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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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 所有文章都有出发点和立场。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左翼内部批判，因此不讨论左翼之外的问题；

2. 反对知识和真相的后现代左翼会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3. 这篇文章不直接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相关；

4. 太长不看的话，总结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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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社会评论的姿态问题，在不同场合聊过很多次了（在豆瓣上的话，比如这里和这里）。这几条广播谈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学左翼理论不是为了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坛，让自己站上去俯瞰众生的。一旦理论变成神坛，只会生搬硬套理论的知识分子就难免傲慢地用理论的框架来鞭打和否定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不完美的实践。而政治实践总是不完美的，总是有风险也有缺陷的，永远不会有一个让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上完全满意的实践。墨守成规的左翼知识分子只会固步自封，空有精英主义的姿态，实际上在政治上极端无能。这还是相对好的情况。更严重的情况是，如果固步自封的左翼精英占据抗争话语的话语权，那么他们会霸占左翼话语的大量资源，使真正在一线的行动者无词可用。这点上就不展开了，实例可以参见敝国的一大批国家主义左派。在各个后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其实都有；哪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占用抗争话语的现象也不能说罕见。

不管从哪个政治立场出发，每种从现实出发的社会批评都有精英主义的风险，但对于左翼来说这个风险尤其大，因为左翼往往以站在劳苦大众身边作为自己的立场，反对精英主义。如果左翼自己犯了精英主义错误，那看起来就动摇了自己的根本立足点，显得「双标」。因此左翼知识分子需要时时自省，需要不断让自己意识到，自己是自己所批判的社会现实中的一部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不仅带有自身立场的利益和局限性，也拥有特权。换句话说，自认左翼的知识分子，永远需要提醒自己精英主义的风险。

这只是姿态问题的一面，下面讲另一面。另一面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有精英主义的风险」 这个批判一样也是可以被到处套用的。这恰恰是因为所有反思都需要与社会现实拉开一点距离，哪怕是最从受压迫的大众的立场出发的反思，也需要这个反思的距离。

数十年前，无论是激进左派（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还是自由主义中间派（施克莱，《平常的恶》）都对社会中的受害人身份（victimhood）抱有一种怀疑。霍克海默觉得，受害人身份保证不了受害者对自身所处的困境有真实的认识。因为既然人被压迫，他的认知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这本身就是压迫的一部分。施克莱觉得，受害人身份保证不了受害者在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因为很多受害者摇身一变掌权的时候，做出和当初的施暴者一样残酷的事。

受害人身份保障不了知识，也保障不了道德地位，受害人身份能保障的是作为受害者所经历到的、那些施暴者所经历不到的事。他们因此有更厚重的生命体验，也会成为潜在的反抗者。之所以受害者只是潜在的反抗者，而不是直接的反抗者，可能是因为他们尚未认识到自己被压迫的本质；可能是因为他们尚未能够正确地识别出压迫的结构，识别出谁是压迫他们的人（所以有可能做出无意义的残酷暴行）；也可能是因为受压迫的他们，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需要左翼知识分子：称职的左翼知识分子，会站到受害者的角度上，帮他们认清被压迫的本质，帮他们识别压迫者和压迫的结构，帮他们连结起来，形成有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

在左翼的视角里，行动的主体是大众，知识分子光凭自己的力量是代替不了这个功能的。但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去和「大地上的受苦者」站在一起，去帮他们用受害者身份的理论建筑行动的能力。这个「用知识和受苦者站在一起」的过程，不体现在「批评还是赞扬受苦者」这种肤浅的态度层面上，而是体现在能不能为受苦者提供他们不见得有条件获取的知识。因而这个关系，永远都是带有一层精英主义的色彩的，只要我们假设，受害者不能轻易直观地认清所有的压迫关系，也不能轻易地自发形成反抗的力量——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压迫的一部分。但这种精英主义，是一种策略性的、有意识的精英主义（intended elitism），它要求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利用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某些优势和特权，去为没有这些优势和特权的受苦者服务。

这层精英主义是不会被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自省消解的。如果反思和自省可以消解特权，那么特权就不会成为特权。知识分子应该自省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应该警示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应该主动从受苦者身上学习那些他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的压迫和苦难。但他无法消灭这层精英主义，也不应该以消灭这层精英主义为目标。因为失去了这段反思的距离，他就失去了策略性运用自身特权来为受苦者服务的能力。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这样做，那他面对的是和开头那种「为神坛上的理论撞钟」的知识分子不一样的一种风险：民粹的风险。他可以攀附上任何一种大众中的主流观点，声称自己永远都站在大众身边，但丝毫不影响他对社会的结构性进步毫无贡献。

总结来说，左翼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姿态问题，是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个黑白对立的正义与邪恶问题。如果知识分子忘了自己总有一层精英主义色彩，那他很容易站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高地上，硬搬经典理论来臧否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不完美的政治实践。这样的知识分子，政治上是无能的。但如果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某甲认为自己可以靠反省来消灭自己身上的精英主义姿态，从而达成 「始终和受苦大众的立场和观点保持一致」的成就，那这不仅是一种幻觉，更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对于受苦大众而言，某甲没有为他们提供知识分子本应提供的、超越他们局限性经验的知识和力量。对于某甲而言，他获得了一个左翼视角里的至高光环——「始终站在受苦者身边」。这层光环既可以成为打压异见的紧箍咒，也可以成为个人崇拜的基础。

这不影响知识分子本人同时也可以是行动者。抗争不在书斋里完成，读左翼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行动。知识分子可以有多重身份，可以自己参加组织工作，自己参与行动。但只要社会结构不完全平等，就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更良好的出身和教育机会获得一些更底层的人无法获得的知识，知识分子的身份就始终会存在，姿态问题也就始终会存在。试图抹杀自己身上的精英主义色彩，从而规避精英主义的道德风险，是一种自残，也是一种自欺。对左翼而言，政治行动的第一目的不是规避风险（因为所有政治行动都有风险），尤其不是规避某个个人身上的道德风险。

霍克海默是批判理论家里最常被指为精英主义者的人之一，但他骨子里仍有一种民主派的底色。这种民主派底色不一定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相反体现在教育理念上。左翼社会批评的民主底色，并不是体现在直接拥抱所有受苦大众抱有的理念和常识，这是民粹。左翼反对知识分子的特权，但不反对知识本身。左翼社会批评的民主底色，体现在一种信念，一种坚信所有受苦大众都能通过适当的帮助建立起自身的知识和信仰体系，来理解社会、理解他们自身处境的信念。这是民主教育的「信仰之跃」，用葛兰西的话说，叫「人人都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