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颂斯谈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发此译文悼念指挥家，并附短序）

编译：张可驹

本篇是2016年，三联《爱乐》约我编译的九位指挥家谈贝多芬全部交响曲的一部分。其中，扬颂斯谈“贝三”，加德纳谈“贝五”，MTT谈“贝七”，夏依谈“贝九”。昨日惊闻扬颂斯做了古人，享年76岁，如今这实在算不得长寿。然而近十年来，我始终感到这位大师真的太累、太累了，因此惊愕过后，也唯有惋惜。翻出几年前的译文，寄托哀思，也作为致敬。

扬颂斯（Mariss Jansons）的职业生涯，从早年在列宁格勒做穆沙皇的助理，到奥斯陆时代的踏实苦干，再到竞逐柏林爱乐的“王位”而中途离场，最终执掌欧洲两大最顶尖的名团，在当代的指挥台上，实可谓英雄般的一生。如今人们的哀悼汹涌澎湃，但细思之下，对于扬颂斯的指挥艺术，国内乐迷长久以来的质疑何其之多。有人质疑其风格平庸，有人总是指责他无乃父之风（扬颂斯之父Arvid Jansons是苏联时代的指挥大家），凡此种种。

并且，扬颂斯当年与拉特竞逐柏林爱乐的“王位”时，自己选择离场，而后数年，拉特风头之劲，当真一时无二。可随着时间的发展，拉特的重心完全移至BPO，扬颂斯则同时职掌音乐厅管弦乐团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不说，还将其作为客席指挥的脉络延伸至无穷之广，BPO也在此范围之中。渐渐地，扬颂斯的音乐版图使他成为当代真正的“英雄人物”，其所受之尊崇，唯有年高德勋的哈农库特、海廷克等人可能超越。可惜，这样的英雄事业也带来沉重的负担，最终将指挥家压倒，使他无法作为这一代的楷模而继续走下去了。

然而，扬颂斯成就的事业终归不会被遗忘，在一个“后巨匠时代”，他缔造的音乐版图更显得熠熠生辉，无惧任何怀疑指摘。以下是扬颂斯谈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正文：

当然很难说哪一部贝多芬交响曲是我的最爱，它们都是奇妙的作品。可倘若你一定要我选出一部，《第三交响曲》最得我心。对我四十余年的指挥生涯来说，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当我于2012年，在东京灌录这首交响曲时，并不想刻意在自己的演绎中留下特别的，或是历史性的痕迹；但与此同时，那也是我与贝多芬联系特别紧密的一刻。

我相信《第三交响曲》代表了古典杰作所跨出的一大步，在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中，的确，你会感受到这是贝多芬的作品，但音乐同莫扎特、海顿的作品有很深的联系。尽管你在《第二交响曲》中已经能听到我愿称之为贝多芬之魂的东西，真正带来革命性转变的却是《第三交响曲》。该作使交响乐创作的方向完全改变。我观察作品的和声结构及全曲的构思，发现在你能想到的每一方面都有革命性的手笔。或许你会指出，贝多芬在《第二交响曲》中已经写过类似的谐谑曲了，但却是在《英雄交响曲》中，他写出了十足纪念碑式的理念。

第二乐章包含着难以置信的深度，采用变奏曲形式写成的末乐章则显示出一次大踏步的前进（译注：应指特别相对于古典时期的变奏曲传统）。第二乐章是一首葬礼进行曲，但首先，它是一首进行曲。在这首进行曲中，首先需要确认音乐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而非以八分音符为一拍。因为当你以八分音符踏出行进的每一步（每一拍），就会使音乐变得难以置信的缓慢。同样，你需要注意避免使音乐听上去激动不安。

或许，该作有些“浪漫主义”的气息，譬如在第三乐章，圆号表现出自然的意象（译注：以圆号象征自然是浪漫派交响乐的特点），但我不会因此称它为第一部浪漫主义交响曲。对我而言它是古典的，仅是在其内心世界及暴烈的音乐语言中，有着无比磅礴的思想。例如在末乐章，贝多芬表现第二主题所构成的宏伟高潮时仅用了三支圆号，双倍的木管乐器以及弦乐，听起来却仿佛包含了整个世界，这是马勒的风格。难以置信，这个人是怎样做到的？通过如此有限的手段，到达这样的精神世界。这是他曾经用过的乐队（编制），仅仅多了一支圆号。究竟是怎样的天才使他在“资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引入，并最终实践如此磅礴、深邃，宇宙般宏阔的理念呢。有些作曲家采用了成群的木管与打击乐器，音乐的内容与气概中的力量却无法与之相匹配。

临时记号（accidental）及半音散布于该作之中，可第一乐章清楚地以降E大调写成，第二乐章是关系紧密的c小调。第三乐章又是降E大调，所以在调性方面没有非常戏剧化的转折。在这方面，它是相当、相当古典的。在第一、第二交响曲之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不同，而在该作之后的“第四”，可能不是那么戏剧性的交响曲，贝多芬还是在每部交响曲的音乐语言中表达了一些新东西。

甚至在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已经写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他在其中表示自己已不想再活下去。这份遗嘱我读了很多次，它总是让我热泪盈眶，然而在同一时期，他写出了如此难以置信的音乐，充满了光明与乐观的情绪，有时甚至是幽默的。他拥有极为成熟、强健的心智，超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上，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当然，他曾希望将侅作献给一位伟人，所以这里出现的、音乐语言中的感受与理想之伟大，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表达伟大的、革命的理想。

尽管这是纯粹的音乐（译注：相对于标题音乐而言），作品却超越了贝多芬的时代所常见的传统风格的界限。它进入到更宽广的境界，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是人类创作的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音乐本身表达了如此之多，以至没有什么词汇可以表达我指挥这部交响曲时的感受。它是如此伟大和深邃。

我们可以假设和猜想，却永远无法确实的知道，该作在作曲家本人的时代是如何演奏的，因为同时代的注解，以及贝多芬身边的人所留下的标记非常难于判断。直到节拍器的标记受到关注，有人坚持它们是正确的，有人则认为并非如此。我们从贝多芬写给车尔尼的信中得知，当作曲家自己担任指挥的时候，整体上很难按照节拍器的标记来演，因为他运用自由速度非常频繁。有太多彼此冲突的指示，及其它许多证据证明，对于该作的演奏很难找到某种“决定性的”指导。我只能说，我们努力跟随乐谱的内容，但我反感那种单凭对于过去的假设而作出的教条性的决断。在演奏中，哪怕是演奏这部深入我心的作品，关键也并非是我想要什么。大家同心协力，仅是想阐明作曲家的愿望和他心中的音乐。真相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