。

我是第一个介入此事的人。当时居委会寄给我一份委托，要求我用法律手段，去营救一个被虐待的男孩。居委会最后一句话是：“为了这个孩子，你能告谁就告谁。”

我原以为事情很简单，毕竟事关虐童肯定一呼百应。但我没想到的是，几乎当地所有人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反倒是平时的几个冤家站出来，要和我一起顶住压力。

事件的开端是在半年前，那时我刚收到居委会委托，开车抵达了男孩所在的小镇。

与其说这里是镇子，倒不如说是个小村庄，有大片的稻田，也有开发好了的房地产，城乡建设交杂，似乎什么都在改变。

我来到男孩家门口，停下脚步。我需要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

根据居委会提供的线索，走进这间50平米的小房间之前，我能想象自己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遍体鳞伤，眼神惶恐，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我想最惨大概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推开房门的第一眼，就让我的头皮瞬间发麻。

推开门，先是花露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另一种无法言说的怪味。我深吸一口气，忍不住咳嗽。

面前是破旧的沙发，上面躺着一位30多岁的女子，赤裸身体，只有额头上盖了块毛巾，正在胡言乱语。

旁边的小男孩很奇怪，他异常干瘦，像被上了齿轮一样，机械地帮裸体女人擦洗身子。

见我们来了，男孩才反应过来，给女人盖上毯子，不紧不慢地搓洗毛巾：“妈妈刚才神志不清，说自己在火焰山。”

女人还在傻笑，一个翻身又将毯子撇开，骷髅般的身子再次露出来。男孩想用手去捂，却又不好意思碰到，站在那里干着急。

这般景象并没有让我震惊，见多了吸毒鬼，这不算什么。让我的胃翻江倒海的是，男孩那些稚嫩的举动。他一直在为母亲擦洗身子，打扫家里的垃圾，遮掩这个家不光彩的一面。

我感觉到，这个幼小的生命努力想撑起一片天。

我立即冲过去，将男孩抱紧，跑出了房间。

门口的空气好多了，我不忍再回头看，墙上到处是被砸的印迹，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吸毒用的锡纸和胶管，垃圾堆得老高，蚊虫乱飞乱撞。

狼藉之中，唯一看着舒服的，是小男孩的数学课本。书皮封面被精心包好，上面是一家三口在笑着仰望星空。

打开书，里面的字迹虽然歪歪斜斜，却很干净，尤其是老师给的那一道道红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男孩的成绩有多好。

书的第一页还写下了男孩的名字：XX飞。

我第一次把课本看得如此仔细，只因在这房间，除了这本课本，我再找不出任何正常的事物。飞飞走了过来，将书本紧紧抱在胸口，他的母亲还在不停地翻滚。

居委会的人马上报了警，“我们以前只当这个女人遗弃虐待小孩，没想到她还吸毒，难怪经常丢小孩一个人在家，十天半个月都不管小孩死活。”

我问飞飞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飞飞一脸茫然，“妈说孝顺的孩子都这样。”

我让他过去替妈妈把衣服穿上，说警察就快来了。

只见这个男孩紧紧握住女人的手，“警察会抓走我妈妈吗？我早就想找警察叔叔，但怕妈妈会被抓去枪毙。”

我告诉他，等下来的不只是警车，还有救护车，警察可能会把妈妈带走一段时间，但一定是为了她好。

此时外面围了不少邻居，纷纷议论，他们有的手里拿了几个鸡蛋，有的端了一碗米饭，直说小孩可怜：“以后尽管来找我们，只要能帮的我们都会帮！”

其中更热心的几个，甚至还给我递来一瓶水，囔囔着要我教训小孩的母亲。我那时当真以为，自己身边都是好心人，飞飞肯定有救了。

在众人的视线里，飞飞的妈妈被抬走了。飞飞没有跟着走，说自己害怕走去外面，“怕被人撞见妈妈被抬了出去。”他一直踮起脚尖望向窗外，过了一分钟，他才朝着外面喊：“妈妈，你要听医生和警察的话。”

此时他的眼里还满怀期盼，试图以自己最大努力劝那个女人回头。但围观的人群并未散去，乌泱泱的，仿佛透不进一点光。

我把飞飞带到了居委会，准备在那书写起诉他父母的材料，强制对方完成抚养义务。

没想到，飞飞一进居委会大门，就突然抄起扫把，马上开始打扫房间。

我让他不要管那些，去洗把脸。他像得到命令似的冲向洗手间，把水拍在自己脸上。我喊他坐下，他便正襟危坐。只有问到他有什么打算时，他才四处看了看，显得很惊惶。

接下来，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和飞飞的口述，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个男孩的过去。

飞飞曾经有个美满的家庭。但他爸在生意最红火时，莫名染上了赌博、养小姐，把家产通通败光，还性情大变，常常对家人动手。这直接导致飞飞妈妈心理不平衡，放浪形骸泡在酒吧，染上了毒品。

只有飞飞还在每天等爸妈回家，经常通宵亮着灯，直到有天灯全灭了。10岁的小孩夜里四处摸索，发现是电费没人交，掉闸了。

他的日子越来越糟糕，先是无米无炊，再是妈妈吸毒的事儿被传开。乡亲们虽然同情，却不许自己的小孩靠近他，怕被染上怪病，怕会带坏。

飞飞对此很不解，问我：“明明我也是被大人生出来的孩子。”我无法回答。

过了一会儿，飞飞小声问我能不能替他保守秘密，不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同学。他说自己过去一直在隐瞒：“我说我家是个很大的房子，里面住着爱我的爸爸妈妈。”但实际上，他每次只要接近那个50平米的小房子，都得蹲在门口缓好一阵才敢走进去。

“我是骗人了。但我觉得，要是爸爸妈妈爱我有多好，可为什么偏偏不呢？”

我站在飞飞面前，打定主意要给他一次重新生活的机会。原本居委会交给我的工作，只是想让我帮着准备材料递交给法院，强制飞飞父母尽到抚养义务。

但现在看来，我要再往前一步，多做一点——通过合法途径，撤销不负责父母的监护权，为飞飞找到合适的人家，让他以后能在一个亮堂的家里打开书本。

两周后，有这个想法的人又多了一个。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电话给我，“不是公事，是绝对的私事，我是第一次希望你们律师多弄点事情出来，而且要做得很好。”

说来很惭愧，这位民警平时也不怎么喜欢我。我不像大部分律师一样，平时会注意人脉。我每次都要事先和当事人说，公安局的谁讨厌我，我顶撞过法院的哪个法官，让他们考虑清楚，我是一个没人缘而且有点儿认死理的律师。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我认死理，这位民警才会特意来联系我。

民警告诉我，飞飞妈妈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已经算是没脸没皮了，甚至当场脱衣要性贿赂我们，说小孩只是她的一个工具”，她还几次称亲生儿子为“小奴才”。

他们决定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同时他个人怀疑这女人有仇视男人的极端心理。

飞飞得知母亲管自己叫“小奴才”，一直抱着自己的书本哭，“妈妈为什么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飞飞的叔叔和姨妈愿意接他过去暂住。我和他们碰过面，看着很和善，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会轮流照顾飞飞的生活起居。

两个月后，我正在准备案件的材料时，孩子父亲却突然出现了。

飞飞父亲主动回到家里，还带了一个高级蛋糕，当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面对儿子又亲又抱，说自己从现在开始浪子回头，要担负起家庭责任。

没过多久，飞飞妈妈从派出所出来了，偶尔会住在家里。

而原本收留飞飞的叔叔姨妈，一看他的父亲出现，马上就放心了。他们觉得只要是父母，不管之前有多大的过错，都能过去了，还专门电话告诉我：“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父母，打在你们身上，疼在我们心里。没有隔夜仇。”

按理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结局，只是我有点不踏实，就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民警说了情况。他思考几秒后，回复我：“反正我们不能放弃观察，好坏得先看看。”

这话让我感觉很温暖。他的意思是要等到飞飞成年才放手，我们几个真心希望这孩子能健康成长。

几天后，我主动去了一趟飞飞家里，想确认最近的情况。

奇怪的是，敲了几次门都没人应声。我找出飞飞藏在鞋里的钥匙。

打开门，我又一次崩溃了。

房间空无一人，地上遍布血迹。我第一时间寻找飞飞平时寸步不离的书包，居然也不见了。

我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赶忙来到派出所，和那位民警一起查看监控。发现小飞飞在前天晚上独自离开住处，一瘸一拐，嘴巴叼住左手衣袖，书包始终在肩上。

只见他一路上走走停停，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儿，缓缓放下明显受伤的左手。他在药店外徘徊过，在一家服装店前驻足，又蹲下呆呆地看了野猫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消失在河岸边，进入了监控死角。

我们冲出派出所，沿江打听是否有落水儿童的消息，在江边每一座即将拆迁的危房里穿梭，几个小时后，终于在露天的一张沙发上发现熟睡的飞飞。

他被叫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胳膊被爸爸打伤了，翻不了身，全身都麻了。”

我们抱起他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念叨，“我还能翻身吗？”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飞飞的左手肘关节骨裂。派出所当即立案侦查，原来飞飞父亲这次回来心怀不轨，想卖了儿子去投资什么狗屁网络钱包。

为了让老婆同意卖儿子，他还带回了大麻一起吸食。小飞飞在一旁着急地劝说他们，“大家都在为我们这个家付出自己的努力，你们也为家里考虑一下好不。”

两个癫狂的大人听不进小孩的哀求，还怪他领着外人来坏他们的“好事”，揪起他的衣领就往地上摔，做母亲的还往他脸上蹬了一脚，“等我们发财了接你回来。”

飞飞在地上呻吟了好一会，趁他们睡着才咬着牙，起身逃出那个房间，最后被我们找到。

如今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飞飞父亲进行刑事拘留。我不再担心任何舆论压力，带上材料向法院走去，正式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为了解决飞飞的后顾之忧，我先拜访了他的叔叔和姨妈。他俩对我的到来非常热心，泡茶忙个不停，说感谢我不计报酬为了侄子忙前忙后。

当我告诉他们飞飞父亲可能会被抓，要找个靠谱的亲戚收养飞飞时，两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直接把我面前的茶叶倒进垃圾桶。

飞飞的叔叔毫不留情面，“你真有本事，居然敢把我哥送牢里去。”姨妈也是同样的态度，“他家以前有钱的时候我没沾光，麻烦却惹上身了。”

在他们看来，没有动手已经是给我留面子了。两个人连声质问我：“你这是在拆散一个家！你就不怕遭雷劈吗？”

整场谈话过程里，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歪理：自家的骨肉关起门来打死都行。

回到医院，小飞飞躺在病床上，声音微弱：“是不是小孩生下来就欠着大人什么？你们不要救我了，我再把自己塞回去好了。”

我在一旁陷入沉思。原本我还以为，飞飞叔叔愿意帮忙收养，说不定还会帮助飞飞逃离糟糕的原生家庭。

然而事实证明，我低估了根植于这座小村庄之下的“传统思想”。从我决定要为小飞飞换一个家开始，危机就已经埋下了。

很快，到了飞飞出院的日子。我问他除了那两个亲戚，是否还有亲近的人。

飞飞想了好久，才说自己喜欢张婶，一个对小孩很好的女人，“只有她肯抱我，让两个姐姐领我去家里玩，我吃了她家里不少饭，我记得她的好。”

我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张婶很明事理，而且只有两个女儿，或许会考虑收养飞飞。

很快，飞飞领我去了张婶家。她看着果然是一个和善的女人，总是笑脸相迎。

我先东拉西扯，说飞飞母亲同样作为女人，却如此不负责。张婶直叹气，在一旁抚摸着飞飞的头，“孩子确实可怜，摊上那样的父母也没办法，慢慢来吧。”

我试着慢慢放一点口风：“孩子很快就能脱离苦海，他父母监护人的资格会被剥夺，我们想给他找个新家庭。”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张婶听到我这句话，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

她先是质问我：“你应该还没做过父母吧？”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世上哪有不爱孩子的家长，父母走了一段弯路，你们就要搞出动静，让一家人骨肉分离？”她说这番话时，飞飞就站在一旁，受伤那只手上的石膏都没拆掉。

外面围观的邻居逐渐多了起来。我抬高了声音说，“事关小孩生存的大事，在你们看来只是父母走了弯路，当你们老了，醒悟了，不走弯路了，无比慈祥了，所有人都忘了你们以前作过的孽，包括你们自己，却不知孩子已搭进去了自己的一生。”

我认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讲得那么明白，外面的群众肯定会帮我劝劝张婶。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会被这帮当初热心的邻里们群起而攻之。

这边我还在和张婶解释，身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个个指责我这是在“带坏小孩”。

有人在议论，因为飞飞的事儿，镇子里的小孩们都变得奇怪了——最近孩子们在遭受辱骂和毒打时，会回复大人们“你再这样，我就去找律师、报警，让你们在拘留所好好反思自己怎样做合格的父母。”

我身边的指责声越来越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如何做父母。”

还有人在喊“棍棒底下出孝子”。

我很无力，问他们，一代人的命运就靠一根棍棒支撑吗？

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都是这么挨打过来的，小孩不听话，父母责罚一下天经地义。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些当爹娘的都该进牢房了。”

这群人抱团将自己的错一笔带过，根本不管小孩的成长关键节点只有那么短短几年。

我再一次感觉我的后背冒凉风，自从学法以来，我常有这样的感受。一群人突然冲上来，将我身旁的小飞飞强行抱走了。

我声嘶力竭地喊，“还要多少年，你们才能认真地听孩子说话？”

还要多少年，大人才肯承认孩子的内心世界？

刚开始，我蹲在那里，比飞飞更无助。

过了几秒，我猛地站起来，决定就要试试看。

那段时间，飞飞被大人们“保护”了起来，被教育不要轻信外面的人，说我们是闲着没事干。

我还是会时常过去，只是在外面看到很多镇子里的小孩，唯独不见飞飞。

这群孩子一直被家长灌输，律师是来拐卖小孩的概念。但被灌输了以后，还是会有胆大的小孩趁人不注意，跑过来说句悄悄话，告诉我飞飞此刻在谁家。最后还要鼓励我：“我觉得你说的话有点对，律师很帅气哦。”

我问他们是否会跟飞飞一起反抗。他们点头之后又摇头，“我们不怎么敢。我们只能靠父母，不然还能靠谁呢？自己投的胎，没办法的事。”

而飞飞也被亲戚送回了妈妈身边，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我看到，门口风干了好些天的毛巾又湿漉漉的了。

但我们外面的人没有放弃，继续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派出所关押了飞飞的父亲，法院受理了我们的案件。有些事即便不被人理解，也总得有人去做，开好了头也算积功德。

几个月后，我们等来了不大如意的结果——那是一份法院中止审理的民事裁定书。

最根本的原因，是飞飞父亲故意伤害一案还未调查清楚。“因撤销监护权人资格一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中止诉讼。”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飞飞父亲拒不承认自己伤害过自己的儿子，并提出当面对质。

派出所里，他直勾勾地看着飞飞，“这孩子说谎成性，天天骗自己同学。我不过因为他偷了家里的钱数落他几句，他就乱说话。”

飞飞突然崩溃，蹲了下去大声哭泣，“我可以救爸爸出去，但是我没有撒谎，我再也不会骗人了。”

很快，孩子妈妈过来了，意识清楚，一进来就当着我们的面用手指戳小孩的头，“你爸爸哪里打了你，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要说假话害我们，他没有打你。”

飞飞停止了哭声，站起来，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躲到了民警身后，“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争了，我在路上流浪，野狗都不咬我的，他们要冤枉我。”

说着飞飞又哭了出来，非常大声地喊道：“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

最终，这起案件被检察院退了回来，要警方补充侦查。

说实话，我有点心灰意冷。小孩和我非亲非故，大家似乎都明哲保身，我能保证自己能善待自己的孩子就行了。

我会想，自己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但吃饱饭以后，我又陷入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沉思，小孩真的可怜，他身上总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忍着痛拧不干手里的毛巾，羡慕别人桌上的四菜一汤，始终不肯放弃读书。

如果有人拉他们一把，或许真的能改变一些事，总得有个“讨厌的人”出来管闲事。

“那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检察官给我打来了电话，说飞飞的事别放弃，“我们要给类似案件开个好头。”

另外两位法官也把我叫了过去，说是要谈谈案件，他们显得很谨慎，“就当是开个庭前会议，我们得商量嘛。”

事件峰回路转。

从各项证据得出，飞飞父亲绝对触犯了刑法，不过检察院建议将故意伤害罪变更为遗弃罪，他曾将亲生儿子扔往桥底，导致小孩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好几天。

再经法院审理，最终以遗弃罪判处飞飞父亲拘役5个月。

关于撤销其抚养权一案，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请求，不再让飞飞父亲拥有监护权，而是由其母亲单独抚养。

这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各部门会考虑到飞飞母亲是个吸毒人员，要给改过自新的机会，担心剥夺抚养权会影响情绪，实属无奈之举。

那天飞飞告诉我，自己流浪那天，在服装店门口看了一件背心很久。

我同意帮飞飞买，他很开心地说“穿上它，我就是男子汉了。”他看着电视里面男人们穿背心露出肌肉很有力量，自己也想试试。

我给他买了最小的码，他还是太单薄撑不起来，像穿了一件大人的褂子。

其实我知道，他现在是想快快长大。那天从派出所出来，他被父母两个人冤枉撒谎，已经对这个家彻底失去信心。但他也很着急，怕回去会被父母卖掉，他反复说着，甚至是用哀求的口吻：“你们帮帮我，不然我只能靠自己了。”

自从父亲被剥夺抚养权以后，飞飞只能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他母亲再三向居委会保证她不会复吸，会一心一意把孩子带在身边，为此她没少跟居委会和片区民警拿钱，都是以给飞飞改善伙食的名义。我们只能暂且相信她，只希望她能早些悔悟，做好一个母亲。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这女人还是让大家对她彻底失望。

飞飞再次被送到医院，他妈妈逼他去跑腿“带东西”，他不肯，便遭到了毒打。送到医院时，飞飞头上起了很多包，嘴角被撕裂，大腿上被镊子夹得到处是伤口。

我去看望时谈到他妈妈。他将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安静，不要再说了。

他用微弱的气息说了好多话，“大人顶着父母的身份就可以把孩子当泥人捏，有的父母捏的很用心，有的则把泥人揉成一团直接扔了。”

“但我有个问题，小孩要等成年了才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可是还没等到成年，却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怎么办？”

我突然发现，经历了这段时间，他突然变成熟了太多。

我告诉他，居委会接下来要继续起诉他妈妈，“得告诉其他人，不好好珍惜就没机会做父母了。不能任由他们将小孩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父母该被约束了。”

我怕他听不懂，解释道，“要让有资格做父母的人来带小孩，人不能一出生什么都没干就先栽在这么两个只有生殖能力的人手里。”

我毫不隐瞒地跟他讲，“我如此费心的去做一件事，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你一个小孩。还有你在镇子里的那些小伙伴们，也都是遍体鳞伤。”

我曾亲眼见识过，镇子里那些大人们的喜怒无常。有次一个小孩在看热闹，她爸爸刚好买了几坨豆腐，冲上去就往孩子脑袋上砸，砸完了发现豆腐碎了，又揪着小孩的耳朵发脾气，说好好的豆腐让她给糟蹋了，“你自己出钱给我去买。”

去多了镇子，我甚至能总结经验，反正他们打人就是手里抓了什么就用什么，视线内有什么就用什么。但让我真正恐惧的，不在于是不是毒打，而是那种随意向小孩发泄情绪，还理所应当的样子。

飞飞听完我说的话，若有所思。过了几分钟，他点了点头，同意要撤销自己母亲的监护权。“让我先离开这个地方。”

我把飞飞同意撤销母亲监护权的消息告诉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却犯难了，“如果起诉，那我们就得保证飞飞以后的生活，但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不大方便。”

与此同时，飞飞家的亲戚纠结了一些居民，成天去居委会吵闹，扬言下次选举要把干部们换掉，“事到如今，已经不是哪一家的事了，你们休想变天，哪有小孩跟大人说理的，我们自个身上掉下的肉谁都没有资格拿走，就算要割，也该我们自己剁碎了嚼下去。”

为了打消居委会的顾虑，我们当即表态，先由居委会暂为抚养，等时机成熟时，我们再找福利院或者其他合适的人接手。最后我保证：“如果实在没有人，那就我们几个轮流照看小孩。”

任何参与到这起案件的公职部门，都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办。法院更是直接指派了两名很有经验的法官。

我们一致认可多方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不该顾虑太多其他因素，一切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前提。

总算等到要开庭了，我开车去接小飞飞。

来到他家门口时，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在骑小自行车，她妈妈在一旁喊，“你往右骑。”小女孩摇摇晃晃撞上了左边的柱子。那位妈妈冲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让你往右骑，是没带耳朵吗？”小女孩在嘀咕，“我都不知道右边是哪边。”

小飞飞拉着我的手说，“是啊，很多东西都没教会我们。”

那天整个镇子都知道我们要去开庭，有人跑出来踢我的车子，“限你五分钟之内开走，不然我们掀了它。”还有些人真的恨上我了，“都是做父母的，孩子他爸妈要是出来了，看到孩子被抢走了，还是被人用所谓的正规途径抢走的，你说这该多绝望。”

小飞飞坐在车内不说话，我摇下车窗，告诉他，“这些人挺关心你的，也要记得他们的好，只是每个人的见识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以后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就在我启动车子的瞬间，忽然一恍神——后视镜里，有许多小孩正向我无声地挥手。他们沉默地奔跑着，不顾家长的反对，追着车子向我们挥手。

我响了一声很长的鸣笛作为回应，车子飞奔而去，笛声穿透了这个小镇。

开庭前一周，法官听说飞飞也会出席，特意跟我说，要先见一下飞飞。我征求了飞飞的意见，他同意了。法官在办公室看了他一眼，说：“我看到了，我要开会了。”

当我们走到门口，法官又追了上来，抱了一下小男孩，“过几天你再好好说给我们听。”

开庭那天，法官了解了更多飞飞的遭遇，到最后，他只在那里反复询问飞飞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飞飞咬着指甲才说第一句话，“我还能怎么活，就这样到了今天。”

我看见不止一个人的泪水在往下流。但法庭庄严，一时间人们都在忙着假装，假装自己在擤鼻涕，揉眼睛。

最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小飞飞的母亲的监护权最终被法院宣布撤销，指定居委会作为飞飞的监护人。在宣判后，旁听席有人说，“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案件。”

走出法庭后，我们带小飞飞回家。居委会的人早早地帮他把屋子收拾好了，里面残破的家具都换了，摆了一张崭新的小书桌，书桌上放着一个棕色小熊。

回到房间，小飞飞说屋子宽了很多，他心里也空了不少，“我不要去孤儿院，我不想去和别人解释，我有爸爸妈妈的怎么也到了孤儿院，我不想逢人就要讲故事。”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道，“我们之前不愿意托底，不是在嫌弃你，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构，没法给你家庭般的温暖，你不要误会，我们会尽力让你回归家庭的。”

很快就有人联系我们，说愿意收养飞飞。我们问飞飞的意见时，他说当然好，“不过不要再找有女人的家庭了，我实在太累了。”

我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耐心地和他讲，世界上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好坏不能一概而论，也是一种见识。

我指了指身边一位经常为他奔波的居委会大姐，“她也是女人，你是不是很怕她？”

飞飞使劲摇头。

我跟他讲收养是一项很复杂的程序，需要各项资料，健康证明，经济收入，无犯罪记录等，若是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孩其年龄必须相差40周岁。

所以两个不认识的人在一块生活，要考虑方方面面，除却经济条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收养资格的，因为是第二次选择，当然要很慎重——我们想要的，是对方不仅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更知道这份爱意如何持久。

最终我们选择的收养人，是飞飞班主任的大学同学。

我们没有隐瞒她的情况，她是同性恋，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所有申请人里面，她是最合适的。我告诉飞飞这个消息，并且对他说：“我们不会带着偏见去看别人。”

孩子听到这句话，抬头看着我，“他们不是说家庭不好的小孩都有问题吗？不能深交也不能嫁娶。都说要远离，因为家庭不好的人和同性恋都是心理有病的。”

说着他把头低了下去，咬指甲，他默认自己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了。

我举了一个例子，贝多芬出身不好，是残疾人，但他活成了传奇人物，“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有过特殊经历的人。”小飞飞跟我解释，“我不是在说别人，我是在说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让他不要怕，长大以后，什么流言蜚语都能面对了，到时想活成什么样都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

收养飞飞的女士姓朱，几天后，她带着伴侣来接人了。

她们很温柔，一见面便回答了飞飞的问题，“我们经历过不好的童年，受过伤不代表有问题，我们在一起不是心理有缺陷，而是相爱。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排斥女人，会和自己爱的人组成家庭，正面面对，不逃避。”

结果小飞飞进门的第一天就哭了，打电话过来，说自己想死。

我们慌了，问他是不是发现收养人有什么问题，要是哪里不对劲一定要和我们说。

飞飞哭到咳嗽，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没想到别人家会这么好。”

在小飞飞带着哭腔的叙述里，他给我们描绘了自己现在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地板干净得能照出自己的影子，有个房间有很多书，还有一架漂亮的钢琴，阳台上面各种好看的花，家里的大人没有一句抱怨，不会把脾气发在小孩身上。”

最后他的那句话充满遗憾：“为什么我家里却是那个样子，我还在那里躺了几年。”

飞飞真正的意思是，他见过了真正幸福的模样后，反而无法接受曾经的自己。

有天晚上，朱女士在浴室洗澡，推开门发现小飞飞拿着桶子和毛巾站在那儿，双脚打颤。见她出来，像有必须执行的任务一样，慌乱地靠近。

朱女士问他在做什么，飞飞弯着腰说，“我得做自己该做的事，给你们擦洗身子。”朱女士俯下身告诉他，“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接着他们母子坐在地板上聊天。飞飞一直在表忠心，“妈妈，只要你能让我继续上学，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我会孝顺的，等你老了我给你养老。”

朱女士和伴侣一边给飞飞剪指甲，一边告诉他，“我们的儿子进门了，是要得到很多很多爱的。我们从来没有施舍的意思，以后我们老了，就代表你长大了，再没有别的意思了，我们养儿不是为了防老，我们只是想看到爱一直往前延伸。”

在朱女士的社交软件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

“妈妈，你们要是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也不用我来清洗的吗？”

“肯定不用啊。”

“妈妈，大人随便打骂小孩真的是不对的吗？”

“当然不对。”

小飞飞说他在家里的时候，多用了一点洗发水，会被打个半死，他羡慕别的小孩的睡衣是成套的，“有个胖子老是不把饭吃完，他奶奶就在旁边哄，我很想上去帮忙吃。”

有一次他拿小朱的手机在玩，看到一幅画，具体内容是让孩子分辨哪个人才是真正的母亲。

他看了好久，说分辨不出来，“我以前的父母没有教会我分辨（爱）的能力。”

飞飞几次对朱女士她们说，“妈妈你们不要怕伤害到我，喊我吃饭还要敲门，我已经超级满足了，伤害多了，就没那么在乎的，我只要有一个小角落就好了。”

朱女士总是告诉他，慢慢学会爱自己，不合理的就不要去接受。

今年5月，我们去看过一次小飞飞，他完全变了个样。干净清爽，爱笑，我直接开门喊他出来的时候，他开玩笑地指出我的鲁莽，“你下次要敲门，得尊重我的隐私。”

我笑着向他道歉。同来的检察官和民警抱着他亲了又亲，“我终于看到一个活着逃离的孩子了。我以前办的案子，都是小孩被虐待致死而无力回天，我只能在晚上哭。现在看着他，就是希望。”

飞飞一脸羞涩，只是问我们：“我做得还行吧。”

在其他人鼓掌的时候，我却突然想到，那天在法庭上，法官问飞飞，“是否不愿意和妈妈住一起了？”

小飞飞站起来朝他妈妈鞠躬：“我不愿意。我不会恨妈妈，但我要是还愿意，镇子里的孩子就会遭罪。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以后别的小孩就没有选择了。”

当场寂静无声，只有法槌坚定地响起，孩子的声音，我们听见了。

那是当地法院受理的第一起剥夺监护权案例。

在这个案件里，刘焱面对很多道德指控。他是那个破坏规矩的“讨厌的人”。

但这场官司必须赢，这不是一个孩子的事。

刘焱说，在飞飞的村子里，小孩是不能和大人们谈对错的，只有成年人有对错。大人即使发现自己真的犯了错，也会有一句万能解释：“父母都是有苦衷的。”或者，“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错误和暴力，比正义和善行更容易被传递。

但飞飞之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刘焱告诉我：“这起案件算是在当地开了先例。接下来那里再有小孩被虐待遗弃，只要证据确凿并且有人出面，法院基本上都会支持剥夺抚养权。”

孩子的声音，正越来越多地被听到。

这是一次“讨厌的人”的胜利。在很多地方，汽笛在响起，代替寂静的孩子们说出内心的声音。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图：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