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选摘
p016 军制问题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p016 宋仁宗时期的保守派和实务派
“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p017 范仲淹改革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
……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p031 辽国五京
由于这些山脉的存在，一旦出现战争，各部分国土之间很难协防。为了管理这些破碎的领土，辽国不得不采取五京制，也就是在不同的碎片上一共设置了五个都城，这五个都城各自负责自己片区的防御。
北面的上京临潢府（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位于大兴安岭山麓，是辽国的发源地，同时也负责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蒙古人、奚人等。
中间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的大明镇）位于大兴安岭、燕山、努鲁尔虎山、松岭四大山脉中间的空地上，是连接所有土地的交通要道，这里负责沟通四方领土。
位于东面的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是一个富裕的地带，这里主要防御的是高丽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来又防御东北的女真人。
至于幽州，就成了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北京西南），它的防御主要针对南方的北宋，同时也是主要的产粮地，更是皇帝最常驻扎的地方。
同属于十六州的大同府（云州）则成了辽国的西京，主要防御西方的西夏，同时也和北宋的山西部分接壤。
辽国虽然已经成了集权国家，但它的集权程度远远达不到汉人的标准。比如，北宋也有五京，可是北宋的官僚系统都设在了东京汴梁。辽国的官僚机构却设在了不同的都城，燕京是负责财政收入的三司所在地，因为这里最富裕，离北宋也近，便于接收岁币。西京是转运司所在地，也是因为与北宋接壤。中京由于位于中间，是负责财政开支的度支部所在地。上京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设置了盐铁司。东京是契丹较早的粮仓，也是辽国赖以发展的大本营，这里设立了户部和钱铁司。
这样的五京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问题的，共同组成了辽国的防御体系。但是，当一个新兴民族崛起时，人们却发现，辽国的防御体系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它的东北边境。
p227 道教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宗教传统从东汉末年开始，源源不绝一直持续到现代，那就是道教。所谓道教，与哲学上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理论，强调一种来自“玄”或者“无”的自然观，在社会上强调简单，减少政府干预，回归自然状态。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号称来自道家哲学，也强调到自然中去放纵自己，但在组织上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变种，强调对于君臣礼法的遵从，是一个听话的宗教。他们总是依附于统治者，希望统治者在吃鸡时能够分一块鸡腿给他们，而他们崇尚自然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实际上是为了入世。
比如，道教中一大分支全真教，在创始人王喆（王重阳）时期，由于天下大乱，他选择了隐藏起来；但他的弟子丘处机（长春真人）就不一样了，当成吉思汗需要长生不老药时，立刻找到了丘处机，他随即放弃了所谓的隐逸，万里迢迢从中国山东到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去见成吉思汗，试图分一块肉。但由于他“没有长生之药，只有卫生之道”，成吉思汗不感兴趣，把他打发回去了。
道教的组织化和对权力的崇拜接近于汉代的儒教，但它又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叫作“法术”。儒教从来不重视法术问题，但道教的法术却是五花八门，大致分为炼长生丹、堪舆和奇门异术三类。炼丹又分为炼外丹和炼内丹。所谓外丹，就是用雄黄、水银加上各种矿石，炼成金丹，服用后就可以长生不老。所谓内丹，也叫练气，在唐代盛行，就是什么实物都没有，只要练习吐纳，就可以在体内形成内丹，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由于内丹比起外丹更加简单，所以内丹的流行程度逐渐压过了外丹。
所谓堪舆，指的是道教的一些“实用”技术，主要是勘察风水等。
所谓奇门异术，则包括得更加广泛。最典型的是清代末年的义和团，人人都声称可以刀枪不入，但他们一旦进入战场，就迅速倒在了欧洲人的排枪之下。也许现代人对于义和团相信超能力到不怕死的地步感到吃惊，但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奇门异术作为一股暗流，始终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便皇帝也会相信有所谓的仙丹、奇门异术，他们盖宫殿、建坟茔也都会找道士去堪舆。
在道教中，炼丹属于较为上乘的功夫，特别进入到练内丹阶段，就已经无法验证真伪了，不用担心被戳破。堪舆属于中乘功夫，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但又不把它当作很神秘的事情。奇门异术属于下等道教，因为它可以被验证，比如义和团，弄得不好，不仅面对西方的排炮就把性命搭进去了，还会贻笑千年，聪明人自然要避开这个坑，只有愣头青才会走上奇门异术这条狭窄的路。
p240 皇帝出城
皇帝亲自出城，对于金人与宋人的意义是不同的。作为游牧民族的金人并不把皇帝亲自出城当回事，他们的首领以前常常冲锋陷阵，谈判更是亲自参与，既然攻克了首都，皇帝亲自参与谈判自然是最起码的礼节。
但对于集权帝国的子民，皇帝出城却是极大的稀罕事。宋朝的皇帝就如同是蜂巢里的蜂王，他们只躲在柔软的巢穴中，不会冒任何风险，更不可能直接前往敌人营地。金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对于宋人却是奇耻大辱。这可以看作是文明冲突的一部分。
p339 中国历史的钟摆
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在一个巨型的钟摆中震荡。在钟摆的一端，是“忠君爱国”式的教导，并将爱国扭曲成对权力的无限服从，不准反抗，百姓全都浑浑噩噩地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时，皇帝的权威是无限的、不容怀疑的。可是一旦皇权倒台了，百姓立刻就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者，恨不能对以前的权力进行无休无止的侮辱与谩骂，如果有可能，甚至不惜直接动手将前皇室撕成碎片，这就到了钟摆的另一端。
在这两端之间，却缺乏中间状态——“家国情怀”。所谓的“家国情怀”就在这忽左忽右的不成熟中震荡了两千年。
皇帝大都也知道自己享受的无限服从，不是来自爱戴，而是来自武力，因此在任上时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权力牢牢控制，试图让人们明白不忠诚的下场，用暴力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将脆断的那一天尽量往后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