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法（Cacciari, Massimo）

第七章 敌人的法

但是，是谁打破了阻拦者脆弱的堡垒？是谁注定要压倒它们？在这里，普遍法则又一次呈现为某种面貌，只有通过历史的有效的自我表征才能够存活下来。那么，敌人是混乱（chaos）吗？源初混乱回归，各种形式在一种大火（ekpyrosis）1中崩解，从此新永世（ab integor）也许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如我们已所见，混乱很明显不是敌人。将所有个体平等地包含于自身的“有朽上帝”的形象被打破，代表的权力被削弱——本来通过这种权力，代表的个体确信自己能够包含那些其所代表之物，然而在这种危机之中，出现的既不是法律和命令的绝对简单的缺席，也不是无序主义（anarchy），也不是新永世的预告。如果因为离道反教终结了历史，混乱无法意指一个能够给各种尚未被接受的可能性提供空间的开端（Opening），它也就无法等同于尺度的纯粹缺失，如施密特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尺度的缺失（das Masslose）最早被尼采、后来被西蒙娜·薇依看作是现代的本质。不法（Anomie）是新的秩序，新的法，属于敌对者。这是一个建基于其胜利的“社会”，将一直维系到终末。不法的迹象就是敌基督的迹象，这就好像基督的迹象创造了永世，在其中，时代和阻拦权力能够塑型和生成。

同样的，正如同“有朽上帝”的身体由公民（cives）的诸体所构成的（尽管这里的身体指的是实在的现实性，身体和精神的混合体（synolon）2，设定每个个体都已经审慎地赞同了建立国家的契约），敌基督的身体也是由诸多敌基督者的力量构成。卡尔·施密特认为前者建基于或植根于“大地正义”（justissima tellus）3，是秩序（Ordnung）和场域（Ortung）的统一体，而后者则是不能忍受任何限制的普世动员；清除一切气质风俗（ethos）将会导致所有政治权力的“去实体化”。4但是，这些工作仍然是政治实践！由于无法忍受任何“来自上层”的权威（auctoritas）和任何“超越性-主宰”的命令，力量受激而涌动着，甚至于驱使力量运动的法都是在其自身本质中生成。这种力量永远只服从自身。保罗说，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神圣法（也可以说“自然或神”（natura sive deus）5）追求与命令的统一，由之而来的和平造就了“有朽上帝”。每一种权力都“正当化”了权力意志，权力的界限也正是统治欲望（libido dominandi）能够满足自身之处，敌对者如是回应道。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拟制（fiction），这指的是拟制的字面意思，没有任何自身的本质。在终极偶像的卓绝力量面前，所有偶像都消失了：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他们所能的所有权力，没有任何外在的界限。然而，他们的意志却被卷入了6这个偶像的网络之中，他们都跪拜在偶像面前，成为一体，每个人在其中都是完全一样的，所有人成为了无限的诸众。敌基督的身体是这样形成的，就如同一个末人的“社会”一般。他们赋予“一群羊”以生命，但这个羊群却无法忍受牧羊人，因为内在的“牧羊人”能够在他们自身中发号施令，指挥每一步行动和思想，并且宣称“让幸福按照你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辰？”；人已经完成了；“这时代来了，人不再射出超越人的渴望之箭”（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

由敌对者所代表的末人将要面对之物，并非是无序（anarchy），而正好是其对立面：本源（arché），本质和法则，代表的观念以一种颠倒阻拦者形象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敌人“代表着”末人，后者构成了前者的身体和力量，前者许诺后者免于“代表”的自由，许诺后者完全的自主性。敌人解除了所有可代表性，才得以能够代表。只有被剥夺了所有代表性权力的末人，才能够经受敌对者的秩序。对他来说，同义于暴力和压迫的被代表（being represented）走向了终结，在其终点出现的是末人所崇拜的自我的偶像。通过这种方式，不义（the Iniqiutous）涌现了，反对一切阻拦者，甚至于要将它彻底去除。不义“代表着”末人不可涵束不可表征的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所有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都变得不可表征：即使是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能力的观念。不可能通过纯粹自我-封闭的（self-enclosed）内在性的相似来塑造超越性，正如同不能以上帝的超越-实质（essentiality）的相似来塑造。与末人力量的对抗耗尽了弥赛亚时间，就不再有终末（End）或者例外，只有个体欲望（appetites）重复的满足。在被需求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分割的永无止境的时间延伸中，末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初愈者>）无限回归。然而，在其不好客（inhospitable）的个体性中，他却是可以设想到的最具有依赖性的存在——他依赖于能够保证这种生产-再生产的普世系统。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都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网中，被敌对者的权力所捕获，毫无能力超脱其中。他的时代——他宣称不仅能够完成历史，还能够完成“人类”这一种族——身陷网中。网与十字架的标志正好具有形而上学差异，具有激进的“敌基督性”。网以一种扁平化的方式辐射开来，其“计划”是废止（annulling）终末-弥赛亚时间的真切意义——在全球场域的此时此刻（hic et nunc）中。与之相反，十字架标志着永恒（Eternal）不可预见地打断了延伸的时间（distensio temporis）——这种永恒总是在延伸的时间的维度上表征自身，与此同时，揭示（reveals）自身。

在网中，似乎每一种关系都能够计算，不能被化约为计算的就是虚无（no-thing），末人身置其中“得保安全”。敌对者超越了早由教会教父所暗示的本真的平庸的（plebeian）形象，在俄国大地十九二十世纪的天启时代，从索洛维约夫（Solov’ev）到弗洛伦斯基 （Florensky）的伟大俄国“奥义”（mystics）重新发现了其恶魔的-无序的（diabolic-anarchic）面孔，并将其命名为和平者（Placidus）7。他渴望与每个个体的需求和信仰“平安稳妥”。所有与其领地的“装置”（apparatus）8无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心灵”的私人问题，是无价值的（indifferent）梦或者幻象。这种网的统一体伴随着主权对“价值冲突”的漠不关心，而“价值冲突”现在也无-涉（in-different）主权，甚至于都不值得去比较，或者直接化约为它们的经济（economic）意义。每当经受质问之时，所有涉及到存在的迷狂（ecstatic）意义的信仰和信念都必需呈现为估算（evaluations）。和平者反转了悲剧性的尼采问题，不再是经历了上帝之死之后如何才能够生存，不再是假如我们寻找上帝，我们如何才能够假装永生和永恒回归。责任降低为了关心个人利害（interests）的满足和对自身“相关”之物的追求，而不再回应超越其上的任何东西，自身完全“无知”（innocent）于超越其视域之物，这就是末人的准则（maxim）。这样一来就不再有义务（obligation），法也只是满足于监护（tutelage）的需求。阻拦帝国以及世俗和属灵权力的时代冲突似乎在这种末人（this last one）的力量面前消融了。他就是离道反教，完全脱离（secessio）了所有应当去抵挡敌对者的力量的形象。

然而问题又回来了：我们必须抵挡吗？阻拦者真的能够容忍和期待末人的到来吗？从弥赛亚的视角来看，只能够以服从道（Word）的名义来抵挡，关键点并非是什么时候，而是如何等待，需要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并且不退却。每一种尘世力量都被“遗留”下来，内核被掏空，本质上是无-力（im-potent）的，然而这并不是遗留下来“无序”地对抗。这种尘世力量仍在运作，它的工作是必要的，它有多虚弱，它就有多服从。无论对政治主权来说，还是对能够基于诚恳祷告和盼望建构持久共同体的某种属灵权威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令人忍受的结论。无论我们赋予“抵挡”什么含义，“抵挡”都在时间中卷入了此世（in hoc saeculo），这迫使我们回到阻拦者其各种疑难的和矛盾的形象。只有阻拦者可以涵束（contain）敌人，阻拦者才是如此矛盾和窘迫。

只有在他通过末人来理解诸众，他才有可能涵束敌人。确实，阻拦者所面对的城邦（civitas）始终处于内战（stasis），各种价值之间的“内战”（civil war）之中，处于敌友关系之中——是敌是友都需要面对一种终极危险，但是阻拦者将这些都理解为僭主，加以否决。阻拦者想要将价值化约为只可被估算的东西，将各种关系化约为相互交织的、由纯粹的视角所构成的网，这样一来就将切近的危险（the risk of proximity）化约为了平等主义。在这种努力下，似乎他只能够在和平者统治的意义上来理解内战的终结——和平者也就是所谓敌对者的最后伪装。通过这种方式，他似乎宣告了天启，而非为天启做准备。保罗的基督教通过了终末的大震荡，将自己带到了切近天国的位置，而阻拦者更接近于在自身之中“保全”末人种子的离道反教。很显然，不限于帝国形式的权力（potestas）仍然有着来自上层的权威（auctoritas）光环：从这种视角来看，公民（cives）也被看作是终末式“开启”的未来（futurus）。但是，装置的内在力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装置的法仅仅是其功能得到发挥的条件。这种或许标志着已经跨出永世（the Age）的不同之处在于，当阻拦力量位于终末的视域之中时，它不得不承认自身的虚-弱，而另一方面，敌对者的秩序制造了个体意志中的普世法则的内在性，个体声称要消除任何他者指涉（reference）和任何高远之物（ulteriotiry），从而明确敌对者的秩序是不能够超越的，由此否定了任何超越性可能。

阻拦者涵束着将临的离道反教，甚至预演着离道反教，以此它走向了自身的死亡。在终末的世代交替下，他发现自己将被自身所“培育”的种子所清除，甚至会厌恶这颗种子——这让人想起了“来自上层”的权力与帝国、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意志相互斗争的永世（the Age）。然而，当阻拦者不得不在萌生“自下层”（from below）的内战（stasis）中“提供安全”，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来虚弱自己力量，并不得不消除所有矛盾的迹象，其势头（current）只有在人力无法解决的最终对抗下才能够涌现。阻拦者在涵束上有多强大，它在预言上就有多无力。假如它真的能够预言将临之物，它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所以，什么是它自身甚至不能预感到的呢？它不能预感到敌对者的秩序是一种有效的（efficacious）秩序，也不能预见敌基督性（antichristicity）和法（nomos）也许不会走向暴力冲突。在敌对者的表征中，他所能了解到的只有无序（anarchy）的废墟。它没有将敌基督看作是敌对者之网所捕获的末人，而是将其作为“革命者”（revolutionaries）；它恐惧例外（exception）的威胁，而非是同一的再生，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例外才是最核心的。它没有意识到的是，恰恰正是这种保守的（conserves）力量才真正产生了末人。

Cacciari, Massimo. The Witholding Power. Chap. 7

1. ekpyrosis: 大火。这是斯多亚哲学的术语，意味着“大火中的转变”——英译者注。 ↩︎
2. synolon(σύνολον), 混合的整体。——英译者注 ↩︎
3. justissima tellus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诗行 460：“fundit humo facilem victum iustissima tellus”（大地，正义的典范，从土壤中涌现出来）。——英译者注 ↩︎
4. G. Marramao 的研究（2000, 2003）帮助我理解了关于政治的和社群主义-世俗的秩序的各种有机视野的没落。Natalino Irti（2006）也曾从法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时代转向的后果。 ↩︎
5. 对斯宾诺莎名言的倒置，把“神，或者自然”（Deus, sive Natura）调整为“自然或神”（B. Spinoza, Ethics, IV, Preface）。——英译者注 ↩︎
6. irretite 来自于 irretire：用网来抓，就好像捕鱼一样；同时也意味着欺骗，有技巧地引诱。——英译者注 ↩︎
7. Placidus（和平者）对 Cacciari 来说是敌人（敌基督、邪恶）一个重要的属象。这并不是基督的对立面，而是离道反教。同时可见帖撒罗尼迦前书 5：3 ：“人正说平安稳妥……”——英译者注。 ↩︎
8. Apparatus 来自于 dispositivo（来自于法语 dispositf）。福柯使用这个术语，指的是各种结构的整个机制（mechanism）（体制的、认知的、身体的、抽象的和行政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提高和保持权力。在英语中，dispositif有多重翻译，比如说 apparatus，machinery，device 和 construction。——英译者注 ↩︎