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帕诗集后序

自译自《波帕的六组诗》略有删改

回忆瓦斯科.波帕

（美）莫顿.马库斯[ 美国著名诗人，波帕的英译者之一。]

1969年秋天，查尔斯.西密克自东海岸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说，波帕被邀请参加明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诗歌研讨会。国务院已经要求查理[ 即西密克。]去东海岸迎接波帕的专机。他知道我的第一部诗集是献给波帕的，还有过一篇长文对我和波帕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发表在南斯拉夫的文学期刊上——他建议我来作波帕在西海岸居住期间的东道主，并问我是否感兴趣。

接下几个月，我们计划并安排了这一次旅行。华盛顿之后，波帕在东海岸，在南方，在保罗.恩格尔于洛瓦大学设立的新国际翻译中心开展了几次朗读会。我到旧金山去接波帕，让他到我任教的卡布里洛学院朗诵诗歌。西密克还叫我同米沃什联系，让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斯拉夫语系的资助，也做一次朗读。米沃什从没见过波帕，他为此很是兴奋，并说要在波帕读完诗后为他举行一次家庭派对。

波帕来西海岸前一周，西密克打来电话，给我带来他最后的“指示”。这次在东海岸的旅行很顺利，波帕于华盛顿诗歌节的露面也大获成功，但查理想提醒我两件事。第一，不要同波帕谈论任何政治敏感话题，因为陪同他的国务院翻译似乎总想引诱波帕发表反铁托言论。至少波帕是这么想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要告诉波帕，我更喜欢红葡萄酒而不是白葡萄酒，并确保我手头有足够多的红葡萄酒，最好全是黑比诺。

“为啥？”我问。

“瓦斯科的第一印象很重要，”查理说，“他认为喝红葡萄酒的人更值得信任。”

“还有别的事吗？”

“嗯。国务院担心安全问题。他们知道沃森维尔有不少克罗地亚人，而波帕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塞尔维亚人。”

“不用担心，但我会留意的。”我答道。

初春时一个阴冷的日子，我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了波帕。他身材魁梧，步子有点跛，身高六尺四寸，一头黑发，一对忧郁的黑眼。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痛苦为厚重的眼袋加深。他穿着一件宽松而轻盈的棕色西服，没穿外套。

翻译为我们彼此作了介绍，波帕紧盯住我的眼睛，抓住我两只胳膊，用塞尔维亚语和我打招呼，在我脸上搜索答案。

“你喜欢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波帕问。

“告诉他红葡萄酒吧。”我用他问问题时那种忧郁的声调回答，当波帕听到我的回答时，他突然笑了，把我抱在怀里。

“Good ，good，”他说。

波帕和我手挽着手走到行李区，对走在我们前面的翻译做了个鬼脸，还翻了翻白眼。我点点头，表示我了解情况，他松了口气。瓦斯科只会说几个英文单词，对我不懂法语表示很遗憾，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巧妙地克服了语言障碍，在没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在森林里散步，交流起来很困难。

我拿着他们的手提箱，开车沿海岸前往圣克鲁斯。翻译说，波帕想看看太平洋，这很棒。我本就打算在去圣克鲁斯的路上带他去看看大海。

当我们沿蜿蜒的海岸线行驶时，波帕变得越来越兴奋，疯狂地说着什么。

“波帕先生要求我们停在海洋附近，”翻译说。

我也一直计划着，当我们接近我最喜欢的海滩之一时（那是一片广阔的沙滩，被低矮磨蚀的悬崖环绕），我停下车来，告诉他说这是比恩谷海滩（Bean Hollow Beach），西班牙语叫Frijoles（菜豆），翻译解释了我的话，波帕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西班牙语。我把车停在海滩的一个小斜坡上，我们从车里挤了出来。

天气依旧阴冷。波帕跑在我们前面，他的棕色衣服翻滚于海风中，他从一片草丛跑向另一片，这儿抓把肉叶，那儿抓把野花，直到他已抱了满怀。然后他大步走进冰冷的大海，海水直没到大腿，把他的花束扔进水里，波帕说，这代表南斯拉夫人对太平洋的问候。

我们结束了“大海之旅”，车里温度很高，但波帕依旧牙齿打颤。

或许可以说，波帕是浮夸的，但他绝不是小丑。他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人，同时也有一种善于表演的精明。但有些时候，甚至在聚会时，即使许多人想见他，他也会沉入一个黑暗乃至痛苦的内心世界。

我们设法找了半打会说法语的朋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交流，这位国务院翻译显然让波帕很恼火。他们一起游遍了全美国，但波帕始终认为这家伙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如查理所说，他不断试图引诱波帕发表反铁托声明。

波帕和翻译住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不同房间里。每天早上吃完饭，我就把他们带回我家。波帕在山里最感放松，和我的大女儿迦娜一起玩，对我最小的女儿瓦莱丽做鬼脸，还和她们一起跳舞。有一次，他在海滩上发现一枚红宝石戒指。那天晚些时候，在家里，他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戒指，把它送给迦娜，发誓要在她长大后娶她为妻。他很有魅力，是个天生讨女人喜欢的男人，喜欢奉承我的妻子威尔玛。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他依旧经常退入一个充满鬼魂与折磨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与翻译一同工作，为波帕在卡布里洛和加州大学朗读诗歌做准备。他拿来了查理翻译的几组诗——“游戏”，“骨头与骨头”，“哈欠中的哈欠”，“白卵石”与“小盒子”。我也有《游戏》组诗和其他几首零散的诗，是我在旧金山认识的一位南斯拉夫专家翻译的，我还曾根据安.彭宁顿[ 《波帕诗全集》的主要译者。]的译文（这些译文几年前出现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波帕诗选》里）改译出几首自己的译文。有了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同版本，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新的，合成式的翻译，这些译文就成了波帕的朗诵稿。翻译对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他的译文是准确的，但仅仅是字面上的亦步亦趋，没有考虑到诗歌中丰富的隐喻和深层含义，我则在一行一行诗中凭直觉了解到这些，对此我感到很惊讶。波帕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几天来我们越走越近。我向他指出彭宁顿译文的局限性，这与国务院翻译的局限性类似，不过波帕对她很忠诚，毕竟她是他最初的英语译者，也是“官方”译者。最后，他坚持要我把我们的版本交给查理看，他认为这是最好的版本，他告诉我，查理正在为诗选的出版作准备。几年后，当我和查理一同翻看这些组诗时，他非常喜欢，但是，唉，那时他个人译介的诗选已然出版。不过这些合成式的翻译的确推动了查理与我对波帕其他诗歌的合作译介，尤其是组诗《把我的小破布还给我》。

下午，我和波帕通过他的翻译和我在卡布里洛找来的会说法语的朋友聊天。我们谈到了欧洲，战争，他对我诗歌的影响，以及我们各自进行着的创作。他谈到了他在贝尔格莱德当数学教授的妻子，他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我觉得，他沉思默想的部分原因只是单纯的思乡之情。

我带波帕去各种餐馆，把他带进大学让他去我的班上讲课，学生瞪着他看，仿佛他是个奇怪的人种或者一只动物园里出来的生物，主要是因为他说话时那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冲击着他们的耳膜，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音调。但是波帕温暖友好的微笑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他是位国际名人，所以在翻译重复他说的话前，他们就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演讲。

每节课或同事聚会结束后，我们去餐厅或者酒吧，在那里波帕会灌下大量红葡萄酒，陷入一种梦幻般的寂静。过了一会儿，我有了这样的印象：他与别人见面时，他都是在表演，当谈话结束后，他会筋疲力尽地退出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内心的痛苦。

我不是像把波帕的举动浪漫化，我不想如此。在个人层面上，很多次他似乎难以同我交流，但这很可能是语言上巨大的障碍。我还认为，他这种内心的痛苦其实是生理上的病痛，因为他有三处溃疡，他认为白葡萄酒加重了他的病情，因此得喝一定量红葡萄酒来抑制。他说红葡萄酒能像治疗药水一样束缚住溃疡。无论他的疼痛究竟性质如何，我都看见过他多次咬牙切齿。

他到达三天后，我们去卡布里洛朗读诗歌，翻译重申了安全问题。虽然通知了校园警察，但我觉得这种担忧可以忽略。尽管圣克鲁斯大部分斯拉夫人都是克罗地亚人，而波帕是塞尔维亚人，可我仍无法想象会出问题。我预约了学生会的自助餐厅用于朗读，先前已把桌子挪走并放了二百张整齐排列的椅子。我让当地的所有报纸进行宣传，包括《圣何塞日报》和《旧金山日报》。我还从几家社区电台要来了朗读用的磁带，但依旧担心我的准备工作能否吸引到一群体面的人，尤其是因为波帕和翻译都不高兴地谈到他之前几场朗读会都没来多少人。他们俩用苦涩的语调，多次说起他在新奥尔良的最后一次朗诵活动，那是在杜兰大学，他们和主持人一起来到那里时，发现礼堂一片漆黑，锁着门。最后他们为主持人，他妻子和礼堂的看门人念了一遍。

我本不必担心。在我和同事的安排下，不仅数百名学生到场，似乎所有沃森维尔的克罗地亚人全都来了。200个座位很快坐满，学生和城里人都站在墙边和通往自助餐厅的门口。

晚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波帕非常感动。在朗读前，许多沃森维尔来的老克罗地亚人走向前来，用塞克语问候他，告诉他他们的家庭来自这古老国家的某处，并表示他们的喜悦，许多人都邀请波帕拜访他们，可惜的是我们的时间表已然排满。如此多的问候与介绍使得朗读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但每个人都很有耐心，且乐在其中，他们环顾四周，认出邻居或同学，享受这一盛事，人群中弥漫着期待的情绪。

我不想让听众的兴奋情绪消失。我拿出波帕诗歌的英译本，介绍了他与他诗歌的性质，详细介绍了每首诗的内容，它们是如何运作的，需要留心些什么，并进行了朗读。组诗《骨头与骨头》引发了剧烈的笑声与骚动。我解释说，这是埋了一段时间的两块骨头间的对话，但每块骨头都保留着它所属的人的个性。我还说，这就像《等待戈多》中戈戈与狄狄之间的对话，在波帕用塞克语，以两种不同声音朗读了组诗的原文后又读了一遍。朗读结束，听众跃起，为波帕热烈鼓掌，长达五分钟之久。

起初他谦逊地鞠了一躬，但随着掌声的继续，他热泪盈眶，用手捂着心口，低垂着头表示感激。当欢呼声平息，听众席上五六十名克罗地亚人连成一条线，每个人都热切地同波帕握手，用塞克语向他祝福。

那天晚上让人情绪激动，我们和十个朋友一起离开，去了一家我安排的餐馆，吃了顿饭后小吃——当然少不了红葡萄酒。波帕带来一大堆酒来，但已经消耗殆尽。他的胳膊不停地落到我肩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亲近，因为朗读比他想象的要成功许多。在这四天的丰富经历中，我满足了他每一个要求。波帕通过翻译告诉我，我把他照顾得太好了，他带着深情地微笑对我说：“my slave”同时我们也学会了通过点头和眨眼，不用语言进行交流，尤其考虑到翻译可能造成的麻烦。

翻译无疑是个马屁精，自从机场见面以来，他那始终不变的微笑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当波帕离开房间时，他会把我拉到一边，阴谋地耳语，暗示我不知道啥啥啥，暗示我们是美国人，而波帕，说到底是位共产主义者，而我应该......应该干啥？没明确的说，都是些暗示。这家伙让人很恼火，在一个午后的鸡尾酒会上，我学校的同事也在座，这人靠在椅背上，点着头，面带微笑，仿佛在收集些个信息，预备提交给华盛顿一份报告。或许是我看了太多间谍电影，或许是波帕的主观印象占据我全部的身心。但翻译的行为种种显然在影射，没别的，就是令人不安。

我们十个人朗读完毕去了家餐馆，这群人中有位法语教授，她是位很有魅力的女性，穿着漂亮，一头梳得很齐的棕色短发紧贴脑袋。她和波帕无恶意地调起情来，用法语叽叽呱呱地说着什么，每隔几分钟就中断一次，用英语向餐桌上其他人解释一阵。

酒继续上桌，还是我的一位学生端来的呢，这家餐馆挺不错，酒也很棒，波帕享用各种各样的精选加州黑皮诺，不时转向翻译，那人正对着他喃喃低语。

尽管他每天都喝大量的酒，但看上去波帕很少喝醉，不会朗读会兴奋的回潮似乎削弱了他的体质，他很快醉了，笑得太开心，对翻译的嘟囔也越发恼火，突然，他噌的一下窜起，把手伸进屁股兜，自皮夹里掏出一个本本，啪的一声拍在桌上，用塞克语大喊了几句。翻译偷偷地回到他椅子上，脸先是变白，又慢慢涨得通红。波帕依旧站着，转向那位女士，激动地用法语说了几句，她立刻为我们翻译。

“瓦斯科说他已受够这些花言巧语，已经把他的共产党党证拍在桌上，让那小子看一看，他永远是个党员，因为党证是用鲜血染成的。”

波帕坐下来，用一种紧张且从容的声音，通过这位女士的翻译说到，在二战头几年，他和其他年轻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关进了集中营，知道他们随时可能被处决，整个营地都冲过铁丝网逃跑了，迅速逃入南斯拉夫不同地区。波帕，跟着一群人，跑到山上，加入了铁托，为铁托而战，直到战争结束。

他说完话，我们沉默，我想我已然对波帕时或沉入内心世界的原因略知一二了。至于那位翻译，那天晚上他的花言巧语戛然而止。

几天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一场站立式朗诵会，在米沃什家里举行了一场热闹的聚会，两位大师频频碰杯。随后波帕和翻译去往东海岸。我们满怀深情地告别，他吻吻我的脸颊，眼里含着泪水，用蹩脚的英语低声说道：“My Little Slave”我们交换了地址，他命令我去南斯拉夫，邀请我去斯特鲁加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诗歌节。

每年我们都通过朋友互相转赠纸条与祝福。最后在1989年，我们终于得到机会，约定在他贝尔格莱德的公寓会面。我和第二任妻子的公婆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度过一个星期，当我到达那里时，家里没人，楼下一个店主向我解释说，波帕两周前摔断了腿，正在达尔马提亚海岸某处修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离他住的地方不到十里路。我不得不从贝尔格莱德飞向雅典，机票不允许退，在那天晚上飞往雅典的航班上，我写下一首诗，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楼下一个胖乎乎的小店主

不会英语，他抬起大腿

往右边跳，试图告诉我，

这位诗人摔断了腿，正在

百英里外的海边修养。

艾略特的形象再度浮现：

老鱼王重焕生机，大腿上的

褶皱——印出他的无力，

瘸腿跳动，这是店主滑稽的

哑剧所暗示的意思之一。

另一内涵在于此处诗人的缺席

没有诗人用精确地词语

完美地描述人类此刻的不完美。

我再没能遇见波帕，他于两年后去世，享年68岁，时值南斯拉夫解体，内战爆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